老子五千言

汪容甫 《老子考異》一文，所論精澈，茲全錄之如下：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共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

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

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 、《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已篇》與《列子·說符篇》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迹不見於《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

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為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

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將段乾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韙矣。”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

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樅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註：“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樅，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閭”註：“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註：“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於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將《老子列傳》中之主人分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為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家於苦縣者為老萊子。此種分析誠未必儘是，然實是近代考證學最秀美之著作。若試決其當否，宜先審其推論所本之事實出自何處。一，容甫不取《莊子》，以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莊子》實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見《晉書》本傳），西晉前之《莊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見，郭氏於此書之流行本大為刪刈。《經典釋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 、《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訂家，其所刪削，全憑自己之理會可知也。《莊子》之成分既雜，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后（說詳下文釋《莊子》節），則《莊子》一書本難引為史料。蓋如是後人增益者，固不足據，如誠是自己所為，則“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也。莊子書中雖有與容甫說相反者，誠未足破之。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較《莊子》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於魏晉時，不可謂其全偽，以其中收容有若干舊材料也。不可謂其不偽，以其編製潤色增益出自後人也。《列子》書中所記人事，每每偶一複核，頓見其謬者；今證老子時代，多取於此，誠未可以為定論。

然有一事足證汪說者，《史記》記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為不多，老子猶不應上於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猶百餘年。且魏為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四○三），上距孔子之卒（四七九）七十六年，若老子長於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後？又《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當無異論），關尹老聃並舉，關尹在前，老聃在後。前尹生年無可詳考，然周故籍以及後人附會，無以之為在諸子中甚早者；關尹如此，老子可知。《史記》記老子只四事：一，為周守藏史；二，孔子問禮；三，至關見關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問禮一事外，無不與儋合（儋為周史，儋入關見秦獻公，儋如有子，以時代論恰可仕於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誤也。《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是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后”云云者，固是道術之辭，亦即權謀之用。《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當戰國，人識古今，全無主觀之論，皆成深刻之言。“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即所謂“精華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韓非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所釋者，誠《老子》之本旨，談道術乃其作用之背景，陰謀術數乃其處世之路也。“當其無，有車之用”，實帝王之術。“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御下之方。至於“柔弱勝剛強”，“無事取天下”，則《戰國》所託黃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並競之世，以此取敵；並事一朝，以此自得。其言若抽象，若怪譎，其實乃皆人事之歸納，處世之方策。《解老》以人間世釋之，《喻老》以故事釋之，皆最善釋老者。王輔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后之侈為玄談，曼衍以成長論，乃真無當於老子用世之學者矣。《史記》稱漢文帝好黃老刑名，今觀文帝行事，政持大體，令不擾民，節用節禮，除名除華，居平勃之上，以無用為用，介強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謀也。洛陽賈生，雖為斯公再傳弟子，習於刑名，然年少氣盛，侈言高論，以正朔服色動文帝，文帝安用此擾為？竇太后問轅固生老子何如，轅云：“此家人言耳。”可見漢人於老子以為處世之論而已，初與侈談道體者大不同，尤與神仙不相涉也。又漢初為老學者曰黃老，黃者或雲黃帝，或雲黃生（例如夏曾佑說）。黃生漢人，不宜居老之上。而《漢志》列黃帝者四目，兵家舉黃帝、風后、力牧者，又若與道家混。是黃老之黃，乃指黃帝，不必有異論。《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無為之論，權謀術數之方，在戰國時代誠可合為一勢者矣。

綜上所說，約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談者，乃世事深刻歸納。在戰國時代，全非顯學。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戰國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關尹不與；韓非斥顯學，絕五蠹，道家黃老不之及；僅僅《莊子·天下篇》及之，然所舉關尹之言乃若論道，所稱老聃之言只是論事。《莊子·天下篇》之年代，蓋差前乎荀卿，而入漢后或遭潤色者（說別詳）。是戰國末漢初之老學，應以《韓子》《解》、《喻》兩篇者為正；文帝之治為其用之效，合陰謀，括兵家，為其域之廣。留侯黃石之傳說，河上公之神話，皆就“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之義敷衍之，進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說為帝王師，斯乃漢初之黃老面目。史儋以其職業多識前言往行，處六百年之宗主國，丁世變之極殷（戰國初年實中國之大變，顧亭林曾論之），其制《五千言》固為情理之甚可能者。今人所謂“老奸巨猾”者，自始即號老矣。申韓刑名之學，本與老氏無衝突處，一談其節，一振其綱，固可以刑名為用，以黃老為體矣。此老氏學最初之面目也。

“老學既黃”（戲為此詞），初無須大變老氏旨也，蓋以陰謀運籌帷幄之中，以權略術數決勝千里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則既黃而兵家權略皆入之，亦固其所。然黃帝實戰國末漢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跡所至，皆聞其神話之跡焉（見《五帝本紀》贊）。則既黃而雜亦自然之勢矣。老學一變而雜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與老氏絕不相涉也（白居易詩：“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於燕齊海上，太史公記之如此，本與鄒魯之儒學無涉，周鄭三晉之道論（老子）、官術（申韓）不相干。然神仙方術之說來自海濱，無世可紀，不得不比附顯學以自重於當時。戰國未顯學，儒墨也（見《韓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東遊，竟至鄒嶧山，聚諸生而議之。其後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術士，而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坑術士竟成坑儒，則當時術士自附於顯學之儒可知。儒者在戰國時，曾西流三晉，南行楚吳；入漢而微，僅齊魯之故壘不失。文景時顯學為黃老，於是神仙方士又附黃老，而修道養性長壽成丹各說皆與老子文成姻緣，《淮南》一書，示當時此種流勢者不少。故神仙方士之入於道，時代為之，與本旨之自然演化無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統，行陰陽之教，老學遂微。漢初數十年之顯學，雖式微於上，民間稱號終不可息。且權柄刑名之論，深於世故者好取之，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猶賢黃老刑名，而薄儒術。後世治國者縱慣以儒術為號，實每每陰用黃老申韓焉。又百家廢后，自在民間離合，陰陽五行既已磅礴當世，道與各家不免借之為體。試觀《七略》、《漢志》論次諸子，無家不成雜家，非命之墨猶須順四時而行（陰陽家說），其他可知矣。在此種民間混合中，老子之號自居一位，至於漢末而有黃巾道士，斯誠與漢初老學全不相涉也。

東漢以來，儒術凝結，端異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長統論言於前，王弼、鍾會注書於後，於是老氏之論復興。然魏晉之老乃庄老，與漢初黃老絕不同。治國者黃老之事，玄談者庄老之事。老莊之別，《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庄乃人情練達，終於感其無可奈何，遂“糊裡糊塗以不了了之”者。魏晉間人，大若看破世間紅塵，與時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衍，“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此皆庄書所稱。若老子則有積極要求，潛藏雖有之，卻並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者。干令升《晉紀》總論云：“學者以庄老為宗而絀《六經》”，不言老莊。太史公以庄釋老，遂取庄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絀之詞，特標舉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魏晉人又以老釋庄，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於以微焉。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陳、張、蕭、曹之術乎？乃亦侈為清談，超機神而自比於猶龍，志存吳蜀，忘卻肘腋之患，適得子房之反，運籌千里之外，決敗帷幄之中矣。此種清談決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學之流變既如上述，若晉人葛洪神仙之說，魏人寇謙之符籙之術，皆黃巾道士之支與裔，與老子絕無涉者。老萊子一人，《孔子弟子列傳》既引之，大約漢世乃及戰國所稱孔子問禮之事每以老萊子當之，以老聃當之者其別說也。孔子事迹後人附會極多，今惟折衷於《論語》，差為近情。《論語》未談孔子問禮事，然記孔子適南時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接輿等等，而鳳兮之嘆流傳尤多。孔子至楚乃後來傳說，無可考證，若厄陳蔡則系史實。苦為陳邑，孔子卒時陳亡於楚，則老萊子固可為孔子適陳蔡時所遇之隱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當是憑藉此類故事而生之傳說，初無涉乎問禮。及老聃（或史儋）之學浸浸與顯學之儒角逐，孔老時代相差不甚遠，從老氏以絀儒學者，乃依舊聞而造新說，遂有問禮之論，此固是後人作《化胡經》之故智。六朝人可將老聃、釋迦合，戰國末漢初人獨不可將仲尼、老聃合乎？《論語》、《孟子》《荀子》及《曲禮》 《檀弓》諸篇，戰國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無一言及此，惟《曾子問》三言之。今觀《曾之問》、《檀弓》所記，皆禮之曲節，陰陽避忌之言，傅會掌故之語，誠不足當問禮之大事。《明堂》、《戴記》中，除《曲禮》數篇尚存若干戰國材料外，幾乎皆是漢博士著作或編輯，前人固已言其端矣（太史公、班孟堅、盧植明指《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作，甚顯之《中庸》亦載“今天下車同軌”及“載華岳而不重”之言）。

附記：韓文公已開始不信問禮事，《原道》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樂。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然《史記》一書雜老學，非專為儒者。

儋聃為一人，儋、聃亦為一語之方言變異。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蓋相近。”畢沅曰：“古聸、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聸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聸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此確論也。儋、聃既為一字之兩書，孔子又安得於卒后百餘年從在秦獻公十一年入關之太史儋問禮乎？總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當為史儋；果孔子適南又受揶揄，當為老萊子也。

上說或嫌頭緒不甚清晰，茲更約述之。(傅斯年)

1.《老子五千言》之作者為太史儋，儋既為老聃，後於孔子。此合汪、畢說。

2.儋、聃雖一人，而老萊則另一人，萊、厲或即一語之轉。

3.孔子無問禮事，《曾子問》不可據。問禮說起於漢初年儒老之爭。

4.始有孔子受老萊子揶揄之傳說，后將老子代老萊。假定如此。

5.《老子》書在戰國非顯學，入漢然後風靡一世。

6.老莊根本有別，《韓子》書中《解老》、《喻老》兩篇，乃得《老子》書早年面目者。

《莊子》書最雜，須先分析篇章然後可述說指歸，待於詳辨之。

傅斯年先生《戰國子家敘論》發表於1928年，其中第八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多從感性、經驗立言，又兼涉中西之學，故其研究路向雖不甚為學界所重，而固多創穫。啟予者商也，誰曰不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