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

小說緊緊圍繞著苯酚車間里的人和事展開，開篇就是師傅為水生申請補助，為此師傅的師弟——車間主任李鐵牛得罪了宿小東。自此，宿小東和師傅的這一門派結下了幾十年不能解的梁子。先是宿小東告發李鐵牛和女工汪興妹的隱秘私情，李鐵牛被槍斃；接著是水生的師兄根生因為用腳關閥門，被宿小東以破壞生產罪送進監獄勞改十年；隨後，水生也被宿小東調離車間去原料倉庫滾了幾年的原料桶。刑滿釋放回來的根生回到廠里，尋一條活路而不得，把自己懸掛在了廢品倉庫里；國有企業改革中苯酚廠成了宿小東的股份制企業，為了生計，水生不得不重返車間做了操作工，並最終下崗。

2014年，路內跟70多歲的父親坐下來聊天。曾是工程師的父親說起，20世紀50至80年代，他因為能言善道，在工廠里幫過很多貧困職工申請補助，儘管每月只有5塊、10塊，卻讓很多家庭在飢荒年代得以活命。

這條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內頭腦中徘徊為一個漫長而殘酷的現實故事。他在想這件事的社會意義，“如果要找到一個答案，也許通過文學小說才能攤開來講一講。”經過一個月的思考、三個月的閉關寫作，路內最終完成了《慈悲》。

水生

水生是工人，他對工廠秩序的超脫態度像個容器，既有師傅表面上的遵循意識和遠離是非的態度，內心也有根生同樣對秩序的不屑，但他放在心裡，並不說出來。這種超脫的充分條件，就在路內開篇著墨的內容，也是小說需要解決的問題。路內為水生準備了兩堂課，先是極端飢餓的家族記憶，如父親餓死、母親溺亡和弟弟的失蹤等事件，給水生注入了最初的清醒劑，激活了他的生存意念，即最為樸素的觀念—得活著，活著終有好事發生。死裡逃生的水生不會像根生那樣表現出抗爭性，因為他首先考慮的是活下去，解決吃飯問題是頭等大事。二則是師傅的言傳身教加固了水生的自我保護意識，尤其是師傅的遭遇，讓水生對工廠秩序的嚴酷有了清醒的認識，放棄了對工廠的心理依賴，工廠給不了一個工人真正的尊嚴。秩序的維持可以允許偶有像補助之類的善心，但不可能長久地給工人永不變質的優待。

路內在水生身上寄託了更為豐富的精神期待，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作者對社會秩序的審視。從飢荒中死裡逃生的水生，與秩序打交道真如火中取栗，得生存又得隨時當心不被火燙著。水生像是社會過來某一類人精神的集中體——積極的悲觀者。

水生的師傅

水生的師傅是個沒文化的老工人。技術過硬。師傅應對工廠秩序的方式是遵守和憑技術吃飯，老實做工，清白做人。師傅順從接受“踢閥門”會被判作“破壞生產罪”坐牢，儘管他並未從心底認可這種制度，精神上有自我要求，並不企求補助——“是桿槍就要立起來”。後來師傅女兒患病，加上得贍養岳父岳母，一人工資養四個人，終於到了“現在我自己也累死窮死了”的地步，才萌生了申請補助的念頭。被拒后，他用了一種屈辱的方式——長跪在車間主任辦公室門口。後來工廠書記出面，他才拿到了生平第一筆補助。得了骨癌后，知道死期將至，他自己向廠里要喪葬費時說，“一個工人，沒活到退休就死了，什麼福都沒享到——喪葬費應該是十六塊”。

根生

根生則是個“我有我想法”的青年工人，與師傅相對安分守己不同，根生身上有明顯的逆反色彩。他弔兒郎當的做派，對權威的滿不在乎，顯不出他對工廠秩序沒有天生的遵循意識，也沒有被輕易馴服。工廠食堂短斤缺兩，根生吃不飽，就和食堂的人打架。“踢閥門”可能判罪，根生也總不以為然，結果被人舉報，加上其他把柄，因此倒了大霉，被保衛科抓住痛打了一夜，打瘸一條腿。但根生死不認罪，不承認“踢閥門”，也不承認與寡婦汪興妹有關係，結果被判了十年。勞改釋放后，回到工廠，試圖重新活過，投機做生意，又被騙了個精光。

建構和闡釋了一種平等互愛、不慕富貴也不畏窮苦、安然處世的中國民間的“慈悲”

從魯迅的阿Q到茅盾筆下的“老通寶”，從巴金小說中抗戰勝利了卻走向死亡的汪文宣到質疑“為什麼沒有我的吃食”的月牙兒，從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到賈平凹的《秦腔》，這些作品都描述了百年來中國人的苦難。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與梁鴻的《出梁庄記》展現了新世紀鄉村青年進城生活的艱辛，此次路內的《慈悲》描述的則是當代城市工人群體的生存困境，這在一個鄉土文學佔據主體位置的文學譜系中，尤為可貴。

《慈悲》講述了曾經的飢荒悲劇，書寫了當代城市工人的生活困境，更以鋒利的筆觸刻畫出這一群體的精神圖景。來到城市后，叔叔對水生說：“吃飯不要吃全飽，留個三成飢，穿衣不要穿全暖，留個三分寒。這點饑寒就是你的家底。”結婚後，妻子玉生說，“窮人沒有讀過書，文化夠不上，但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死了要有死了的樣子。爸爸說，如果倒在街邊死了，無人收屍，那不叫窮人，而是路倒屍、餓殍、填溝壑。窮人也要死得體面，子孫要讓先人體面地待在陰間，這就是家教”。“家”之“教”，乃具體而微的“國”之文化。水生就在親人的教導下開始了以苯酚廠的毒為“家底”的新城市生活，以“家教”方式祭奠逝去的父母和岳父，乃至工友汪興妹。這是一種精神意義的“成人”。

“是根槍就要立起來”，這是師傅對水生出徒時的一句交代。如果說叔叔、妻子告訴了水生如何對待生活和親人的“家教”，那麼師傅幫助徒弟根生、水生等人的方式，則讓水生體驗到了一種極為珍貴的友情，一種基於共同苦難的、相濡以沫的“悲”之“慈”。具體說來，就是工專畢業的水生能言善辯、審時度勢，一次次為困難工友申請補助，幾乎從不失手，但從未自己申請過；對工友提出調換工作等要求，水生也是盡量幫助滿足。水生不僅為自己車間的工友申請補助，而且積極謀劃為不是自己車間的、“文革”受迫害斷腿出獄、生活沒有著落的根生申請到了長期補助。這中間穿插了水生叔叔去世、老家送葬、收養女兒復生和妻子逝世等一系列家庭生活的變故。看似波瀾不興的生活處處存在著暗礁和險灘，水生不僅自己小心翼翼地度過了一場場劫難，而且以自己的一己之力、一己之善守護著全家人和車間工友的安寧與尊嚴。

讓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獲得應有的尊嚴和呵護，這是水生從師傅、叔叔、妻子那裡學來的“家教”，是一個當代中國城市普通人基於共同艱難生活的、實實在在的“悲”之“慈”，而不是那種超越個體力量、高高在上、俯視一切、悲憫一切的虛幻拯救與憐惜施捨。可見，《慈悲》建構和闡釋了一種平等互愛、不慕富貴也不畏窮苦、安然處世的中國民間的“慈悲”。小說結尾，女兒復生在祖墳前躍動的身影如同一頭健壯的母鹿，重新找到的弟弟則看破生死皈依宗教，水生要把玉生和父親的魂靈帶回老家安息。這無疑是傳統的回歸與“家教”的傳承。

小人物的隱忍

《慈悲》儘管書寫的主題仍舊是路內所熟悉的“工廠”，但他卻投射了一個幽僻之處可有人行的冷峭時代下人如何生存的問題。小說從國營工廠時代說起，縱向講述了個人五十年的生活，從一個切面剖析展現了大時代對普通人的影響。路內在書中精準的展現了，在時代背景與環境的更替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轉換，相互猜疑、告密到相忘於歲月，也有亦步亦趨的和諧到個人意識覺醒后的報仇雪恨。這些小人物不見血的恩仇雖隱忍於生活之下，卻成為暗流涌動中人生最深刻的記憶。

與充斥著青春氣息的追隨三部曲等作品相比，《慈悲》顯示出精準節制的文本特色，以及另一番開闊與厚重的小說景象。

儘管讀者並沒有水生的遭際，但卻能與他建立一種神奇的情感共同體。比如，關於那種來自記憶深處的恐懼。“這時有一個餓瘋了的人，從旁邊走了過來，他嘴裡叼著根一尺長的骨頭，骨頭上已經沒有肉了，骨頭就像一根剝了皮的枯樹枝，慘白慘白。瘋了的人站在水生身邊，向著水生的爸爸揮手。水生駭然地看著他。水生的爸爸就遠遠地喊道：水生，走過去，不要看他。 ”這一場景是水生的創傷性記憶，也是整部小說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個瘋癲的人是不祥的，他是水生的同類，同時也是吞蝕骨頭的人。他意味著壞運氣，人性的黑暗和深淵。像許多人一樣，水生的一生註定要遇到這些。

有毒的氣體是水生一生中無處不在的恐懼。這是苯甲，也是苯甲車間工人必須呼吸的氣體，很多工人在退休後有可能得癌症死去。當然，苯甲車間的工人們也因此獲得勞保，享受國家制度給予工人階級的補償。申請補助是小說的核心情節，也是深有意味的線索。幾十年來，工人們向國家申請補助，靠國家和政府“慈悲”渡過難關。由此，讀者意識到，“慈悲”在車間里的特定含義很可能是“補償”，它來自國家的體恤。但這種體恤通過層層關卡幾乎無存，只有乾巴巴的金錢，而沒有了情感。——《慈悲》尋找到了講述工人與工廠，工人與國家之間複雜關係的方法，它擦亮了“慈悲”的政治性含義。

《慈悲》深刻寫出了那些工人受損害的一面。那不是展示傷痕式的寫作，小說沒有渲染，沒有感傷，只有行動和敘述，從而，《慈悲》中將那種氣體傷害變成了人的生存本身，生活本身。想想看吧，水生的一生充滿了恐懼，他要儘可能躲避壞厄運。生活無數次伸出利爪試圖把他拉進泥潭，這些泥濘完全可以把一個人一點點吞掉，完全可以把這個人變成“滾刀肉”，“混不吝”。如果水生不自我掙扎，會變成一個兇狠的人、自私的人，一個削尖腦袋向上爬的人、一個把別人踩在腳下的人。但水生沒有。

水生與根生都是師傅的徒弟，後者似乎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體兩面。根生的日子是一直下墜的，他對玉生說：“人活著，總是想翻本的，一千一萬，一厘一毫。我這輩子落在了一個井裡，其實是翻不過來的，應該像你說的一樣，細水長流，混混日子。可惜人總是會對將來抱有希望，哪怕是老了，瘸了。”根生對生命是如此留戀。小說中不止一次寫到臭味，廁所的臭味。也寫到根生從汪興妹——那位住在廁所旁的女人那裡獲得的安慰。那是卑微者對身體慾望的渴求，是他們微末生存的光。沒有比在廁所旁和臭味中生存更惡劣的了，有人因此變得越來越壞越來越狠，也有人因私情暴露無處躲藏。根生被毆打入獄，汪興妹不明死亡。歸來后，根生多麼渴望重新開始生活，可是，他依然沒有逃得過壞運氣。“根生高高地掛在房樑上，已經吊死了。他衣角和鞋尖的雨水正在往下滴落。”

《慈悲》用了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寫作手法，類似於紀錄片的寫實風格，這裡沒有之前現實主義作家的厚重歷史感和沉重責任感，有的只是近乎疏離的場景再現：空懸無序而冷峻管道的工廠，機械無望卻又苦苦掙扎的工人，操作間里機器轟鳴，污水池中泡沫升騰，暗夜中的爭一斗分明。直到最後，時間鏽蝕了的鋼鐵管道，暗紅的污水噴涌，連同這龐然的廠礦和風化的工人，都湮沒在那一片驚心的銹色中。

作家“調動一切可調動的藝術手法，將周圍世界和自我的滑稽、醜惡、畸形、陰暗等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誕不經。”這在《慈悲》中體現得很明顯。貫穿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是“申請補助”，因為工資沒法支撐生活，必須靠額外的補貼來解決困難。但補助的名額又是限量的，所以負責這個事務的幹部就擁有了一定的特權，而有特權的地方就有陰暗和矛盾。故事中，車間主任李鐵牛因為把補助給了自己的情人汪興妹，弄出腐敗問題。師傅為了給根生爭取補助，搶了宿小東的份額，得罪了他，被他告密，引出一連串禍端。後來，水生調入科室，靠自己的嘴皮子為車間的工友爭取補助，誰能把自己說的越慘，誰就有機會獲得補助。但其實，生活在這個空間中的每個人的家庭狀況都一樣窮，只不過是看誰更會表達罷了。這也是小說情節在展現人物生存狀況時的荒誕性體現，是對體制弊病的一種諷喻。

書中描寫的多是“小字輩”的人物，他們看上去生龍活虎，但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弱小得像一葉浮萍。因此，有些人化為了潑皮無賴，有些人化為了投機商，有些人變成了左右搖擺的牆頭草。春風得意的人，看著不過是扯了張虎皮虛張聲勢，心存善良的人也要在種種陰險中，生髮出一種亦剛亦柔進退得宜的智慧。

《南方人物周刊》：這是一部完全可以媲美余華《活著》的小說，已過不惑的路內，進入了一個更為疏朗和深邃的格局，展現出與自己年齡相稱的思考和敘述，呈現了時代裹挾與業力流轉下個體的尊嚴與慈悲。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對於中國的經驗，對於人們共同經歷過的豐富複雜經驗的表達，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藝術體現和人性空間等待寫作者開掘，《慈悲》在這方面體現了很多新的值得關注的藝術特質。”

《人民日報》：就一部當代中國城市工人生活史而言，《慈悲》的歷史視野、時間跨度和敘事密度是不錯的，但就歷史的縱深度、生活的廣闊度和故事衝突的尖銳度而言，依然是有所欠缺的。

路內，1973年生，小說家，曾獲《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家。著有“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

程》《天使墜落在哪裡》），以及《雲中人》《花街往事》。2015年8月出版英文版《少年巴比倫》獲美國亞馬遜亞洲文學排行榜第一，嚴肅文學最受關注作家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