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

本書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喬納森·弗里德曼15年的研究結晶，系統

地闡述了全球人類學的基本思想。作者用全球體系的視角探討了古地中海地區的變化，指出了歷史驚人的相似性；比較了剛果人、日本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人在與外部世界接觸中如何塑造他們民族的認同或他們自己的認同，分析了人類學的產生與發展過程，特別是人類學在當代的研究成果轉向。弗里德曼的論述獨到深刻，為我們提供了分析當代社會和文化變化的一個極有價值的研究視角。喬納森·弗里德曼是瑞典隆德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教授。1990年，他與斯考特．拉什合編了《現代性和認同》一書。

該書討論全球體系及其塑造力的根源，作者集中關注的是社會存在的條仆在全球競技場中被分配的方式以及這些條件在歷史上的形成利再生產的過程。本書作者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他的論述獨到深刻，視角新穎為我們提供了分析當代社會和文化變化的一個新啟示。

現代性研究譯叢總序

中國古代思想中歷來有“變”的智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斗轉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幾千年，“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啟超)照史家說法，“變”有三個級度：一日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曰百年期的緩慢漸變；第三種變化並不基於時間維度，通稱“激變”或“劇烈脫節”。這種變化實為根本性的搖撼和震動，它動搖乃至顛覆了我們最堅實、最核心的信念和規範，懷疑或告別過去，以無可遏止的創新衝動奔向未來。倘使以此來透視中國歷史之變，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變革也許正是這第三種。

鴉片戰爭以降，隨著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叩開國門，現代性始遭遇中國。外患和內憂相交織，啟蒙與救亡相糾結，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探索，現代化既是一種激勵人建構的想象，又是一個迂迴反覆漫長的過程。無疑，在中國，現代性仍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代性不只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問題，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樣是一個難題。鴉片戰爭爆發后不久，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預言家的口吻對現代性做了一個天才的描述：“現代性就是短暫、瞬間即逝、偶然”，是“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詩人韓波，則鏗鏘有力地呼籲：“必須絕對地現代!”如果說波德萊爾是對現代性變動不居特性的說明的話，那麼，韓波的籲請顯然是一種立場和態度。成為現代的，就是指進入現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和社會，而且是千千萬萬男女個體。於是，現代性便成為現代這個歷史概念和現代化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特徵。

現代性問題雖然發軔於西方，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在中國思考現代性問題，有必要強調兩點：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又必須確立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著這種精神，我們從汗牛充棟的西方現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選一些重要篇什，編輯成系列叢書，意在為當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思考提供更為廣闊的參照系，提供一個言說現代性問題更加深厚的語境。所選書目，大多涉及現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尤以8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學者和論著為主，同時兼顧到西方學術界傳統的歐陸和英美的地域性劃分。

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誌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範疇，一個可以界划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由於時間總是延綿不斷的，激變總是與漸變錯綜糾結，因而關於現代性起於何時或終於(如果有的話)何時，以及現代性的特質究竟是什麼，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更由於後現代問題的出現，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纏結在一起，顯得尤為複雜。有人力主後現代是現代的初期階段，有人堅信現代性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規劃，還有人凸顯現代與後現代的歷史分期差異。然而，無論是主張後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終結，還是後現代性是現代性的另一種形態，它都無法擺脫現代性這個關節點。

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現代性總是和現代化過程密不可分，工業化、城市化、科層化、世俗化、市民社會、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歷史進程，就是現代化的種種指標。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種歷史進程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和文化的過程。世俗政治權力的確立和合法化，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工業化過程，傳統社會秩序的衰落和社會的分化與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與世俗文化的興起，這些進程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形成。誠然，現代性並非一個單一的過程和結果，毋寧說，它自身充滿了矛盾和對抗。社會存在與其文化的衝突非常尖銳。作為一個文化或美學概念的現代性，似乎總是與作為社會範疇的現代性處於對立之中，這也就是許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現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機。啟蒙運動以來，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種種文化運動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種“反叛角色”。個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為一個心理學範疇，現代性不僅是再現了一個客觀的歷史巨變，而且也是無數“必須絕對地現代”的男男女女對這一巨變的特定體驗。這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可能性與危難的體驗。恰如波曼所言：成為現代的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捲入這樣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兒有永恆的分4 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為現代就是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馬克思所說，在那裡，‘一切堅實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化把人變成為現代化的主體的同時，也在把他們變成現代化的對象。換言之，現代性賦予人們改變世界的力量的同時也在改變人自身。中國近代以來，我們多次遭遇現代性，反反覆復地有過這樣的深切體驗：惶恐和嚮往、進步與倒退、激進與保守、激情與失望、理想與現實，種種矛盾體驗塑造了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和判斷。

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的焦點。在世紀之交，面對滄桑的歷史和未定的將來，思考現代性，不僅是思考現在，也是思考歷史，思考未來。

是為序。

1999年9月26日於南京

前言

第一章 邁向全球人類學

第二章 全球體系通史的與文化上的特性

第三章 文明周期與尚古論的歷史

第四章 人類學中文化概念的出現

第五章 文化、認同和世界性過程

第六章 全球體系的文化邏輯

第七章 全球化與地方化

第八章 歷史和認同政治

第九章 風雅的政治經濟學

第十章 自戀、尋根和後現代主義

第十一章 全球體系、全球化和現代性的參量

第十二章 全球體系中的秩序與失序

參考文獻

人名譯名對照表

索引

貫穿這本書的立場正好與上面描述的圖景相反。在我看來，它不是一個稻草人的圖像，儘管在這個簡短的篇幅內我已經儘力淡化這種意思了。我感覺到，它是一個核心策略，在某種意義上，對當代社會現實的害怕正在支持著它；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避風港，包含著對統治的慾望。最重要的是，我們探討了我們所遭遇到的問題，而不是躲開它們，或者忽略它們，或把它們轉變成知識消費中更美味可口的珍品。我感到有必要為一種視角辯護，在這種視角中，文明的偉大中心，作為全球系統的產物，很明顯地總是傾向於崩潰，如果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這將不足為奇。我們有必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到心理學的角度去研究涉及全球體系的中心化和它們的分裂的那些過程。有必要探尋霸權的解體、新階層的興起和老的階層的衰落、從原來的階級中遊離出來的過程、族群化和本土化等這些現象之間的聯繫，因為它們與國際化、新霸權的興起和新的中心地區的出現相聯繫著。當然，世界性的音樂、世界性的食物之類現在都是這個過程的部分或一分子，但是，我們不應該只是集中關注這些而排除了同它們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現實。

幾年來，對生產，特別是對消費過程的重新概念化一直在進行著，不再僅僅把它作為生計的物質方面。像其他人一樣，沿著從物品是生活世界構造材料這一認識開始的討論路線，我已經指出，它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成白我觀、社會認同的構成要素。從這個觀點來看，認同實踐包含著消費的，甚至是生產的實踐。如果我們進一步假定全球歷史的參照框架，就有可能查明，甚至能夠解釋認同的廣泛的策略組合之間的差異，因此也能解釋消費和生產的策略組合之間的差異，也能解釋它們在時間上的轉變。至少，總是地方性的認同的不同策略，正像它們被吸收的消費和生產形式一樣，在互動中出現在全球舞台的程度，正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在日益被用分裂、解體、無意義和文化混雜這些術語來描寫的世界中力圖找到整體性，如果不是錯誤的，也似乎是很困難的。不過，我已經試圖對似乎是單一的全球轉變的複合體的過程鏈進行定位。當然，這並不是說就不存在地方結構，沒有自主性的文化圖式，但是，它們的和諧結合是藉助於一個總譜發生的，這樣的總譜其主要的一個主題就是西方霸權的衰落，它在全球舞台的不同部分採用了不同的形式。現代性移向東方，將後現代性留在它的衰落中；當現代主義認同在西方日益變得無用時，宗教復興、族群復甦、尋根和民族主義重新出現。在刻畫這個時期的結構性混亂中，體系的邊陲和邊緣以我們所稱作的第三和第四世界的複雜的結合方法做出了反應。在過渡時期，當個體不管他或她可能在哪裡，出來拯救他或她自己時，我們所描述的不同形式可能被富有成效地還原成許多主要的文化策略，這些策略根據全球的特殊性，也根據地方的社會位置進行了區分和重新結合。這些是生活策略(lifestrategies)，是滿足出現於全球體系中不同位置的慾望結構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