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一個世代農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

1974年，禹作敏擔任大邱庄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重任。

由於禹作敏決策正確，1981年後，大邱庄的工業企業飛速發展。1982年，建起印刷廠和電器廠。1983年，建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並把建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此後，以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為中心，每個工廠都以滾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個分廠。1987年，將4個總廠改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將四個工業公司改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公司。1992年，投資10億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億元工業區，每年生產能力達100億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業企業200餘家，從業人員12342人，固定資產總值150137萬元；利潤47344萬元，比1981年增長300倍；工業總產值402761萬元，比1981年增長835倍。1979－1982年，連年被評為鄉、縣級優秀黨員。

1983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天津市優秀黨員。

1985年－1987年，連年被評為天津市優秀黨員。

1987年9月，被評為全國當代最佳農民企業家，並獲全國改革人才金杯獎。

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9年2月5日，禹作敏以“全國十佳農民企業家”的身份獲邀出席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其形象出現在向平凡勞動者致敬的歌曲《你我他》中。1989年，獲全國農業改革10年創新獎，並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勞動模範。

1991年，被評為全國鄉鎮企業優秀企業家。

1992年底，被《半月談》雜誌評為92中國十大新聞人物。

1993年因犯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1999年10月3日去世。

1992年11月，大邱莊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為李鳳政大辦喪事，一面又下令對李鳳政領導的公司進行審查。不久華大公司被撤銷了，其所屬的企業分別劃歸萬全、津海、津美、堯舜4個集團公司管理，並由4個公司對原華大公司進行全面審查。

在這個過程中，大邱庄總公司的會議室，臨時成了一個私設的“公堂”，這裡不僅有錄像、錄音設備，還有電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業集團總公司總經理禹紹政，大邱庄治保會主任周克文，總公司秘書長石家明（女）等，先後對原華大公司氧氣廠廠長田宜正、華大公司副總經理侯洪濱、養殖場場長宋寶等人進行“審訊”。

雖然天氣十分寒冷，受審者卻被強令剝光上衣，接受“審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對田宜正的“審訊”。當61歲的田宜正一再否認有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時，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給了田宜正一記重重的耳光。隨後，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幾名打手一擁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們的要求“承認”了自己的“問題”。

這還沒完。“審訊”之後，田宜正又被非法關押14天。侯洪濱被非法審訊后又被關押達42天，宋寶被關押39天。從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後有十幾名原華大公司職工遭到非法審訊、關押和毆打。為使受審者“交代”問題，審訊者對他們輕則拳腳相加，重則用電警棍擊、皮鞭抽。

禹作敏還以重賞的辦法，獎勵那些在“審訊”、毆打、拘禁無辜職工中的“有功”人員。萬全公司汽車製造廠廠長羅德元得到的獎金高達8500元。在“審訊”侯洪濱時，看到劉振桐打人表現“勇敢”，禹作敏當即令人拿來5000元予以獎賞。

12月13日，終於發生了華大公司職工危福合被毆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棗強縣，1990年來到大邱庄，1992年開始負責華大公司養殖場的基建工作。不久，華大公司解散，養殖場劃到了萬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審查的過程中，危福合被懷疑上了。13日下午兩點多鐘，萬全集團公司經理部經理劉雲章把26歲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樓。“審訊”是開門見山的。劉雲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貪污問題”。在危福合作出否認的回答后，屋裡的人向他圍攏過來。隨即，拳腳雨點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隨著危福合的一再否認，對他的毆打也一步步升級：上衣被扒光了，電警棍、三角帶鞭子用上了，一撥人打累了又換一撥。從危福合的口中不斷傳出絕望的哀求聲和呻吟聲。

這場從下午兩點多鐘開始的“審訊”和毆打持續了7個多小時，萬全公司先後有18人來回進出這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輪番對危福合進行“審訊”、毆打。

晚上10點多鐘，當危福合停止呻吟、氣若遊絲時，兇手們這才發現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醫院不久，危福合經搶救無效死亡。

事後，經法醫鑒定，死者身上的傷痕多達380多處，因外傷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這並非發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聽他的女兒說大邱莊傢具廠廠長劉金會曾經欺侮過她。禹作相大為惱怒，在糾集一伙人把劉金會一頓暴打之後，又要求禹作敏為他們“作主”——“教訓教訓”劉金會的父親劉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磣寒磣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劉玉田叫到大街上，圍起來便大動拳腳。劉玉田講理不行，下跪求饒也不行，當場被活活打死。

案發後，儘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後策劃，企圖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兇手還是全部落入法網，都被判了刑。這一公正的判決，在禹作敏看來是司法機關不給他“面子”。此後，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違法和對抗司法機關的活動：組織遊行，組織為兇手的家屬募捐，召開大會聲討已被打死的劉玉田，組織2000多名群眾投書司法機關提抗議，停止劉家7人在大邱庄所屬企業的工作，對劉家親屬的住宅進行監視，限制他們與外人接觸，不許他們出村。在這種情況下，劉玉田的3個兒子先後被迫設法逃離祖祖輩輩生活的大邱庄，而劉玉田的女兒劉金雲則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為所欲為。在外地來的參觀者面前，禹作敏有時也同樣顯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幹部學校的27名學員，由班主任程鋼帶領到大邱庄作社會調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裡，學員們因詢問商品的價格、貨源等問題，同態度惡劣的商店女經理髮生爭執。女經理叫來保安人員。不由分說，學員們全部被保安人員關押起來並施以拳腳。

學員張新澤和班主任程鋼先後被帶到了禹作敏的會議室。禹作敏一再強迫張新澤承認“罵街”沒有得逞后，便威脅說：“你現在不說，我走了就不好辦了。”說完就離開了會議室。禹作敏走後，打手們一擁而上，對張新澤進行殘暴毆打，幾個婦女也衝上去，揪張的耳朵，朝張的臉上吐唾沫。

程鋼也數次遭到圍攻毒打。禹作敏回到會議室指著程鋼罵道：“你這個流氓頭子，帶人搗亂來了！”在派人帶程鋼去看由周克文等人偽造的現場后，禹作敏對程鋼說：“寫個材料表示道歉，承認喝酒、侮辱婦女、打傷3名治保人員、砸壞一塊玻璃。”程鋼不寫，又遭毒打。

這天，27名教師、學員被非法拘禁達7個小時，21人遭毆打，5人因傷住院。

人們說，大邱庄沒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聖旨”一般“統治”著大邱庄。

近幾年來，一些與大邱庄打過交道並了解到這種情況的人，對禹作敏的做法強烈不滿，稱大邱庄是一個封建“土圍子”，稱禹作敏是一個封建“莊主”，稱他的次子禹紹政為“少莊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場殘暴毆打的劉雲章等人慌了，萬全公司代總經理劉永華和禹紹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來到禹作敏家中。在聽了劉永華和禹紹政的彙報並和他們商量了一番之後，禹作敏拿起電話，這樣向靜海縣公安局報了案：“我們這裡死了個人。他們在審查他的經濟問題時，突然闖進來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們是不是來一下？”於是，一起殘暴毆打長達7個多小時的故意傷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輕描淡寫地謊稱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個人。

放下電話，禹作敏又說：“那麼多人（指參與“審訊”毆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幾個可靠的人把事擔起來。”他的話一出口，劉永華立即心領神會，返回萬全公司進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經過以一個新的“版本”出籠了。於是，匆匆趕來的公安幹警得到的是這樣的報告：劉雲章、劉紹升（萬全公司副總經理）、陳相歧（萬全公司保衛科長）、李振彪（萬全公司職工）等四人負責審查危福合的經濟問題。7點左右，劉雲章、劉紹升、陳相歧三人去吃晚飯，留下停薪留 職後到大邱庄不到一個月的李振彪負責看守危福合。突然，衝進20多個李振彪不認識的人，對危一頓拳打腳踢后揚長而去。

為了把故事編得更為“圓滿”，李振彪又匆忙偽造了兩頁危福合承認有經濟問題的審訊筆錄，與劉雲章、劉紹升一起來到醫院按上危福合屍體的指紋。隨後，劉雲章指使人用吸塵器對現場進行清理；劉永華暗示其他的打人兇手不得承認犯罪事實。

然而，妄圖隱瞞犯罪的真相無疑等同於以紙包火。經過現場勘查和向有關人員調查，幹警們發現，禹作敏的報案和劉永華、劉雲章等人的說辭與事實明顯不符：一是沒有發現有20多人闖入現場；二是驗屍發現，死者身上的累累傷痕並非瞬間暴打所致。

在勘查過程中，幹警們依法提取了劉雲章等四人的腳印。正是公安機關的這一正常執法舉動，使這幾個打人兇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這一情況后，指使劉永華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為了進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偵技術幹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車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們在靜海縣公安局刑警隊副隊長和大邱庄治保會的人帶領下，來到了發案現場。

消息彙報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為不滿，當即下令：扣人！很快，幾十個年輕力壯的漢子包圍了正在執行公務的幹警。他們不顧幹警們的解釋，鎖上了樓道的鐵柵欄門，把守住樓道口，斷絕了幹警與外界的聯繫。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帶來兩名帶隊的公安幹警。他大發雷霆：“你們來幹什麼？”“為什麼沒通過黨委？”“不就是打死個人嘛！”

直到天津市長聶璧初得知消息並親自干預，禹作敏才於11時許放人。這時，6名執行公務的幹警被非法扣留已達13個小時。

按理說，身為大邱庄黨委書記，對於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公務，禹作敏責無旁貸要予以支持。但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裡，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級領導多次找他談話時都聲稱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卻在策劃、幫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機關依法執行任務。

危福合命案發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屬從河北棗強縣農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萬元人民幣，要求危福合的家屬立下保證：“屍體運回棗強火化，以後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劉雲章等四人潛逃后不幾天，禹作敏以為沒事，便吩咐讓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劉永華依計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個樓房單元內，並為他們採購了各種生活用品。1993年春節，禹作敏決定讓四人回家過年。從這時開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長達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對劉雲章、李振彪、劉紹升、陳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應依法予以逮捕，於是函請公安機關協助通緝歸案。天津市公安局發出了《通緝令》，並決定組織力量，前往大邱庄執行通緝搜捕任務。考慮到大邱庄內有治安派出所撤銷后拒絕上交的15條槍、2000發子彈，還有一批滑膛槍、獵槍，公安機關於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幹警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問題，防備通緝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縣公安和檢察機關及靜海縣的領導同志進村向禹作敏說明情況，禹作敏極為不滿，聲稱公安機關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確表示不同意幹警進村執行通緝任務。

在會議室里，他蹺著二郎腿，手中夾著煙對市、縣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說：“（會不會）發生矛盾衝突，你們不敢（擔）保，我也不敢（擔）保，群眾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負不了這個責任。”隨即，他以“暫時辭職”相要挾。當天下午，禹作敏又誣稱“集結了1000多部隊”，氣勢洶洶地質問：“他們是沖誰來的？”一時間大邱庄謠言四起。

事實上，執行搜捕的警力在離大邱庄約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幹警始終未到過大邱庄村邊。

可是，大邱庄如同進入了“戰時狀態”：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處集結、警戒、巡邏，守住各個路口；成噸的螺紋鋼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長的鐵棍，發給工人作為武器；汽車、拖拉機、馬車、裝滿汽油的油罐車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個大邱庄，交通被斷絕，來往人員遭受非法搜查。

為防止與不明真相的群眾發生衝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決定，留下30名幹警待機執行任務，其餘幹警於當日返回。這一決定，當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黨委成員。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卻召開了全村大會，造謠煽動說：“市裡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

部隊，還帶了小鋼炮、催淚彈、警犬，要到村裡搜查，

我懷疑這不是來破案的。”他還對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說：要“保衛”總公司、“保衛”大邱庄，對“非法行動的要寸步不讓！”最後他宣布：全村放假一個月，工資照發；他自己則“臨時辭職”。

大會之後，大邱庄局勢更加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頭，情緒激烈；一些人則衝進會議室，質問、圍攻市、縣有關部門領導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員會明確要求大邱庄黨委，必須在19日18時之前保證執法人員進村執行公務。在這種情況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當日17時，才勉強同意20多名執法人員進村張貼通緝令和對通緝犯的住所進行搜查。與此同時，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磣、寒磣”執法人員。

當天下午，當執法人員乘車進入大邱庄時，禹作敏開出十幾部豪華轎車來到村頭以示“歡迎”，並同時進行錄像。

因兩邊豪華轎車的“夾道歡迎”和數千名群眾的“簇擁”，執法人員依法執行公務的行動再次受阻。而就在這幾天里，有兩名通緝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動群眾妨害執行公務，卻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黨委的名義向外地不少單位和社會上散發的材料——《天津市出動千餘名武裝警察包圍大邱庄的事情經過》——出籠了。這份材料歪曲事實，不但謊稱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眾圍毆致死”，還造謠說：“大批武警已經開到大邱莊周圍（據目擊者說有1700多人），一些群眾看到裝備著火炮、警犬、催淚彈和長短武器。”

這份材料還把依法搜捕通緝犯說成“絕非為了緝拿幾個嫌疑犯的，而是沖著全國第一村——大邱庄來的”，“是沖著改革事業的”，因而要“向全國人民討一個公道”。

面對執法機關在執行公務中屢屢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處工作進展不大，以禹作敏為首的大邱庄黨委對執法機關的工作橫加阻攔的情況，中共天津市委決定，從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駐市委工作組，以幫助大邱庄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治安秩序，協助執法機關查處案件。

對於工作組的進村，禹作敏依舊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法：在口口聲聲一定配合工作組工作的同時，又指使劉永華讓匿藏村中一座龍門吊車駕駛室里的通緝犯外逃。

早在2月20日，劉永華就派車將劉紹升轉移到河北省獻縣，將陳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轉移到了包頭。到了3月14日，劉永華又指使專人將劉雲章、李振彪送往山東，后又轉移到江蘇、浙江、安徽、廣東等地匿藏。在這四名通緝犯幾次逃離大邱庄的過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們提供外逃資金，共計16萬元。

從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紹政還先後四次向某機關一名幹部行賄數萬元，以獲取自己所需的機密，干擾對案件的查處。

在與執法機關的對抗中，禹作敏下的賭注不可謂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他自以為這些犯罪事實被掩蓋得天衣無縫，更低估了執法機關堅決打擊犯罪的決心和能力。

為了徹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發生在大邱庄的違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組和公安機關開展了大量周密細緻的工作，在發動群眾舉報的同時，他們排查出800多條線索，派出專人並請各地公安機關協助緝查案犯。從3月中旬開始，劉紹升、陳相歧先後落網，劉雲章、李振彪懾於公安機關的強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偵破又有了重大進展。在大量的事實、證據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來。4月15日，公安機關依法對禹作敏進行拘留審查。4月21日，經檢察機關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預審中，禹作敏向公安機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到7月上旬，毆打、傷害危福合致死的劉雲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窩藏、妨害公務、行賄、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機關緝拿歸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就兩案依法分別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於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別對兩案進行公開審理，並於8月27日作出一審判決。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開審理即將結束時，按照審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後陳述。他說：“經過幾個月的深思，經過兩天來的法庭審理，我越來越認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我願意接受法律的懲處。”

在講到他的犯罪根源時，他說：“有思想上的，也有歷史的。大邱庄發展起來了，我的腦袋膨脹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時，我還是糊裡糊塗的，我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嚴重的犯罪。”他對自己所犯的罪行後悔莫及：“因為我的犯罪，導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1993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天津市委辦公廳給靜海縣委書記崔士光發來明傳電報：“高德佔同志於今日下午2時30分在一所一號（即迎賓館一號）邀禹作敏同志談話，請通知禹作敏同志，並請你一同參加”。老謀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書記要找他談話的電話后，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前往。為了防止萬一發生的不測事情，他帶上有一身武藝的貼身保鏢史明生，並挑選了3名隨從（李向軍、朱振鳳（女）、楊會閣）與縣委書記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樂部大門口，保安人員只讓禹作敏的車進去，其它人一律遠離。禹作敏雖然感到不祥，但只能從命。車子在院內停穩，他跟隨俱樂部的工作人員進入指定的房間。等待禹作敏的並不是市委書記，而是多名神色嚴峻、全副武裝的幹警。公安人員出示了拘留證，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審問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歲的公安幹部羅振嶺。在沒審問禹作敏之前，他預先審問了原萬全集團公司代總經理劉永華，並通過3次和禹作敏“較量”，審訊者便完全佔據了主動權。

4月21日，禹作敏走進審訊室，羅振嶺宣布：“根據你的罪行，經天津市公安局呈捕，報送天津市檢察院批准，決定對你逮捕。這是逮捕證，你簽字”。禹作敏站起來，寫上姓名、日期，並按上自己的指紋。由於緊張，誤把1993年寫成1933年。經公安人員指出后，他才改正過來。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為進行公開審理，並於27日作出一審判決：根據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實和情節，以窩藏罪處有期徒刑六年，妨礙公務罪處有期徒刑三年，行賄罪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非法拘禁罪處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禹作敏等人進行公開審理的同一天，新華社播發題為《國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實》的長篇通訊。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前車之鑒》的社論，文章要求：“全國人民一定要從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訓，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養和法律意識。決不允許在黨內和人民政權內出現誰也管不了的‘土圍子’和‘土皇帝’”。

嗣後，《法制日報》《天津日報》《文匯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以及香港、台灣等地的報刊也對禹作敏被判刑發表了評論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監獄進行改造。

後來，禹作敏因患有神經衰弱和心臟病被送到天津市區內的天和醫院實行保外就醫。在那裡，司法部門給予了他較寬鬆的環境和較優厚的待遇：天和醫院專門騰出帶有會客室、卧室和衛生間的3個房間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報紙，了解國家大事。1997年春，禹作敏96歲的老母親病故，司法部門曾允許他回家探望。

據說當這位曾叱吒中國農村改革風雲數十載的瘦削老人，於當年10月2日深夜大劑量吞食安眠藥，並於次日凌晨一時許客死天津天和醫院，舉國上下正大張旗鼓地開展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盛大慶典之際。儘管天和醫院周圍的馬路上排滿了自發前來憑弔者的車輛，但孤寂清冷的氛圍依舊令人感慨萬千。家道中敗的禹氏家族對於再度來襲的痛楚，顯然已缺乏理性承納的堅強神經，他們提出，要“接書記回家”。嗣後，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體研究決定，駁回禹作敏家屬提出的關於迎接屍體回大邱庄的請求。10月5日，禹作敏屍體在天津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