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熊彼特
原哈佛大學教授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1901年—1906年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和社會學，190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是一位有深遠影響的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儘管他並非是“奧地利學派”成員，但在早期他受到了奧地利學派的深刻影響）。其後移居美國，一直任教於哈佛大學。
其與同時代的凱恩斯，用“既生瑜，何生亮”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了。兩人之間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與論爭。其被譽為“創新理論”的鼻祖。1912年，其發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提出了“創新”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轟動了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經濟發展理論》創立了新的經濟發展理論，即經濟發展是創新的結果。其代表作有《經濟發展理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經濟分析史》等，其中《經濟發展理論》是他的成名作。
近年來，熊彼特在中國大陸聲名日隆，特別是一談到“創新”，熊彼特的“五種創新”理念時常被人引用和提及，幾乎到了“言創新必稱熊彼特”的程度。不僅僅是中國，作為“創新理論”和“商業史研究”的奠基人，熊彼特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也正在被“重新發現”。據統計，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僅次於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1883年，熊彼特出生於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省（今捷克境內，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鎮的一個織布廠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學於維也納的一個貴族中學；
1901年—1906年就讀於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乃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龐巴維克的及門弟子；
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化委員會”的顧問；
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奧托·鮑威爾等人為首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參加組成的奧國混合內閣的財政部長；
1921年，他棄仕從商，任私營比德曼銀行行長，1924年銀行破產，他的私人積蓄不得不受牽連而用於償債；
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學術界，先應邀擬赴日本任大學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國任波恩大學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訪日講學；
1932年遷居美國，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遷美后，儘管深居簡出，但仍積極從事學術活動；
1937——1941年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
1948－1949年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如果不是過早去世，他還會擔任預先商定的即將成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一屆會長；
1932年遷居美國后，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直到逝世。
《經濟發展理論》1911年發表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問世；這本書是他的成名作。
《經濟發展理論》第二版，1926年。有做大幅修改，加上副標“企業者的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及景氣循環”；
《景氣循環論》1939年出版；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42年出版；
《經濟分析史》1954年紐約出版。熊彼特去世後由遺孀整理髮表。
哈佛大學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當景氣循環到谷底的同時，也是某些企業家不得不考慮退出市場或是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只要將多餘的競爭者篩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創新”產生，便會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高，但是當某一產業又重新是有利可圖的時候，它又會吸引新的競爭者投入，然後又是一次利潤遞減的過程，回到之前的狀態。所以說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陳述為：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特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便是由於其自己產生的動力將而不停地推動自身發展，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快速膨脹帶來的能量而崩潰於其自身的規模。
約瑟夫·熊彼特
義：“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他認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競爭獲取權力和人民選擇政治領袖的過程。民主的實質在於一種競爭的選舉過程。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權力，實施統治，但其合法性來自於人民的選擇。熊彼特還將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相提並論。他認為，在民主的政治市場中，政治家根據選民的偏好提供政治綱領和政策在大選中自由競爭，爭奪選民的選票。
熊彼特的民主定義標誌著民主理論由人民直接統治的古典民主向現代的選舉民主的重大轉變。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直接採用了熊彼特關於民主的定義，認為民主就是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的政體，並以此作為衡量民主的標準。
一、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這種新組合包括5種情況：⑴採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特徵；⑵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⑶開闢一個新市場；⑷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⑸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因此“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嚴格區別於技術發明，而是把現成的技術革新引入經濟組織，形成新的經濟能力。
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以實現新組合為基本職能的人們稱為企業家。按著他的定義，企業家比人們原來所指的企業家在內涵和外延上既要窄又要寬。“廣一些，是因為首要地，人們所叫做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換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實際上完成人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雇傭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或者儘管他們完成企業家的職能的實際權力具有其它的基礎，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實現新組合才構成一個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的‘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人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人們的概念比傳統的概念要狹一些，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的所有的頭目們或經理們或工業家們，他們只是經營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人們原來認為的企業家，並不是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而原來不被當作企業家的，則屬於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
熊彼特還認為，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並不形成一個專門意義上講的階級。他說：“一旦當他建立起他的企業以後，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經營這個企業，就像其他的人經營他們的企業一樣的時候，他就失去了這種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且企業家的職能本身是不能繼承的。
二、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
熊彼特認為，在沒有創新的情況下，經濟只能處於一種他所稱謂的“循環流轉”的均衡狀態，經濟增長只是數量的變化，這種數量關係無論如何積累，本身並不能創造出具有質的飛躍的“經濟發展”。“在例行事物的邊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難，都包含一個新的要素。正是這個要素。構成領導這一現象。”這裡的領導，就是率先創新的企業家。只有企業家實現創新，“創造性的破壞”經濟循環的慣行軌道，推動經濟結構從內部進行革命性的破壞，才有經濟發展。
熊彼特還認為，創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壟斷，刺激了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繁榮，當創新擴展到相當多的企業之後，盈利機會趨於消失，經濟開始衰退，期待新的創新行為出現。整個經濟體系將在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四個階段構成的周期性運動過程中前進。他首先用“純模式”來解釋經濟周期的兩個主要階段——繁榮和衰退——的交替：創新—（為創新者）帶來超額利潤—引起其他企業仿效—第一次創新浪潮—對銀行信用和資該品的需求—經濟步入繁榮；創新的普及—超額利潤消失—對銀行信用和資該品的需求—經濟收縮，由繁榮步入衰退。
對經濟周期的四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復甦，熊彼特用創新引起的“第二次浪潮”來解釋之。第一創新浪潮—對銀行信用和資該品的需求↑—生產資該品的部門擴張—生產消費品的部門擴張—第二次浪潮—物價，投資機會↑，投機現象出現。隨著創新的普及，超額利潤消失，經濟進入衰退期。第二次浪潮與第一次浪潮有重大的差別。第二次浪潮中許多投資機會與本部門的創新無關。這樣，第二次浪潮中不僅包含了純模式不存在的失誤和過度投資行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調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純模式中，新的創新引起經濟自動地從衰退走向繁榮，而2013年由於第二次浪潮作用，經濟從衰退走向蕭條。蕭條發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應逐漸消除，經濟轉向復甦。要使經濟從復甦進入繁榮，則必須再次出現創新。
熊彼特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作為特徵來描述了“循環流轉”過程與“發展”過程的區別，第一，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有循環流轉或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例行經濟事物渠道中的變化，或以制度內部產生的經濟數據中的自發的變化；第二，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態的和動態的，第三，兩類行動的對立：根據現實，人們可以將其描繪為兩種類型的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
三、創新的主動力來自於企業家精神
熊彼特認為，對企業家從事“創新性的破壞”工作的動機，固然是以挖掘潛在利潤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他指出，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或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動機來於“個人實現”的心理，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精神”包括：⒈建立私人王國。企業家經常“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一個王朝。”對於沒有其他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彆強烈的。
⒉對勝利的熱情。企業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衝動，他求得成功不僅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利潤和金錢是次要的考慮，而是“作為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徵才受到重視”。
⒊創造的喜悅。企業家“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做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個人能力和智謀的歡樂。這類似於一個無所不在的動機⋯⋯人們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革而改革，以冒險為樂事。”企業家是典型的反享樂主義者。
⒋堅強的意志。企業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環流轉中是順著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變這種循環流轉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從前的助力現在變成了阻力，過去熟悉的數據，現在變成了未知數。”“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去為設想和擬訂出新的組合而搏鬥，並設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場白日夢。”
四、成功的創新取決於企業家的素質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工作是“創造性的破壞”。而阻礙創新的因素有：第一，是信息不充分條件下許多事情處於不可知的狀態。“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里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第二，是人的惰性。“作為一種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作已經熟悉的和已經由經驗檢定的事情更加困難，而且個人會感到不願意去做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並不存在，也還是感到不願意。”第三，是社會環境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首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障礙而表現出來，其次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中表現出來，再次在於難於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現出來，最後是在難以贏得消費者上表現出來。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要進行創新首先要進行觀念更新。這是因為“一切知識和習慣一旦獲得以後，就牢固地植根於人們之中，就像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於地面上一樣。它不要求被繼續不斷地更新和自覺地再度生產，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識的底層中。它通常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壓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地傳遞下去。”
其次，企業家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1、預測能力。企業家應具有“儘管在當時不能肯定而以後則證明為正確的方式去觀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儘管不能說明這樣做所根據的原則，而卻能掌握主要的事實、拋棄非主要的事實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機會，挖掘市場中存在的潛在利潤。2、組織能力。企業家“不僅在於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於用它去是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後面走。”善於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進行並實現生產要素新組合。3、說服能力。企業家善於說服人們，使他們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可能性；注重取得信任，以說服銀行家提供資本，實現生產方式新組合。
當然，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是不承擔風險的。這是因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的資本是由那些成功的企業家所形成的資本家階層提供的，即資本市場提供的。企業家可以從資本市場獲取他們需要的任意數量的資本，因而資本並不構成其成為企業家的約束條件。與此相對應，由於資本的外來性，風險也由資本所有者承擔，企業家並不承擔風險。
五、信用制度是企業家實現創新的經濟條件
由於創新來自於體系內部，新組合的實現，就意味著對經濟體系中現有生產手段的供應作不同的使用。支配生產手段對於執行新組合是必要的。銀行家通過提供信用，向企業家貸款，正好就把資源放在企業家手中供其運用，這就是銀行家所起的槓桿和橋樑作用。而提供信貸的人便是“資本家”那一類人的職能。在熊彼特看來，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用以“把生產指往新方向”、“把各項生產要素和資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種槓桿和控制手段。資本不是具體商品的總和，而是可供企業家隨時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業家和商品世界的“橋樑”，其職能在於為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由此可見，熊彼特所謂的信用，指的就是企業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時使用的支付手段。換句話說，信用就是專為以實現創新為目的的企業家而創設的貨幣資本。信用使得個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繼承的財產而獨立行事。因此，信用對於新的組合是首要的。而這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具有。熊彼特進一步分析指出，當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相對發達階段之後，資本市場的建立和良好運轉成為實現創新的基礎。
約瑟夫·熊彼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