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始

金炳始是判書金應根之子，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朝鮮純祖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出生。咸豐五年（1855年，朝鮮哲宗六年），國王在大報壇行望拜禮時，他從參班儒武試射中被選拔出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此後他歷任訓局禁衛從事官、宣傳官、成均館典籍、正言、兵曹正郎，1860年（哲宗十一年）升任弘文館校理，1863年（哲宗十四年）任禮曹參議。

金炳始所出身的安東金氏是當時朝鮮最有權勢的家族，其勢道政治延續了60多年。但是金炳始的排輩較晚，他從政時，安東金氏已經逐漸衰落，特別是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哲宗李昪去世、高宗李熙即位以後，高宗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極力排擠安東金氏，從安東金氏手中奪取了政權。當時的金炳始任禮曹參議，史料記載他“生長富貴，而性稍恬靜”，對於大院君亦不趨附，所以“雲峴（大院君）雅重之”，並沒有對他加以壓制。金炳始和金炳學就成為了大院君執政時待遇最好的兩個安東金氏家族成員。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金炳始被擢升為兵曹參議。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金炳始又被擢升為禮曹參判兼判義禁府事，次年閏十月，被外放為公忠道（即忠清道）觀察使，他在任期間澄清冤獄，積極賑濟災民，頗得好評。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四月調回中央，任兵曹參判。這一年十一月，大院君垮台，朝鮮王妃閔妃執政。翌年，金炳始被任命為閔妃政權都承旨。雖然他職銜較低，但很受重用，經常以“別入侍”的身份出入宮廷，參與機要。光緒元年（1875年）六月，金炳始調任吏曹參判，八月擢升為刑曹判書。此後歷任禮曹判書、議政府右參贊。翌年調任都總管、兵曹判書。光緒三年（1877年）任右捕盜大將、宣惠廳堂上、都統使。翌年任總戎使、御營大將、知三軍府事、吏曹判書。光緒五年（1879年）任戶曹判書、奎章閣提學。光緒七年（1881年）任工曹判書、觀象監提調。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任藝文館提學、辦理統理內務衙門事、督辦軍國事務。

這年，爆發了反對閔妃集團的“壬午兵變”，起義軍民攻入昌德宮，金炳始背負高宗逃到別殿避亂，起義軍民看到后都說他是忠臣。朝鮮宗主國清朝軍隊前來朝鮮鎮壓兵變，金炳始曾勸止清軍統帥吳長慶的屠城行動。壬午兵變平息后復為戶曹判書，隨後出任新設機構統理軍國事務衙門（內衙門）和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外衙門）的督辦，任內與英國、義大利、俄羅斯換約或締約。至此，他進入朝鮮政壇的中心。

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正月被任命為陳奏使，出使中國，但沒有成行。此後歷任糧餉堂上、宣惠廳提調、禮曹判書、判敦寧府事、判義禁府事、吏曹判書等職務。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甲申政變發生，政變被鎮壓以後，金炳始拜相，被任命為議政府右議政，與領議政沈舜澤、左議政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組成新政府，收拾殘局。金炳始多次上疏辭職，但高宗連續四次曉諭挽留，次年三月終於得到高宗的同意，改授閑職判中樞府事。

金炳始的政治立場屬於保守派，不支持任何的改革；而他的對外立場則親近朝鮮的宗主國清朝，反對歐美日本，屬於“事大黨”的重要人物，與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是“莫逆之交”。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八月被拜為左議政，經過金炳始多次上疏辭職，於十月復歸判中樞府事。金炳始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清正廉潔、憂國憂民的大臣，對時局很是看不慣。他時常從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出發，對高宗進行勸諫，由於高宗一般都置若罔聞，所以他常常“抵死不仕”，即使袁世凱親自勸他出山也無效。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金炳始上《論時弊袖札》，對於當時政府增加國家開支提出批評，主張勤儉節約、緊縮財政，並對當時政府為了漕運便利而購入輪船表示堅決反對，認為“輪船之弊，匪特甚焉，虧欠太半而莫之責償”。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八月再次被任命為右議政，他在受高宗召見時主張：“財源者，國之血脈也，財源竭而國無不弊。今生財之道多岐，生之愈疾而用之愈絀，其所以濟之之方，惟在乎節以制度。”並請求高宗停止大興土木。其間他又上《論錢弊疏》，對政府的貨幣政策進行批判，尤其是對包括“當五錢”在內的“惡貨”濫造主張嚴厲禁止。九月底辭職，改為判中樞府事，後為領敦寧府事。

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當時朝中閔泳駿等權臣在閔妃的授意下要求借清兵鎮壓起義，金炳始對此強烈反對，說：“匪徒罪雖罔赦，皆我民，何不以我兵而剿之？若借他國兵而誅討，則我民之心當何如？民心從易渙散，是果審慎也！”但高宗和閔妃不聽。五月，朝鮮政府請來清兵前來鎮壓起義，日本大軍不請自來，兩國戰爭一觸即發。在這種危急時刻，六月二十日，金炳始被任命為領議政，這是他第一次擔任領相。六月二十一日，日軍以改革朝鮮弊政為由襲擊景福宮，解散了閔妃集團把持的朝鮮政府，另立興宣大院君上台執政。金炳始在當時嚴拒日本，再加上並非改革派官員，所以為日本人所忌。六月二十五日，親日開化派官員金弘集取代金炳始而被任命為領議政，金炳始只做了5天的領議政即告下台，復任領敦寧府事，七月改任領中樞府事。

此時已經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平壤戰役后清軍被日軍逐出朝鮮，但金炳始仍然反對日本干涉。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十一月進行官制改革，新設軍國機務處和中樞院，金炳始為中樞院首任議長。這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諮詢機構，金炳始已經被排擠出權力中心。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五月，金炳始被任命為宮內府特進官。同年八月發生“乙未事變”，閔妃在宮中被日本浪人弒害；年底，金弘集親日內閣又強制發布了“斷髮令”，朝鮮全國各地頓時義兵蜂起，金炳始也上疏反對，他在上疏中援引《春秋》大義，嚴華夷之辨，並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孔夫子之言也。萬世夫子之言，亦不足徵信云乎？夫開物成務，莫過乎五帝；化民成俗，莫過乎三王。祖述我列聖相傳之心法，遵而勿失，復何他求？而乃以夷狄之法，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其將以此入宗廟而對臣民乎？臣不勝痛冤崩迫之至！”但此時的高宗被日本人控制，不可能聽從金炳始的意見。

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俄館播遷”事件發生，不堪被日本控制的高宗逃到俄國駐朝公使館，並下旨逮捕金弘集等親日大臣。至此，親日內閣完全垮台。高宗於俄館播遷當天任命金炳始為內閣總理大臣，組建親俄內閣。此後金炳始復出政界。但這個內閣的實權卻在李范晉、李完用等親俄派手中。4月22日，金炳始辭職，歸任宮內府特進官，由尹容善出任總理大臣。9月24日，金炳始再次被拜為議政府議政（總理）大臣，但金炳始力辭不就，高宗則一再挽留。在此期間金炳始上疏請求高宗搬出俄國公使館。到次年1月，經過金炳始的不斷上疏請遞，高宗終於同意他辭去議政之職。1個月後又被重新任命為議政。4月19日，金炳始請辭得到允許，歸任宮內府特進官。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稱“大韓帝國”。光武二年（1898年）2月興宣大院君去世，金炳始被任命為山陵石儀重修都監都提調。7月21日，金炳始第五次被拜為議政大臣。金炳始又一次接連上疏，以老病請辭，8月12日遂重新為宮內府特進官。9月16日，金炳始病卒，享年六十七歲，高宗親撰祭文，待遇甚為隆重。10月24日，高宗皇帝賜謚號“忠文”。

金炳始是朝鮮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生8次拜相，5次出任領相，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官員、元老大臣。當時的處士黃玹這樣評價他：“（金炳始）生長紈綺，而素性清儉。田園之入，不足以贍衣食。力避勢位，恐與時流同被玷污，然上眷素隆，終不舍也。每進對，論說侃侃，直攻闕失，至於脫帽叩頭流涕者屢，而上亦不之忤。”可見金炳始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與當時朝鮮的其他官員很不同。但他也被開化黨當做保守主義的守舊派、事大黨而加以攻擊，比如開化黨人尹致昊便在他用英文撰寫的日記中罵金炳始是“蠢貨”（fool），並說：“像金炳始、沈舜澤這樣的蠢貨能幹出什麼好事呢？”（What good can such fools as 金炳始，沈舜澤 etc. do？）清朝對金炳始評價較高，袁世凱稱金炳始和金允植是朝鮮朝中僅存的“能知大局者”，但日本人卻評價金炳始是“以頑固聞名的老朽”。

金炳始之所以得到這樣完全相反的評價，是與他的政治立場有關的。金炳始是朝鮮王朝末期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忠臣”，他為官較為清正，以實現王道政治為己任。他對內堅持守護朝鮮王朝五百年來的“祖宗之法”；對外主張維持傳統的中朝宗藩關係，反對歐美日本的干涉。因此他得到了在野士林的擁護。但同時他既不像金玉均、朴泳孝等開化黨那樣激進變革，也不是金弘集、魚允中那樣穩健改良，而是主張在維繫舊制的前提下改革弊政，利用厚生，重現“太平盛世”。因而，開化黨才會強烈抨擊他。但是到了現代，也有一部分韓國學者將他定性為“自主的、主體的民族主義政治家”。

金炳始遺著有《 蓉庵集》，共有12冊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