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釗

劉承釗，動物學家。山東泰安人。

1927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生物學系，獲學士學位，1929年又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四川醫學院教授、院長。

曾先後在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陝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新疆等14個省區調查採集了大量珍貴的標本和資料；在兩棲動物區系分類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績，編寫了《華西兩棲類》（1950）及《中國無尾兩棲類》專著，受到世界上同行的重視。先後發現了角蟾亞科7個屬40個種，定名新種和新亞種60餘種，澄清了許多過去在分類上的問題；提出橫斷山脈是我國角蟾亞科分化中心的見解，為研究角蟾動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科學依據，為查明我國兩棲動物的豐富資源作出了貢獻。

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1900年9月30日（農曆8月12日）出生於山東省泰安縣大堰堤庄的一個農民家庭。1922年前，在泰安萃英小學與萃英中學讀書。在中學階段，因家庭經濟困難，兼做掃地、打鐘等雜活。曾兩度輟學，到泰安博濟醫院做護理工作以幫補家用。

1922年中學畢業后，劉承釗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到北京入匯文大學預科學習。1924年以優異成績考入燕京大學心理學系。1年後，因對動物學產生濃厚興趣，轉入生物系，在該系深受當時知名學者胡經甫、李汝祺等教授的熏陶。1927年燕京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被系主任胡經甫選留該系任助教，一邊教學，一邊進修研究生課程，並在李汝祺教授指導下從事兩棲動物的研究。由於他勤奮努力，1929年獲碩士學位，並得到金鑰匙獎勵，晉陞為講師。

1930年，劉承釗應聘到瀋陽東北大學生物系擔任講師，並從事北方蛙類與蟾蜍第二性徵與性行為的研究。1931年日軍大舉進攻東三省，劉承釗不願做亡國奴，又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此時，他在美籍教授Alice M．博愛理（Boring）女士的指導下，繼續從事兩棲動物的研究。1932年1月，東北全境淪陷，北平危在旦夕，劉承釗經博愛理的推薦，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

1932年7月，劉承釗東渡太平洋，到達位於美國東部紐約州的伊薩卡，師從康奈爾大學Albert H．芮特（Wright）教授主攻兩棲爬行動物學。曾利用假期到芝加哥等地博物館查看標本。劉承釗為了在獲得兩年資助的短時間內完成研究生課程及學位論文，學習非常勤奮刻苦，成績也非常優異，深受導師芮特的賞識。芮特對他的評語是“特別能幹的學生”，“他是我所遇到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並在評語單上的最高檔次“excellent”之前用筆加上“very”一字。1934年春，劉承釗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中國無尾兩棲類的第二性徵（Secondary Sex Characters of Chinese Salientia）”，被刊印入該校學位論文集，榮獲科學和教育兩項金鑰匙獎勵，被選為Sigma－Xi自然科學榮譽學會會員。畢業后，劉承釗到華盛頓等地參觀考察，然後取道歐洲，去英、法、德、意、奧地利等國博物館查看藏於該處的我國標本，尤其是一些模式標本。1934年9月4日，劉承釗回到闊別兩年多的祖國，從上海轉蘇州東吳大學執教，並繼續從事兩棲爬行動物研究。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東吳大學被迫於10月15日遷往浙江省湖州（吳興縣）。由於戰火一天天迫近，學校不得已於11月14日關閉。次日，劉承釗帶領部分生物系學生及職工共22人於深夜離開湖州西行，嘗盡艱辛，於1938年1月27日到達四川成都華西壩。1939年，這部分師生併入華西協合大學，劉承釗受聘為該校生物系教授。後來又兼任該校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以及《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自然科學部的編輯。

到中國西部高山高原自然條件下研究動物，特別是蠑螈與蛙類的生活，是劉承釗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因此，到成都后，劉承釗利用所有假期及一切機會，省吃儉用，從薄俸中擠出錢來，帶領華西協合大學生物系部分師生到山區去採集蛙蟾蜥蛇。他自述此時的心情是：“種類繁多，千姿百態的兩棲爬行動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艱難與險阻。”1938年到1944年，共進行野外調查11次，主要到川康一帶，兼及陝、甘、青的部分地區，行程8000餘公里，其中半數靠雙腿步行。1942年到西康昭覺（今隸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燕窩壙採集，劉承釗不幸罹上斑疹傷寒，當地缺醫少葯，幾乎喪命，歷時50天幸得康復。川西生態環境的多樣性給出現種類眾多的兩棲動物提供了條件，這一期間，劉承釗共發現兩棲動物29個新種，並建立了1個新屬，尤其是對許多種類的生活史做了詳盡的觀察與研究，在“華西兩棲類自然史的研究”這一題目下共發表了12篇有創見的論文，為中國兩棲類生活史的研究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美國著名動物學家James D．拉塞爾（Lazell，Jr．）博士在“劉承釗的足跡”一文中，對他這個時期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說：“劉承釗在其著作中始終保持著一位才華橫溢的兩棲爬行動物學家的優良氣質。譬如對有尾類，他不僅記述了它們的犁骨齒數及前後肢間的肋溝數，而且還作了詳盡的形態和習性方面的描述。對於標本的採集地，不僅記述經緯度和海拔高度，而且還對凜冽的急流險灘、光滑的鵝卵石堆、濕熱的雨林乃至霜凍的冷杉林等生態環境進行描述。”“1937年劉承釗踏上了一次極其重要的旅程。這一旅程使他躋身於舉世聞名的兩棲爬行動物學家的行列。”

1946年，劉承釗經美國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兩棲爬行動物部主任研究員Karl P．施密特（Schmidt）博士的安排，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再度訪問美國。訪問從1946年夏到達芝加哥至1947年冬返回成都，其間，他以交換教授身份在母校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高等學府作關於中國兩棲動物研究的講演，訪問了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等許多大城市的研究機關，被美國魚類兩棲爬行動物學會授予國外名譽會員稱號。他在美國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用自己帶來的標本、資料、彩圖進行研究，夜以繼日地奮筆疾書，完成了長達400頁的英文專著《華西兩棲類》。此書於1950年由該館出版后，在國際兩棲爬行學界引起極大反響，至今仍被視為研究中國兩棲動物的經典著作。美國著名刊物《Copeia》1950年第4期對此書的評價是：“這部巨著積累了作者20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分類、分佈、習性、生活史……其所採集的地域又是世界上鮮為人知的地方。絕大部分材料，特別是生活史及蝌蚪完全是新的。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對於世界兩棲動物的研究，這部書無疑是一項重大的貢獻……”

1947年劉承釗回國后仍任華西協合大學生物系教授。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發動內戰，民不聊生，反對政府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劉承釗毅然站在革命學生一邊，參加他們的秘密集會，掩護進步學生，做了大量有益於革命的工作。同時仍堅持利用一切機會就近作些專業調查。

1949年12月底成都解放。1950年他應燕京大學的聘請到該校擔任生物系主任，同時被聘任為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1年夏，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又把劉承釗從北京請回成都擔任政府接管后的華西大學第一任校長。1953年院系調整后，華西大學改為四川醫學院，劉承釗改任院長。

50年代高等學校的工作十分繁忙，劉承釗深感為人民辦教育，為國家培養高級醫務人才的責任重大，他全身心地投入行政領導工作。在工作中明確自己重點抓三件事：一是堅持教學為主，做好教學組織管理工作；二是抓科研工作，努力提高全院的學術水平；三是發揮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做好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劉承釗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工作，經常與老教師談心，許多老教授都把他當成知心朋友；他也十分關心青年學生，經常視察學生課堂、寢室與食堂，向學生問寒問暖，尤其關心工農學生能否跟上學習，竭力主張給他們補好文化課。劉承釗一心為教育事業操勞，深受廣大師生員工的崇敬與愛戴。他從事教育工作40餘年，為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動物學工作者，其中一些人已成為知名的科學家。他對學生諄諄善誘，嚴格要求，精心培養。並以自己治學嚴謹、踏實認真和一絲不苟的精神影響著學生。他教育學生搞科學要專心致志，鍥而不捨，他常說：“方向看準了一直走下去，就會有成就。”這一切都給他的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1956年起，學校教學工作走上正軌。劉承釗根據黨和政府的要求，除號召和組織學校師生開展科研工作外，他本人也以身作則，到雲南、貴州及四川各地進行調查研究，直到1973年73歲高齡時，還親自到大雪山麓的寶興縣作最後一次野外考察。

1961年，劉承釗與夫人胡淑琴合著的《中國無尾兩棲類》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記載當時已知中國無尾兩棲動物120種及未訂名的11種蝌蚪，對許多屬都作了討論，指出該屬分類現狀及今後應研究的問題，對後學者很有啟迪。此書於1987年被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劉承釗晚年還曾計劃撰寫他構思已久的第三部專著《中國角蟾亞科的分類研究》。遺憾的是，他沒有來得及實現這一宏願，他所領導編寫的《中國動物志·兩棲綱》也還沒有出版，1976年4月9日因急性心肌梗塞與世長辭。

劉承釗是中國共產黨員和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並任《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科學技術協會第一屆主席等職。劉承釗共發表科學論文57篇，專著2種，手冊及圖譜各1種。描述兩棲動物新種72種及亞種、新屬2個。

劉承釗的早期研究工作，著重於兩棲動物的繁殖生物學與性行為的觀察研究。1930年發表“北平蟾蜍與蛙類的第二性徵與性行為”，“華北蛙類與蟾蜍類生活史的時間表”。第二年又發表“花背蟾蜍與黑斑蛙的性行為”。1932年，劉承釗與博愛理、周淑純合寫的《華北兩棲爬行類手冊》，與一般鑒定手冊只注重形態描寫不同，對多種兩棲動物的繁殖習性也做了介紹。在美國求學期間，劉承釗繼續這方面的工作，“‘雄性線’，無尾兩棲類中一種新的第二性徵”（1935），“無尾兩棲類聲囊的類型”（1935）以及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撰寫發表的“中國蛙類與蟾蜍類的第二性徵”（1936）等，都屬於這一研究範疇。其中關於“雄性線（Linea Masculina）”的發現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雄性線是多數兩棲動物雄性所具有的一種白色或粉紅色的結締組織結構，它位於某些腹肌的邊沿，形成成對的縱線或橫線，特別顯著者，透過活體腹部皮膚即可見到。因為雄性線只雄性具有，可以用它極易鑒別具有這種結構的種類的性別。劉承釗解剖研究了國內外545種無尾兩棲類，發現其中236種有這一結構。可是，這一普遍具有又易看到的結構，以往卻沒有人注意到。正如他在論文前言中所寫的：“儘管有許多關於各種蛙類解剖的研究，但是卻沒有提到這一顯而易見的結構，甚至那些最有名的蛙類解剖學手冊，如Gaupp，Ecker或者魏敦瑞的《蛙類解剖學》中也沒有記載。”雄性線的發現，成為無尾兩棲類中與婚墊、聲囊等同樣重要的雄性第二性徵，甚至比前二者更為重要。因為婚墊只在繁殖季節才出現，而有些種的聲囊也可在非繁殖季節消失。關於聲囊的研究，劉承釗也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無尾兩棲類聲囊的類型”一文中，他根據對國內外551個種及亞種無尾兩棲類的解剖研究，其中79種沒有聲囊，他將有聲囊的劃分為六大類型，因其以解剖大量物種為依據，所以被普遍採用。

四川西部（包括原西康省東部）的高山深谷，水源豐富，氣候溫暖濕潤，植被茂盛且形成明顯的垂直帶，生態環境的多樣性孕育了動物的多樣性，兩棲爬行動物也不例外。劉承釗1938年初到達成都，便帶領學生與助手們進行野外考察研究。他不僅發現了29個新種與1個新屬，而且有機會研究各個種的生活史。從1940年到1945年，他以“華西兩棲類自然史的研究”為題，連續發表12篇文章於《北平博物雜誌》與《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自然科學輯》上，其中除第一篇是“蝌蚪與成體的適應”外，其餘11篇是對山溪鯢、大蹼鈴蟾、寶興齒蟾、棘腹蛙、仙姑彈琴蛙、崇安湍蛙、杜氏泛樹蛙、峨眉泛樹蛙、斑腿泛樹蛙、四川狹口蛙、花狹口蛙等個別種的生活史的研究。還有一些觀察結果則寫入1950年出版的《華西兩棲類》一書。劉承釗關於某個種的生活史的描述，既全面詳盡又深入細緻，是近50年來關於兩棲動物生活史絕無僅有的文章。他寫作的特點不僅是來源於親身觀察的第一手材料，而且還來源於對若干地區、若干次及相當數量個體觀察研究的總結，還要歸因於他特有的洞察力與思維方式。此外，詳細的量度表與精美的插圖也是他文章的特色。對任何一個種，他不僅詳細描寫成體的各部形態、兩性特徵、個體與種群變異，而且對其繁殖季節、兩性識別、抱握方式、產卵過程、卵的形態、孵化過程、蝌蚪的形態與變異、生長發育、變態過程等都儘可能地加以介紹。例如他關於斑腿泛樹蛙的研究，指出其蝌蚪的體色隨所生活的水體條件而有很大變異，蝌蚪的大小、形狀亦因水體條件而有甚大影響等。他指出峨眉泛樹蛙系產卵樹上，水外發育。“實驗發現，早期胚胎很少可能在水中正常發育，具外鰓的胚胎不可能很好地分化。晚期胚胎則可落入水中發育到孵出。卵膠膜吸水膨脹產生的壓力是胚胎致死的主要因素。”在寶興齒蟾生活史的研究一文中，對他所發現的另7種同屬蝌蚪都加以詳盡描述與比較。在山溪鯢生活史一文中，對在理縣發現的小型種和在鹽源鹽邊發現的長尾有斑種與山溪鯢的不同，也分別加以描述。劉承釗關於兩棲類生活史的研究，為科學積累了寶貴的財富，也為後人從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學習的榜樣。

鋤足蟾科是一類較低等的無尾兩棲動物，分佈於全北界，習慣上把它分為兩個亞科，我國產者都隸屬於角蟾亞科，所以又稱我國的這類動物為角蟾亞科動物。角蟾亞科已知10屬74種，我國有其中的9屬50種，而2/3的種都分佈於我國西南橫斷山區。劉承釗入川后就注意到這類動物，1940年發表的“蝌蚪與成體的適應”與“華西無尾兩棲類的蝌蚪”兩文中，對這類動物的成體與蝌蚪及其適應作了詳細的描述。1943年將采自昭覺燕窩壙的兩新種分別命名為秉志短齒蟾與疣刺短齒蟾。同年又撰文詳細報道錫金短齒蟾的生活史，並與當時已知分佈於川康的另6種加以比較，結論認為“有必要對此類群進一步研究以澄清種的問題”，同時預言“其結果將會有更多的新種被發現”。果如所料，在進一步調查研究之後，劉承釗於1945年“華西無尾兩棲類的新種”一文中同時發表了6個新種，其中一種隸角蟾亞科，並依此建立髭蟾屬，它就是著名的峨眉髭蟾，又名“鬍子蛙”，因為繁殖季節其上頜緣長出一圈8～16枚黑色角質刺。1947年發表史氏短齒蟾的論文，並將原鑒定為錫金短齒蟾的標本改訂為新種浦氏短齒蟾。1950年，劉承釗在其專著《華西兩棲類》中記載了我國角蟾亞科4屬17種，其中7個是新種，以及3種未訂名的蝌蚪。由上可見角蟾亞科在我國西部種類的豐富。

實踐出真知。劉承釗科研工作的特點是深入實際，親手掌握第一手資料。幾十年來，他登高山，攀懸崖，入叢林，下湍流。正是因為具有這種不畏艱險、鍥而不捨的精神，才能取得別人不可能獲得的知識，也還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對兩棲動物的生活方式及與其環境的適應如此了如指掌。在他的論文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華西兩棲類自然史的研究。一、蝌蚪與成體的適應”（1940）以及兩本專著的總論中都作了極為精闢的概括。他將成體、繁殖期、蝌蚪、卵等各個時期的適應特點分為若干類型，深入分析各種類型的形態結構與機能適應間的相互關係。譬如瀑布型與樹棲型的成蛙都具有體背腹略扁平、指趾端擴大呈吸盤、雄小於雌等特點。瀑布型的體扁平有利於匍匐於溪邊石隙中，指趾吸盤有利於吸附在石上以免為急流沖走；樹棲型的體扁平及指趾吸盤則有利於在樹榦上附著及爬行以及雌性產卵時搓動製造泡沫。兩者的雄性小於雌性，則在於交配時便於雌性馱著雄性在石隙間穿行或爬樹。又如生活於流溪的蝌蚪體窄長、尾肌發達、尾鰭較低，以適於在急流中游泳；生活於靜水中的蝌蚪則體較寬短、尾肌不甚發達而尾鰭較高，以適於在靜水中平衡身體。再如產於石下、岩隙、泡沫或葉窩中的卵無色素，浮於水面或雖成團塊而暴露於外的卵則多少具有色素。冬季或早春所產的卵色深以利吸收輻射熱，春末夏初所產的卵則色淺，等等。

劉承釗在研究中亦深刻注意到地理分佈與區系及物種形成的關係。尤其在對橫斷山區兩棲動物區系的研究中，他指出：“從動物地理學角度講，四川與西康處於從北邊的古北界向南邊的東洋界過渡的地區；從生態學角度講，則是由東部的低地向西部的高原過渡。此兩省之間的山脈南北走向提供了地貌及生態條件的極大多樣性，其間的小生境則富有各種各樣的適應類群。在調查所到之地，兩棲動物區系最豐富者莫過於峨眉山。”“峨眉山位於洪山山脈東南端，大渡河在其西面及南面。峨眉山的兩棲爬行動物區系主要由發現於洪山北部的類型組成，而大涼山與大渡河下游南部的則是迥然不同的類型。以大渡河為界與峨眉山分隔的西康高原與四川西北則有不同的兩棲動物區系”。他又指出：“中國西部的地形取決於與青藏高原的關係以及川康間的橫斷山脈。中國西部的海拔高度從成都的1750英尺到西康省貢嘎山的25000英尺。……古北界與東洋界的過渡地區南北區系成份的交匯顯然有利於物種的形成。”劉承釗的這些論點至今仍有其指導意義。

劉承釗不僅對兩棲動物的分類、區系、適應與地理分佈方面有系統精湛的研究，奠定了我國兩棲動物學科研的基礎，其實他對爬行動物生物學也有較多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東吳大學執教期間進行的。其中對北草蜥的研究尤為詳盡，先後發表了“北草蜥生活史的初步研究”（1935），“北草蜥頷片的變異”與“北草蜥生活史與繁殖習性”（1939）等論文。此外，對我國廣泛分佈的虎斑游蛇（1936）與鱉的生活史（1937），江浙一帶習見的寧波滑蜥的生活史（1937）也都曾撰文作了報道。入川后，他又對西南習見的菜花烙鐵頭的生活史以及多疣壁虎與蹼趾壁虎的生活史及繁殖習性（1940）也撰文作了報道，同年還發表“烏龜生長的研究”一文。他關於爬行動物研究的論文共11篇。此外，在巫山、秦巴山區、貴州、廣西等地調查的論文中，也有關於爬行動物的記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在西南大規模調查的結果，劉承釗先後又發表了五篇論文，介紹大花角蟾（1960），大短齒蟾、峨眉短齒蟾、金頂短齒蟾（1960），南江角蟾（1966），棘指角蟾、雷山髭蟾（1973），涼北齒蟾、普雄齒蟾與圓疣齒突蟾（1979）。總計共發表角蟾亞科21個新種及2個新屬。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對角蟾亞科許多種的形態、生活史做了大量的觀察與詳盡的描述，尤其是對本類群的分佈、起源與演化提出了自己獨創的見解。譬如，早在1950年出版的《華西兩棲類》中，他就明確指出：“西康中部高原與康東川西山區是原始的鋤足蟾類物種分化的中心。”他進一步以短齒蟾屬為例闡述這一觀點：“我在華西考察的結果，又發現了秉志、疣刺、史氏與浦氏四個新種，可以說至少還有另三個新種，不過由於只採到蝌蚪與剛完成變態的個體而未加以定名。目前看來可以肯定短齒蟾屬的分化中心是在四川西部與西康東部及東南部的山區”。在《中國無尾兩棲類》一書中他再次指出：“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對我國西部高山區的無尾類物種組成已比較清楚，主要特點在於鋤足蟾科Prlobatidae的物種比其他地區多；其中短齒蟾的分佈中心，目前可以確定在這些山區。”關於角蟾屬的分佈，他認為：“鋤足蟾類顯然起源於古北界，角蟾是它們侵入東洋界后演化出來的屬，主要分佈於東印度群島。而角蟾屬在位於溫帶的華西出現看來是該屬次生地向北擴散的結果。”

經過多年的野外實踐與資料的積累，劉承釗產生撰寫第三部專著——關於角蟾亞科的研究的計劃。1964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動物學會3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劉承釗提出“中國角蟾亞科的分類探討”的報告中表達了他的初步構思，其中特別注意到蝌蚪口部形態與屬間及屬下分類的關係，並提出建立新屬（掌突蟾屬）的設想；同時，又一次強調“從種數及其分佈範圍而論，角蟾亞科的分佈中心是在橫斷山脈地區”。在1973年廣州舉行的中國動物志、中國植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的會議上，劉承釗宣讀了“髭蟾屬Vibrissaphora和種的初步探討，及其與分類學有關問題的討論”一文。雖然他沒能完成撰寫角蟾亞科專著的計劃，但他積累的資料與提出的構思無疑將給後學者提供了方便。

1900年9月30日　出生於山東省泰安縣大堰堤庄。

1922—1924年　在匯文大學預科讀書。

1924—1927年　在燕京大學讀書，獲學士學位。

1927—1929年　燕京大學生物系助教及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30—1931年　東北大學、燕京大學生物系講師。

1932—1934年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4—1937年　東吳大學生物系教授，兼任淡水生物研究所所長。

1938—1939年　東吳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39—1946年　華西協合大學生物系教授。其間兼任燕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和生物系主任一年。

1946—1947年　赴美國講學，被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聘為名譽研究教授。

1945—1950年　兼任華西協合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

1947—1950年　繼任華西協合大學生物系教授，兼任四川大學生物系教授。

1950—1951年　燕京大學生物系主任，兼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1—1953年　華西大學校長。

1953—1976年　四川醫學院院長。

1976年4月9日　逝世於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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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劉承釗，胡淑琴．雲南省西雙版納兩棲類初步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59，11（4）：509—533．

24　劉承釗，胡淑琴，楊撫華．雲南省兩棲類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60，12（2）：149—174．

25　劉承釗，胡淑琴，楊撫華．四川巫山兩棲類初步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60，12（2）：278—292．

26　Liu Cheng－chao，Hu Shu－chin．New scutigers from China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the genus．Scientia Sinica（zool），1960，9（6）：760—780．

27　劉承釗，胡淑琴．中國無尾兩棲類．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364．

28　劉承釗，胡淑琴，楊撫華．貴州西部兩棲類初步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62，14（3）：381—392．

29　劉承釗，胡淑琴．廣西兩棲爬行動物初步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62，14（增刊）：73—104．

30　胡淑琴，趙爾宓，劉承釗．秦嶺及大巴山地區兩棲爬行動物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66，18（1）：57—89．

31　胡淑琴，趙爾宓，劉承釗．貴州省兩棲爬行動物調查及區系分析．動物學報，1973，19（2）：149—178．

32　劉承釗，胡淑琴，黃祝堅等．海南島兩棲動物調查報告．動物學報，1973，19（4）：385—404．

33　劉承釗，胡淑琴，趙爾宓．髭蟾屬Vibrissaphora和種的初步探討，及其與分類學有關問題的討論．兩棲爬行動物研究，1980，3（1）：1—9．

懷念劉承釗院士—劉承釗教授教我做研究

作者：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　黃祝堅

吾師劉承釗教授是我們北京匯文的老校友。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動物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是我國著名的動物學家、兩棲爬行動物學專家。

早在三十年代，他超越了世界各國動物解剖學者的觀察研究，發現了雄蛙的一種新的第二特徵一一雄性線，並發表論文。這個發現引起了國際動物學界的注意，推動了第二性徵與形態機能間的關係的研究。劉承釗教授在峨嵋山發現了“仙姑彈琴”和“鬍子蛙”，後者是首次經我國動物學家深入研究，鑒定出來的新屬、新種髭蟾，為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分類學研究揭開了新的篇章。

劉承釗教授畢生從事兩棲爬行動物學的研究，先後發表50多篇很有價值的科學論文。他於四十年代在美國完成長達400頁的《華西兩棲類》專著，五十年代他總結了三十多年來積累的研究成果，在祖國出版了《中國無尾兩棲類》專著。這兩部權威性專著將兩棲動物分類學理論和方法又一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得到國際兩棲爬行動物學界的讚譽。劉承釗教授是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學研究事業的重要奠基人，為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學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文獻摸標本起始

我在動物研究所陳楨所長、劉矯非副所長的支持與幫助下，1955年從北京大學生物系分配到動物研究所參加兩棲爬行動物的研究工作。日常遇到的學術問題陳楨、鄭作新、張春霖諸教授都能給予熱情輔導和大力幫助。但是他們並不是專門研究兩棲爬行動物的學者，所以他們一致希望我與劉承釗教授保持密切聯繫，並取得他的教導。多年來在我和劉承釗教授的接觸中，他嚴謹的治學態度，誨人不倦的精神，高貴的思想品德，永遠銘刻在我心底深處。

劉老早期對我的指導就體現出函授與面教相結合的培養方式，要求我一手抓標本資料，一手抓文獻資料。希望我結合比較解剖，聯繫生態和地理分佈，在分類學研究道路上循序漸進。他對我既是良師，又是益友。一方面耐心地指導我的科研工作，一方面讓我做他的助手。

動物研究所的圖書、文獻資料是比較多的。劉承釗教授由於在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任四川醫學院院長，無暇長期做科學研究翻閱資料。因此要我協助他從十九世紀的動物學記錄和動物學摘要中系統地搜集有關文獻，並做出卡片及必要的複製攝影。當時四川醫學院生物教研組主要收藏的是兩犧動物標本，準備在適宜的時間安排我去成都進修。他指示我先就近對照文獻熟悉五十年代中期在動物研究所收藏較多全國的爬行動物標本。同時他常藉助來北京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機與動物研究所黨委書記劉矯非副所長和動物研究所幾位老專家充分親切交談，使我有機會聆聽他們的教導。他對學生循循善誘，嚴格要求。他以自己在科學研究上不怕困難、踏實認真、一絲不苟的精神，言傳身教地影響著學生。逐漸鍛煉了我能夠長期在野外或室內單槍匹馬。孤軍作戰、衝破險阻、不畏艱難而工作的決心和毅力。

從野外採集和觀察動物入手

1957年中國科學院組織一支中國和蘇聯聯合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隊，奔向西雙版納密林深處進行科研考察。我有幸參加這支龐大的考察隊，任水生動物考察組組長。中國科學院邀請劉承釗教授參加考察研究。因此我有機會和劉承釗教授在比較長的時間裡生活工作在一起，居住在茅草房或古廟中。穿著布襪和草鞋，登高山爬懸崖、穿灌叢下溪流，不畏艱難險阻尋找蛙，蛇等兩棲爬行動物。不論在烈日當空或陰黑夜晚，誰也顧不上螞蟥的偷襲或瘧蚊的叮咬，親手採集了數以千計的標本。在不同生態環境中不斷探索和追求新的發現，獲得了許多新種和中國新紀錄，並取得前所未有的邊緣學科資料。使掌握的自然景觀、生態環境、地理分佈等素材有機的結合起來綜合探討動物區系。

劉承釗教授興緻勃勃地對我說：他長期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實現了，真是來到了“世外桃源”。當他如獲至寶的抓到一個新種時，便認真地記錄生態環境，細心的觀察生活史，像愛護獨生子女一樣的養育著它，或者馬上固定成標本，以免逃失后難以復得。他雖然在野外工作中具有同甘共苦、耐勞吃苦的堅強毅力和探險精神，以及捕獲新種的濃厚興趣，可是他決不單純為追求新種而追求，決不輕易發表新種，而是要經過反覆對照研究才下結論。他和我們一起採集的若干新種，都是待若干年後才正式問世。劉老親自搜集並掌握大量的大自然界的第一手資料並不佔為己有，充分表現了自然科學家應有的學術美德。

眾所周知，當時能參加雲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隊實屬難得的機會。劉承釗教授有全國一盤棋的思想，盡量利用有限的時間，發揮無限的作用。他帶動我們共同幫助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來西雙版納工作的張春霖、伍獻文、張璽、沈嘉瑞諸教授採集了許多新種。

劉承釗教授潛心研究，嘔心瀝血，數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是不斷追求真理要求進步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勇於探索自然奧秘的一生，是將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生。他的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在老一代科學家中也是難能可貴的，而且應該永遠是中青年一代科學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劉承釗教授教我寫文章

鄭作新、丁漢波、張孟聞、張春霖諸教授具有“人梯”精神，都曾和我共同署名發表過論文，給予我以很大的幫助。但是使我難忘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篇本學科論文《西雙版納兩棲綱及爬行綱動物初步調查》，是1958年發表的，就是在劉承釗教授和張春霖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的。這篇論文中那個佔有較大篇幅的分佈表是劉承釗教授幫助我精心設計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我一個年青人署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而發表是不易的，也是國內不多見的。此後又在各位老教授的幫助下由我主持編譯的脊椎動物名稱兩棲爬行動物分冊，科學出版社出版。特別是中國動物圖譜的編輯與出版，是從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那時所有動物圖譜的編著者，主要是教授，也有副教授和少數的老講師。兩棲爬行動物圖潛的主編就是劉承釗教授。編著者有劉承釗、丁漢波、胡淑琴、胡步青和黃祝堅。但是我的文稿都是通過劉承釗教授逐字逐句細心修改後而付印的。這是一本與各位專家學者合作的結晶，是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性的編著。遺憾的是在劉承釗教授主持下分工編寫的中國經濟動物志和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志在發稿之前他就與世長辭了。我們為懷念他就遵照他老人家的部署，同心合力地共同完成這項國家任務。

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戲立，劉承釗教授倍受鼓舞，他以高昂的激情和強烈的使命感，投身於建設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發展兩棲及爬行動物學的事業之中，奉獻出畢生的精力。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的建立與發展，以及取得的豐碩成果，無不凝聚著劉老的心血。

徠劉承釗教授雖然和我們永別了，但是他老人家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貴的品德、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給我們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輝煌的科學成果為後代提供了珍貴的遺產。

“到大自然這個實驗室中探索真知”

劉承釗教授的科研之路

“進步追蹤四座移，彈琴髭蟾稱大鯢。”這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吳征鎰教授追思承釗先生題詩。他先後在國內多所著名高校執教，1951年後，出任華西大學校長和四川醫學院院長。1955年選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赤子之心

劉承釗出生在貧窮落後的山東泰安農村。由於家境清貧，他讀過私塾，進過教會學堂。上大學后，半工半讀，時讀時輟，畢業時已是二十七歲。1931年“九一八”事變，驚醒了在東北大學任教的劉承釗，他更堅定了“讀書救國”、“科學救國”之志。1936年日本動物學會請他去參加學術會議，並許諾給予開展科研工作種種便利條件，他斷然拒絕：”我不願到一個侵略自己祖國的國家去為學術而學。”1937年“八一三”抗戰後華東受敵，他率領東吳大學生物系部分師生跋涉千山萬水，輾轉來到大後方四川，加入到四川大學源流之一的華西協合大學生物系。1946年他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完成《華西兩棲類》專著，並成為美國兩棲爬行動物學會終身名譽會員。他毅然拋棄了國外安定舒適的生活與優越的工作條件，回到了祖國。新中國成立后，劉承釗被任命為四川大學源流之一的華西大學校長、四川醫學院院長，肩負起為人民辦教育、為國家培養高級人才的重任，並由一個相信“君子群而不黨”的傳統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從青蛙迷到動物學家

童年的他痴迷青蛙，以至人稱“青蛙迷”。從年少的痴迷，到成就傑出的科學建樹，當中是他的勤奮與努力。

大學畢業后，他就致力於兩棲爬行動物的科研工作。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兩棲動物全是由外國人進行研究，並且以外國學者的名字命名。作為一位中國學者，他深感遺憾和恥辱：“中國科學家有責任用中國人的第一手科學資料開拓自己的科研領域。”

“到大自然這個實驗室中去探索真知”，劉承釗畢生從事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的研究，尤為注重野外生態的觀察。1938年劉承釗踏上了一次極其重要的旅程，這一旅程中的發現及研究，使他躋身於舉世聞名的兩棲爬行動物學家的行列。他曾數十年間足跡踏遍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陝西等14個省區，其所採集的地域多是鮮為人知的地方。自1938年入川，他幾乎每年親到川西山區去採集蛙蟾蜥蛇。他在1938年發現的“峨嵋髭蟾”（俗稱“鬍子蛙”）就是一個新屬、新種，這是第一次被中國科學家記錄下來的一個新屬種。當時的川西山區傳染病流行，盜賊經常出沒，要獲得兩棲動物的第一手資料，困難可想而知。但劉承釗說：“種類繁多、千姿百態的兩棲爬行動物，使我忘掉了所有的艱難與險阻。”

1946—1947年他完成了長達400頁的英文專著《華西兩棲類》。新中國成立后，劉承釗和他的兩棲類研究中心，組織研究力量，廣泛進行調查研究和野外採集，為新中國兩棲類科學研究事業作出新貢獻。1961年，劉承釗與夫人胡淑琴根據30多年研究及野外調查積累的資料，編寫出版了《中國無尾兩棲類》。這部科學著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被認為是我國無尾兩棲分類區系學的權威性著作，因其卓越的研究成果，1988年該書獲中國自然科學獎。

“我對某項科學，要實踐建立認識，並且判定它對人民有用，我就要為之奮鬥終身。”1973年，在大雪山麓的寶興縣，他進行了一生中最後一次野外採集，十年浩劫的精神折磨、年屆古稀的精力衰弱，雖然使劉承釗顯得有些疲憊和蒼老，但“回首遠看雲壓頂，低頭近見水衝天”的景象，使他煥發了活力。他在日記中動情地寫到：“踏遍青山人未老，願為祖國獻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壯，採得湍蛙著新篇。”

1976年4月9日，劉承釗因急性心肌梗塞與世長辭。在其辭世前一年，仍以滇藏橫斷山區為念，壯心不已。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吳征鎰教授題詩追思承釗先生：“踏遍川康思滇藏，‘我為斯民哭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