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全詞採用弔古傷今的手法，來表現主題思想，寫景時，寓情於景，感情極其濃郁；抒情時，弔古傷今，筆調極為深沉悲涼。此詞分以下幾個方面下筆：建康的地理形勢、眼前的敗落景象，並用東晉名相謝安的遭遇自喻，表達詞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悶，最後用長江風浪險惡，暗指南宋的危局。

上片開頭三句，開門見山，直接點明主題，抒發內心感情基調。然後再圍繞主題，一層一曲地舒展開來。“上危樓，贏得閑愁千斛”，是說詞人登上高樓，觸景生情，引起無限感慨。“閑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極多。“閑愁”，是作者故作輕鬆之筆，其實是作者關心國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終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憂愁。

四、五兩句，採用自問自答的方式，把“弔古傷今”落到實處。“虎踞龍蟠何處是？”問話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涼。但在辛棄疾看來，此時的建康卻徒留“帝王之都”的空名，和一片敗亡的氣息。這裡暗中譴責了南宋朝廷不利用健康的有利地形抗擊金兵、收復中原，飽含感情的問答異常生動地勾畫出詞人大聲疾呼、痛苦欲絕、氣憤填膺的形象。

“柳外斜陽”五句，是健康眼前的景象，把“興亡滿目”落到實處，渲染一種國勢漸衰悲涼凄楚的氣氛：夕陽斜照在迷茫的柳樹上，在水邊覓食的鳥兒，急促地飛回窩巢。壠上的喬木，被狂風吹打，飄落下片片黃葉；一隻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邊駛；不知何人，吹奏起悲涼的笛聲。映入詞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憂國的感嘆。同時詞人獨選此景，也正是意在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從構思而言，上片三個層次，採用層層遞進、環環緊扣的筆法，銜接極為嚴密。而各個層次，又都從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強化主題。

下片“卻憶安石風流”五句，用謝安受讒被疏和淝水之戰等典故。前三句寫謝安早年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漁弋山水”“言詠屬文”，風流倜儻逍遙灑脫。作者藉此表達自己本也可隱居安逸但憂國之心使其盡小國事，以至“淚落哀箏曲”。詞人在這裡用謝安被疏遠、桓伊為之向晉孝武帝彈箏的故實，實是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曲折隱晦地表達未見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懷。“兒輩”兩句，用謝安事。這段歷史，本來說明謝安主持國事，沉著與矜持。可是，辛棄疾改變了它的原意，把詞意變成：建立功名的事，讓給小兒輩干吧，我只須整天下棋消磨歲月！不難看出，這裡包含著詞人壯志未酬、虛度年華的愁苦，同時也給予議和派以極大的諷刺。辛棄疾為詞氣魄不亞於東坡，但這裡卻屢用喻指，語含譏諷，可見長期的壓抑使之極度憤懣，而面對現實除了無奈更別無他法。

“寶鏡”三句，筆鋒又雙從歷史轉到現實，詞人用尋覓不到“寶鏡”、夜幕降臨、無人勸酒，暗喻壯志忠心不為人知、知音難覓的苦悶。這裡借用“寶鏡”典，意在說明自己的報國忠心保國之才無人鑒察。

最後兩句，境界幽遠，寓意頗深。它寫詞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風怒號，便預感到風勢將會愈來愈大，可能明朝長江捲起的巨浪，會把岸上的房屋推翻。這兩句不僅寫出江上波濤的險惡，也暗示對時局險惡的憂慮。它既象徵著作者內心的極不平靜，也象徵著南宋國勢的危急，甚至也可以象徵在主和派當道時抗戰派的兇險處境。所以是一語多端，而風格則由下片的哀婉沉鬱復歸於激蕩慷慨，這就使全詞風格有雙面性，也有包舉性————哀婉終究匯流於雄大。

登覽懷古之作，往往以歷史的變遷寄寓對國事的感慨，借古諷今，抒發感慨或鳴不平，以雄深跌宕為勝。對於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語的傾訴，以誠摯深切為高。要將這兩種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兩種不同的美學風格，兼有雄深與溫婉。這是一種難以達到的妙境，而此詞顯然達到了這一境界。辛棄疾寫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

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辛棄疾任建康（今江蘇南京）通判，當時他南歸已經七個年頭，而他期望的抗金復國事業，卻毫無進展，而且還遭到朝中議和派的排擠打擊。詞人在一次登健康賞心亭時，觸景生情，感慨萬千，便寫下此作。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人。南宋官員、將領、文學家，豪放派詞人，有“詞中之龍”之稱。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

辛棄疾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回歸南宋，獻《美芹十論》《九議》等，條陳戰守之策。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先後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為守臣，平定荊南茶商賴文政起事，創製飛虎軍。后被彈劾落職，退隱山居。

開禧北伐前後，宰臣韓侂胄接連起用辛棄疾為知紹興、鎮江二府等職，並征他入朝任樞密都承旨等官，均遭辭免。開禧三年（1207年），辛棄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歲。宋恭帝時獲贈少師，謚號“忠敏”。

辛棄疾一生以恢復為志，以功業自許，卻命運多舛，壯志難酬。其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代表著南宋豪放詞的最高成就。現存詞六百多首，有《稼軒長短句》等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