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爾岐

張爾岐自幼聰穎好學，熟讀經史，兼及諸子百家，旁及太乙、奇門之學。晚年精研“三禮”（《儀禮》、《周禮》、《禮記》），造詣尤深。《儀禮》即禮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前人為禮經所作的傳、注、疏很多，因年湮代久，經文多有脫漏，而且傳與注也有許多混淆之處，致使後人難以讀懂。張爾岐經苦心研讀，除將傳、注分清外，還刪削了疏中繁瑣附會的文字，並重新進行斷句，纂成《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又為監本（官定本）《禮記》石經（刻在石碑立於太學中）《禮記》勘正脫誤共300餘處。

張爾岐品德高尚，為時人所稱頌。明末應科舉考試，有人送他制藝（八股範文）作備考捷徑，他不予理會。張爾岐一生寒素，耿介自持。其門人艾元徵時為康熙刑部尚書，每有重禮饋贈，必婉言謝絕，平時更無所干求。曾應與修《山東通志》，事畢不受酬禮而歸。事親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習醫道，術成后鄉領紛至求診，必細心施治，不憚勞煩。與兩弟分居，自擇劣等田產；其二第殘疾（盲人），甘願代其承擔賦役30餘年，臨終還囑咐兒子們為叔父代承賦役。張爾岐的家庭、出身、經歷、個性，決定了他一生交遊的範圍和層次根本不能與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如顧炎武、李二曲等人相比。他在順治十三年四十五歲以前，交遊的圈子基本不出濟陽縣，論學質疑的對象也只能是同縣的幾個師友；順治十四年，他與顧炎武定交后，交遊的局面始有改觀，論學質疑，有了一個良師益友，人品學問始為外界所知；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張爾岐受聘參與山東省志修纂，交遊為之日廣，局面為之日廓，朝夕相處切磋學問者除顧炎武外，還有薛鳳祚、李煥章、劉孔懷等飽學之士。張爾岐與人交遊，除了基於地緣、機緣的因素外，更基於相同或相近的身世、遭遇、思想和感情。

明清更迭，社會處於“天崩地解”之勢。面對這一歷史巨變，社會各層作出不同的回應。就知識界而言，為維護文化傳統和矯挽晚明王學空疏之弊，“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取向一時成為潮流。在此潮流醞釀之下，禮學的興起成為有清一代經學復興的先導。其中, 大儒張爾岐對《儀禮》所做的句讀、考辨，以及對禮意的闡發，倡清代儀禮學之先聲。張爾岐為學路向的確立，以及其對《儀禮》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禮學研究領域和在清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張爾岐以鄉里塾師身份參與到明清之際的思潮中，形成了其學守程朱，有因循、有創新的思想體系。從崇實黜虛著眼，順應反王學思潮，宗程朱，注重內外本末兼修，“尊德性”與“道問學”相為並重，窮經體道。修正了程朱的理氣觀，提出了本體論上的“氣本”、“氣機”說。為矯空疏之弊與晚明以來的道德淪喪，提出了“六經皆禮”說，注重據禮顯理，循名責實，重申儒家傳統的道德精神與修養。其思想代表了當時的一個學術方向。

張爾岐於濟南講授《儀禮》時，偶爾為當時著名學者顧炎武聽到，顧十分敬佩其見解精闢，翌日絕早即登門拜訪，談論歡洽，遂訂交為友。其門人艾元徵時為康熙朝刑部尚書，每有重禮饋曾，必婉言謝絕，平時更無所干求。曾應聘與修《山東通志》，事畢不受酬禮而歸。事親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習醫道，術后成鄉鄰紛至求診，必細心施治，不憚勞煩。與兩弟分居，自擇劣等田產；其二弟殘疾（盲人），甘願代其承擔賦役30餘年，臨終還囑咐兒子們為叔父代承賦役。

《老子》研究

山東大儒張爾岐的《老子》研究在明末清初老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其《老子說略》以焦竑《老子翼》為解讀參照，對宋明儒家在解老過程中大量使用“性命”理論的傳統做出反動，轉而重新注意《老子》的政治價值，體現出新的詮釋風格。他的《老子》學思想，特別是《說略》一書表達的老學觀點，代表了儒家學者在老學領域清除“心性”之學的影響，並試圖重新發掘《老子》政治實用價值的努力，體現出老學在明末清初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新變，在老學史上應有一定地位。張爾岐生活在明末清初這個歷史轉關時期，家國之恨激發和塑成了他的志士人格和儒學品格。張爾岐不僅為亡明守節不仕，而且反思了明朝之亡在學術思想上的原因。他深切批評晚明“心性”之學，以程朱理學為指歸，而又能跳出其樊籠，開清代樸學之先風，有反對君主專制的進步思想。明亡之後，以儒家學者為代表的中國政治思想界對《老子》的解釋史進行反思，形成了老學研究中反傳統的傾向。儒家學者對儒釋道三家關係進行調整，從重視三者的相容共通轉向強調它們具有本質差異，並進而彰顯儒學的特殊地位。他們對宋明以來大量使用“性命”理論的老學傳統提出異議。

張爾岐為學，走的是經學、理學的路子。經學、理學並重，由經學人，而落腳於理學，兩方面皆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研治經學，採用漢人治經的方法，從句讀開始，首先讀懂經書，然後思索其理。這是後來清代漢學家的方法。然而，當時並無漢學之名，與張爾岐晚年訂交的顧炎武是清代漢學的開山祖，故他對張爾岐的句讀學大加讚賞。但是，張爾岐並不以此自限，他要進一步追尋經書中內含的那個天人性命之理，他認為程朱理學彷彿得之，於是他對程朱理學三致其意，拳拳服膺，從而張爾岐之為學又具備了宋學的特點。漢學重實事求是，宋學重理論思維，張爾岐兼備兩者之長。比較而言，張爾岐博聞多識不及顧炎武，而抽象思維能力又高於顧炎武。這是趙儷生、楊向奎先生早已指出的。可以說，既有漢學的細密工夫，又擅長宋學的理論思維，這是張爾岐為學的基本特點。張爾岐認可並提倡為己之學，認為為學的目的在於充實自己的學養，成就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不是沽名釣譽，以博學炫耀於人，以多聞誇示於人。他為學注重心性修養，講究切合實際，反對無病呻吟，更反對人云亦云，喜歡創新，敢於創新。即使在從事科舉、習作八股文的時候，他也不肯襲用他人成說，而是獨立思考，自出新意。每臨考試，不改初衷，“勝負得失，一不介於懷，唯以深思獨喻為愉快而已。”(張爾岐《自訂〈書義〉序》)無怪乎其屢試不中。

張爾岐是學問家，也是思想家。他為學不僅主張篤志力行，也重視理論思維。他與顧炎武論學時，顧炎武認為理學家言心言性那一套多涉空虛，殊不可取，多少含有輕視形上學的意味。張爾岐不同意顧炎武的看法，他認為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不講，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理，不認識一事之理，很難說對一事有了充分的認識，心、性、命、天等等也是如此。性命之理雖然是抽象的，但未嘗不散見於日常生活之中，如果能夠見微知著，默而識之，驗之於己，用心體會，優裕漸積，必會有所自悟。學人的本分不僅僅在於認識外在的世界，還要認識你自己。即使窮盡了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也不能說已經圓滿完成了認識的任務，因為還有一身之理未曾涉及。一身之理是心性之理，是生命之理，其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不認識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未必能夠盡善，以此修身，人皆知其不可。張爾岐進一步指出：如果儒家學人輕視甚至放棄認識你自己這一任務，對心性之理置若罔聞，“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者也。”(張爾岐《答顧亭林書》)此處所謂“異學”，當指佛教而言。張爾岐分別從學理和教化兩個層面充分肯定了言心言性的形上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張爾岐重視理論思維，也擅長於運用理論思維，趙儷生先生曾經舉出兩個例子加以說明，其中一個例子是：張爾岐在《周易說略序》中，用“影似”這個概念說明卦、爻象對天下之人、事、物及其運動變化的統攝，說：“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張爾岐《周易說略序》 )

（一）壬寅春訪元明先生張隱君歸賦

綉水雲湖間，距城近十里。爰有石隱人，誅茅託於此。我欲訪幽蹤，披衣凌晨起。徐步乘春風，雲樹互迤邐。道旁問耕夫，雲此草廬是。榆柳翳柴扉，竹石森階戺。斯須先生出，白髮短覆耳。骨趫更神完，古意見冠被。詢名各嗟訝，入坐略諾唯。烹茗發清言，紛綸具玄理。夕陽在樹杪，欲去情不已。揮手尋歸途，蒼茫暝色里。

（二）列仙詩

紫庭夜降玉晨君，面授靈威鳥跡文。指示分明方悟得，嵇康未是解書人。

一顆冰桃落漢家，群仙爭妒錦宮霞。當時不信元君誑，今日東風正著花。

漢宮衰草夕陽寒，淚滴銅人久不乾。舉手摩挲相慰語，海漚生滅本漫漫。

注《老》爭傳河上公，文皇虛訪擬空同。乘雲瞥地呈靈幻，何怪文成與少翁。

（三)送張非聞還里

生世苦違異，退守詩書殘。寥寥古人中，默求心所安。出語遭疑訕，孤蹤良獨難。吾兄自逆旅，坦然委肺肝。片言質要妙，曲折頗有端。視君方寄食，殊不憂饑寒。冥獲或自笑，心戰亦寡歡。內勝足天機，身窮中愈寬。時月一過從，開襟意為殫。慮余搖異說，發葯相劘鑽。往往切余心，慚汗同露溥。白璧陳座席，自覺多垢瘢。相資八年余，如鏡正衣冠。忽聞當別去，朝夕越河干。北堂有慈命，於理難盤桓。惜此良友遠，致詞不覺繁。願各勵終始，莫變青與丹。

張爾岐一生著作很多，除《儀禮鄭注句讀》外，其重要者尚有《易經說略》、《詩經說略》、《書經直解》、《老子說略》、《春秋三傳駁義》、《蒿庵閑話》、《弟子職注》等，多由後人及弟子刻版問世, 曾參加編修《山東通志》，與顧炎武訂交。宗程、宋朱學，后治《儀禮》，撰有《儀禮鄭注句讀》、《周易說略》、《老子說略》、《蒿庵閑話》等。

位於濟陽縣店子鄉前陳玉寨東，1956年曾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0年遷移到張稷若村東北300米處。

1、《蒿庵閑話》 作者：（清）張爾岐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風角書》 作者：（清）張爾岐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3、《蒿庵集三卷附錄一卷》作者：（清）張爾岐撰　出版社：齊魯書社

4、《蒿庵集三卷附錄一卷》作者：（清）張爾岐撰　出版社：齊魯書社

5、《蒿庵閑話二卷》 作者：（清）張爾岐輯　出版社：齊魯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