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

戴東原及戴震（1723-1777）清思想家、學者。曾從江永學。與紀昀、錢大昕、王鳴盛、盧文粥、惠棟等人交遊。乾隆間修《四庫全書》，特召任集修官。后被乾隆賜為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博聞強記，對天文、數學、歷史、水利、地理等均有精湛研究。擅名物訓站，精通古音，立韻類正轉旁轉之例。創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對經學、語言學等有重要貢獻。哲學上，肯定世界為物質的“氣”的變化過程，說：“氣化流行，生生不息”（《孟子字義疏證·天道》），強調氣的流行生息即“道”或“理”，指出“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原善》卷上）把運動變化著的“陰陽五行”看做“氣”的內容，由此構成宇宙本原。指出《易·繫辭》所謂“形而上”的“道”，即“未成形質”以前的“氣”；“形而下”的“器”，即“已成形質”后的物，批駁了理學家“理在事先”的觀點。在認識論上認為人們對事物規律的認識只能從事物本身去找，批判宋儒“以理具於心”的觀點，說：“有血氣，夫然後有心知……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原善》卷中）認為人先有物質性的感覺器官（血氣），然後才有精神思維活動“心知”，精神依賴於肉體。同時也看到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區別和聯繫。還認為人的認識過程是由“自然”到“必然”的過程。說：“人之異於物者，人能明於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孟子字義疏證·理》）人惟有把握“必然”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否則“若任其自然而流行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同上）。不把握“必然”反而喪失自由。抨擊程朱理學“存理滅欲”的觀點，指責“后儒以理殺人”，“其禍甚於申、韓”，斷言程朱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孟子字義疏證·權》）。肯定“欲者，血氣之自然”（同上），“天下之用情。天下之同欲”即“理”。認為“天理”與“情慾”相統一，“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義疏證·理》）。用“理存於欲”的命題反對理學家的“存天理去人慾”的說教。強調科學研究要把握事物的“條理”，即特殊規律。對這些特殊規律的認識乃是通過“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孟子字義疏證·理》）。反對“以一己之意見為理義”，認為獲得“理”的途徑“匪自我為之，求諸物而已矣”（《緒言》上）。結合考據指出歸納事物應“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與姚孝廉姬傳書》），不能“依於傳聞”、“擇於眾說”、“出於空言”和“據於孤證”，即“未至十分之見”。在美學上，認為審美活動也是一種“血氣心知”的認識過程，充盈天地之間的有聲、色、臭、味。但作為審美對象的“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孟子字義疏證·理》）。人的審美活動首先通過眼、耳、口、鼻等作為人的生理機制的“血氣”的感知，在感知的同時又有“心知”的“辨”與“察”，使“物實”、“物則”瞭然於心，產生美感，認為“悅”離不開“情”與“欲”，在審美活動中“情”、“欲”、“知”互為作用。指出人“分為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才質、氣類、知覺亦各殊，美感有著差異性。人對現實不僅感知美，還應創造美，“凡美質皆宜進之以禮”，貌既美而又應“嫻於儀容”，強調“素以為絢”。有《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後人編有《戴氏遺書》、《戴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