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童

法國女作家斯達爾夫人說：愛情對於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對於女人則是生命的全部。確實，一個姑娘生活中最艱巨的任務就是反覆證實小夥子的愛情是執著專一，永恆不變的。因而，戀愛中的姑娘永遠沒有精神的安寧。對方一個異常的表情，會激起她心中的波瀾；對方一個失愛的舉動，更會使她痛苦無比，寢食難安。《鄭風·狡童》中的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許是一次口角，或許是一個誤會，小夥子兩個失愛的舉動，她竟為之寢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詩的兩章通過循序漸進的結構方式，有層次地表現了這對戀人之間已經出現的疏離過程。第一章曰：“不與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與我食”，這不是同時並舉，而是逐步發展。所謂“不與我言”，並非道途相遇，掉頭不顧，而當理解為共食之時，不瞅不睬；所謂“不與我食”，是指始而為共食之時，不瞅不睬，繼而至分而居之，不與共食。愛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風狂浪，正面臨傾覆的危險。與此相應，女子失戀的痛苦也隨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雖一日三餐不寧而長夜同寢尚安；而分居離食，就食不甘味更寢不安席了。因此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訴怨恨。

其次，詩篇通過直言痛呼的人物語言，刻畫了一個初遭失戀而情感纏綿，對戀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詩經》中刻劃了許多遭遇情變的形象，情變程度有別，痛苦感受不同。《鄭風·狡童》中的女子面臨失戀的情況，聽她的呼告，能感覺在怨恨與焦慮中，仍對戀人充滿了渴望與深情。“狡童”的“狡”，一說通“佼”，亦即強壯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個強壯漂亮的小夥子啊”。這就是罵中有愛，恨中帶戀了。所謂“若忿，若憾，若謔，若真，情之至也”（陳繼揆《讀風臆補》）。而兩章的后兩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則由前兩句第三人稱的“彼”，轉變為第二人稱的直面式的呼告了，從而把對“狡童”的戀慕期待之情表現得纏綿難割。

古老的《詩經》，傳達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語言簡奧，才會艱深難解。《鄭風·狡童》則不然，不僅女子的感情哀傷動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話，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詩，千百年來卻久遭曲解。“詩必取足於己，空諸依傍而詞意相宣，庶幾斐然成章；……盡舍詩中所言而別求詩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間而上窮碧落、下及黃泉，以冀弋獲，此可以考史，可以說教，然而非談藝之當務也”（《管錐編》第一冊）。錢鍾書對“《詩》作詩讀”之旨作了淋漓透闢的發揮，讀《鄭風·狡童》然，讀一切古詩均然。

關於《鄭風·狡童》這首詩，漢代經生以之為刺詩。鄭昭公忽不能與賢人共圖國事，致使祭仲擅權，危害國家，故詩人作此刺之。後人多從其說。而現代學者一般不贊成這種說法，認為這是一首熱烈的情歌或女子失戀的詩歌。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