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

憤青（英文：Angry Young Men），是“憤怒青年”的簡稱。“憤青”之名的由來，至今眾說紛紜。不過，英文“Angry Young Man”這個專有片語，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就已經出現，指的是一班思想激進的作家，其較著名的作品有John Osbourne 1965 年的劇作《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

什麼是“憤青”，古代“憤青”與現代“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異之處？怎樣看待現代“憤青”現象？分析和梳理這些問題，對於我們辦好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彰顯大國外交的特色、風格和氣派，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什麼是“憤青”現象：

“憤青”是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

較為科學的分法是應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根據傾向性將憤青分為A、B、C三類，即A型民族主義憤青、B型民權主義憤青和C型民生主義憤青，由此便可以用數學的方法推導出四小類即AB或BA型民族民權主義憤青、AC或CA型民族民生主義憤青、BC或CB型民權民生主義憤青和綜合ABC型的三民主義憤青。二十一世紀的“憤青”大多上網，但也有一些“憤青”依然會走上街頭，激烈表達自己的主張和情緒。

憤青即憤怒青年，英文The Angry Young，中文稱謂發明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指某個躁動社會種群，或指個人一生之中的某個階段，通常與荷爾蒙相關。不同時代不同憤青，“文革”憤青是造反有理的紅衛兵，80憤青是搖滾青年，90憤青是頂雞冠頭的朋克。新世紀憤青為網路拍板塊者。

[憤青世代]

分50后，60/70后和80后三個世代。50后如牟其中、楊小凱們年少時曾寫下《中國將向何處去》，80后韓寒、郭敬明們會寫暢銷書。50後下過鄉、進過廠、扛過槍，80後上過學、跨過洋、泡過網，當這兩代父子關係的憤青掐在一起時，60/70后在一旁勸架。

此外，也有一種說法，“憤青”一詞的詞義應當定性為奮鬥的青年。年輕人要有一種向上的奮鬥激情，不畏強暴，勇往直前，敢於與社會不良的現象作鬥爭。祖國的未來，全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但總體來看，年輕人應該多去研究一些專業知識，提高自身對國家和社會的深層次理解。而執政者也應當從青年人的思想中發掘出新的歷史觀念和新的發展戰略。對年輕人的思想定性，要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不要一棒子打死，要給以正確的引導。

“憤青”同時具有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思維的情緒化、非理性化、簡單化。“憤青”容易衝動，容易被激怒，喜歡謾罵，不喜思辨，不善於推理論證。

二是標榜愛國。中國的“憤青”認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偉大的文化，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強國乃至第一強國。他們不喜歡取得西方國家國籍的華人，也不喜歡別人對中國人、中國政府及中國文化的批評，不管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是誰，也不管人家的批評是否出於善意，更不管批評得有沒有道理，一遇批評，馬上反駁甚至謾罵。這些“憤青”仇恨西方國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奪本性，亡我中華之心不死。

三是輕言戰爭。主張採取極端措施，甚至主張以暴力改變社會。

四是拒絕妥協。對外交往一味主張強硬。

“憤青”雖是現代辭彙，但“憤青”現象卻古已有之，不絕於史。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現象，無論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幾個共同特點：在心態問題上，一直處於心理上的優越高位，以“天朝大國”的心態君臨天下；在名實問題上，重虛名，喜高調，脫離實際，不接地氣；在和戰問題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在對外交往問題上，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在人際關係上，自以為高人一等，標榜愛國，憑個人好惡劃線，誰不與其站在一邊，誰就是叛國賊；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實際，極端偏激，唯我正確，有濃厚的“左”的色彩。

“憤青”並非“憤怒”與“青年”的簡單之和，把“憤青”理解為“憤怒的青年”不完全準確。比如，人們並不願將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視為“憤青”，即使他借著酒勁正在街上大耍威風；人們也不情願將一個正對村長發脾氣的農村青年（姑且假設是張藝謀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憤青”。

“憤青”的憤怒對象，通常得與家常行為、世俗生活拉開一段距離，具有超越現實功利的特徵，比如為了聲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遊行，為了反對政府濫用權力而與警察展開街頭巷戰，都是國外當代“憤青”的常規舉動。與國際“憤青”一樣，中國“憤青”同樣熱衷於針對重大的社會或國際事務宣洩不滿，表達仇恨，呼喚正義。“憤青”的憤怒，原本就帶有“義憤”色彩，體現著青年人天賦的正義感。

憤青史記之詞壇憤青：千秋壯詞說天生的“犟牛鼻子”陳亮：“中華雙寶唐詩、宋詞”，前有李杜，後有稼稈，不過，真正的稼稈詞意，並非出於辛棄疾的一手操辦，這個“稼軒”，是個文人社團，其實多與這個陳亮有很多最直接的關係。陳辛好友，但彼此並不投契，辛最恨陳多言，多次有殺陳之心，陳也一直小心設防。陳亮與辛棄疾的關係。

憤青史記之女憤青嚴蕊：待到山花插滿頭揭露朱熹嘴臉：嚴蕊字幼芳，能詩善詞，通古達今。有一年，大道學家朱熹巡視浙南，為了打擊唐仲友，搜集他的“罪狀”，就把嚴蕊抓了起來，嚴刑拷打，逼她招認與唐仲友有“不正當”的噯昧關係。嚴蕊雖然備受鞭笞，飽嘗夏楚，幾乎死去，卻絕不屈服，更不招供。嚴蕊遭到朱熹暗算始末。

憤青史記之憤青大夫汲黯：才高於志，土木形骸不服天子令的汲黯：汲黯字長孺，漢代名臣。其祖先是小國國君，至汲黯是第七世，“累世為卿大夫”。汲黯的“憤青”表現，是相當有特點的，有很多成語，如“後來者居上”、“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等都是出自他的筆下。司馬遷贊之：“以‘高學’著稱於世”，這在《史記》中是難得的評價。

漢朝時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霍去病，還有投筆從戎、率36人號令西域諸國的班超。如果現在有個憤青言語排行榜的話，那麼西漢陳湯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絕對可以高居首位。

各國“憤青”之表象

不管怎麼定義憤青，其都不是中國獨有的，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東西南北古今都不乏憤青之類的力量和情緒。首先，國家利益並非是一國全體國民利益的簡單相加，每個國家內部都有不同的利益階層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利益有很大的差異性，國家的每一項具體政策也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使所有人都滿意。其次，就算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之上，不同的人群對同一事件也可能有不同的處事方法和哲學，有時甚至完全對立。這些對立和差異常常表現在國家的對外政策上，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鷹派鴿派之爭。如美國對華政策上長期存在著接觸與遏制的論爭，在伊拉克戰爭前也有主戰和反戰兩派。以色列在對巴勒斯坦政策上有強硬派和溫和派，他們之間的嚴重對立甚至導致了前總理拉賓被刺殺。在我們東邊的日本也有堅持和平的力量和極右的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勢力。

這些鷹派、強硬派、極右派和我國被稱著憤青的非常相似，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並沒有被在其國內受到太多的責難，相反卻在國際政治鬥爭中與鴿派、溫和派、和平力量交替出現，成為國家對外政策中的軟硬兩隻手或黑白兩張臉，強硬派把關係惡化，然後溫和派出來轉遞胡蘿蔔；溫和派不能使對方就範，強硬派就出來揮舞大棒，為其國家謀求最大可能的國際利益。

相對於國際形勢，對“憤青”應持有的態度

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將更多地參與國際社會，我國與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矛盾衝突在將來肯定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因此我們也要有更好的更老練的政治、手法處理國際矛盾與衝突。我們需要成熟冷靜理性的對外政策，但同時出需要憤青那樣的激情，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在很多時候冷靜、理性並不是總能解決問題；有時我們非常需要些激情、甚至極端非理性的手段才能維護我們的合法國家利益。

當遭遇到他國的鷹派、極右派、甚至軍國主義分子時，我們用完全理性的顧全大局的手段應對，肯定是要吃虧的。在對方強硬政策當道時，我們除了冷靜理性面對外，還必須要有強硬手段備用，以免對方全贏我方面輸。也就是說當對方推行極端民族主義的政策，我方也只有以我們的民族主義與之應對，對方溫和我們自然也就溫和，如果我們壓制“憤青”那就等於是自廢武功。“憤青”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意，這個民意應該為國家所尊重，民意可以為我國抵擋外國的強大壓力和無理要求，特別是在和那些西方民主國家打交道中，他們也要顧及中國的民意，這為我國外交人員在談判時贏得迴旋之地。

“憤青”具有徹底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創造力，可以幫助我們反省對外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問題。提高我國外交工作維護國家最大利益的能力。由於我國政治的特點，各部門對外都以同一個口徑表達，無所謂鷹派鴿派之分，所以“憤青”更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部分的憤青卻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國力在控制方面得不到應有的協助卻經常會被反咬一口，造成了國內開始啃噬，辱罵同胞，等等強硬口吻一直存在，則所述溫和與強硬共存則基本形成不了對立，相對的，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卻給國家帶了一定量的負擔，逐漸演化成了今天的“糞青”，而這種辭彙也由於強硬手段和極端思想的刺激讓社會開始進入一種“反叛期”，則是國文化不能精進，國外垃圾文化吸取量與日俱增。這種由憤青到糞青的變化取決於個身基本文化底蘊和知識含量，有些人則是將對自己生活的不滿以及發泄作為宣揚戰爭的工具，這時候已經不存在所謂的強硬派之說，因為這一切已經不立於國家基本之上，而僅僅只是一種“恐怖組織”而已。

憤青時代的失落

憤青，幾年前曾經十分流行的一個辭彙。顧名思義，憤青指的是憤怒的青年。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憤怒的傳統，從發動“國人暴動”時憤怒的人群，到大澤鄉揭竿而起的憤怒的農民，到新文化運動中憤怒的文人，還有五四時憤怒的學生和工人。中國社會的每一次運動似乎都與憤怒有一種不可割捨的關係。時至今日，我們這一代青年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這一傳統。憤青的憤怒，代表著一種精神狀態。他們的憤怒是真實的。他們有理想、有熱情，他們渴望用自己的青春譜寫未來嶄新的生活，但生活讓他們感受到現實的殘酷。他們壓抑，他們無奈，所以他們憤怒。但憤怒之後他們不氣餒、不彷徨，仍然勇敢地行進在追夢的路上。

放眼今世，憤怒彷彿在一夜之間消逝了蹤跡。郭敬明、張悅然、安妮寶貝……一個個名字走進了我們的視野，他們成為新一代青年的代言人。可從他們身上，我們已經找不出一絲憤怒的影子了。當然說句公道話，韓寒文章中戲謔的成分更多一些。“青春是一道嫵媚的憂傷”，在憤怒退去的那個秋天，一陣寒流過後，世上彷彿便只剩下了憂傷和那些憂傷的人們。他們用舒緩的語調訴說著一個個動人的故事，很感人，但我知道那裡面更多的是不真實。他們活在回憶中，甚至美好的回憶都被他們抹上一層淡淡的憂愁。或許他們在逃避什麼，可是，有什麼能夠讓一個青春的生命如此懼怕？太深的留戀成了一種羈絆，絆住的不僅僅是雙腳，還有未來。也許在他們丟掉憤怒的同時，連同青春的勇氣、活力、熱情一同丟掉了。他們再也不可能體會到“夢想”、“流浪”、“遠足”這些辭彙能帶給他們的感撼。他們只是一味地憂傷、回憶，未來不會在回憶中被創造，可憂傷的他們卻看不到這一點。在這個年代，只剩下了憤怒卻沒有了憤青。年青的小夥子嚼著箭牌口香糖大罵美國的霸權，校園裡的學生聽著索尼松下的CD痛斥日本的無恥，甚至互相咒罵來展現他們的“熱情”。他們稱不上是憤青，他們只是在憤怒，只是在宣洩著一種毫無正麵價值的弊大於利的衝動。“既然選擇了地平線，留給世界的便只有背影”，“自己相信的正義絕對不會歪曲”，憤青的憤怒不張狂，不放縱，他們比沉默的人更穩重，他們比嘯叫的人更成熟，他們只是在所選擇的道路上堅定地行走著。

或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這個時代註定不會屬於一幫憤怒的青年。在憤怒燃燒盡青春的熱情之後，一切都歸於沉寂。但沉寂之後呢？或許又是一個憤怒的年代。

憤青不等於愛國，憤青只是和愛國有交集，甚至有時極端的民族主義狹隘的思想成為國家利益的一道鐵牆，不考慮長遠而只顧眼前，頑固不化的自我為中心思想常有誤國之實正如陳獨秀先生《敬告青年》文中所說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中國的憤青對美國、日本、中國台灣三地的負面態度不僅針對其政府與軍隊，在很多情況下也針對三地的經濟、人種與文化。在經濟方面呼籲全面“抵制日貨”（有時包括美貨、台貨）等。在對待國內同胞的態度上，他們對身邊的人宣傳不要購買外國貨，主要針對的是日本貨、韓國貨，少數情況包括美國貨。激進人士用“漢奸”、“特務”等辭彙描繪喜愛西方事物、贊同中國對美日保持冷靜的中國人。

憤青是一種時代產物，也是很複雜的社會現象。被稱為“憤青”的人士有時並不認為自己是憤青，而認為認識與自己不同、稱自己為憤青的人，想法才有問題，是懦弱者、既得利益者或缺乏民族意識。因此憤青現象的內涵、走勢仍值得長期研究觀察。

那麼憤青還會有什麼發展呢？誰又知道呢？唯有時間，才能見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