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論

《論》，遇羅克

庭題嚴社題。

題牽涉廣。富反壞右占%，及近倍。（算資、歷史清、級識，算職、富裕農、農階級）。設，非紅五類青怎龐。落，二百產業，血統產階級庭。批青般參，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佔了絕對優勢。

由於形“左”實右反動路線的影響，他們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准專政對象，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響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僅低人一等，甚至被剝奪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參加紅衛兵的權利。這一時期，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靜和全面的折衷主義觀點，實際上是冷酷和虛偽。我們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面我們就從毛主席著作和社會實踐中尋找答案，分三個問題來闡述我們的觀點。

先從一幅流毒極廣的對聯談起。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初期敢於正面反駁它的很少見。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還有人說這副對聯起過好作用。是嗎？毛主席說，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它起沒起過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

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

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

從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兩種影響。稍一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強，在校時間比在家時間更長，黨的雨露和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滋潤著這棵新生的幼芽，社會影響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以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響，也是社會影響的一部份。一個人家庭影響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動的媽媽，影響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卻流於放任，有時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簡單生硬，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同樣，老子不好，家庭影響未必一定不好，列寧就是例證。總之，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響的參考。

總的來說，我們的社會影響是好的。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無比優越的；我們的黨是一貫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視年輕一代成長的；我們絕大多數人民是熱愛新社會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不能忽視我們還處在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之中。我們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徹底改革。有時社會影響又不全是好的。無論是什麼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會上的壞影響，一般總要服從這種壞影響，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只要引導得法，他很快就會拋掉舊東西，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所以，故意讓青年背上歷史包袱，故意讓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屬於一種錯誤路線，二者都是殘酷的。由於社會影響是無比強大的，但又不見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麼出身的青年放棄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並沒有任何優越性。

家庭影響也罷，社會影響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強調影響，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號召力。你真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比正確的嗎？你真的相信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嗎？你真的承認內因起決定作用嗎？那麼，你就不應該認為老子的影響比甚麼都強大。否則，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亂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如果你沒有理由駁倒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也駁不倒現在社會的好影響是主流，也不得不贊同出身和家庭影響沒有必然的聯繫。那麼，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重在表現”的幾個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說“重在表現”是修正主義觀點。後來聽說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才慌忙改口。可見他們對這項政策根本不理解。讓他們來解釋這項政策，就必然會任意歪曲。限於篇幅，這裡只檢查三種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

1、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對出身不好的青年這樣講：“一我們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政治表現……”①這是不看對象。

江青同志解釋過這句話。她說：這是對背叛本階級的個別份子講的。江青同志的解釋是甚麼意思呢？舉例說，恩格斯本人是資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階級，成了共產主義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階級傑出的領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資產階級份子的委員，但他們是工人階級公社的代表。我國革命時期也有這樣的例證。我們能不能因為他們成份不好而抹煞他們的歷史功績呢？不能！我們要重在政治表現。這就叫“不唯成份論。”我們認為相反的情況也使用於這個公式。對成份是礦工，但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現，也沒有一點可以輕恕他的罪惡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銘是地主份子，但他向邊區政府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毛主席讚揚說：“不管甚麼人……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論的具體表現。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兒子的出身。如果說，在封建家庭是社會的分子，子承父業還是實在情況，那麼，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說法就不完全正確了。家庭的紐帶已經鬆弛了，年輕的一代已經屬於社會所有了。而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無產階級教育，準備為無產階級事業服務了，再把兒子、老子看作一碼事，那也太不“適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這裡並沒有分門別類，把哪一個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劃歸為哪一範疇。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又說：“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這又是一個例證。

由此可知，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不見得就是同一個階級的成員，這一點連階級敵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運動期間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判決書上寫道，一個反革命富農分子，因為三個兒子檢舉了他，夜間持兇器砍死、砍傷了他們。又據一份傳單，市內某公社工廠書記——一個蛻化的變質分子，臨自殺前，親手溺斃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遺囑中說，孩子長大也不會為自己報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有一段對話是很耐人尋味的。甲（是個學生）：“你甚麼出身？”乙：“你呢？”甲：“我紅五類，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強，我就是工人。”

如果說唯成份論都沒有道理，那麼唯出身論又怎麼能夠存在？

有些人會引用毛主席的話反駁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地主、資本家他們長期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他們的思想無不打上剝削階級的烙印。因此，他們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這也就是我們“有成份論”的根據。但是對他們的子女，就不能這樣看了。特別是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能說他們是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嗎？世界上哪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沒有這樣的東西。給一個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會。今天的社會是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青年人的階級地位，要麼是準備做勞動者，要麼是已經成了勞動者。這時對他們還強調“成份”，那就是要把他們趕到敵對階級中去。

我們必須要劃清出身和成份這二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誰抹煞了這兩條界限，雖然樣子很“左”，但實際上就是抹煞了階級界限。

2、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

於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談成份了。他們說：“我們既看出身，也看錶現（即政治表現）……”

這是“出身即成份論”的翻版。兩相比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沒多大差別。

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我們在本文第一個問題已經分析過：出身是家庭影響的一個因素，家庭影響是表現的一個因素，而且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社會影響才是表現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現根本沒有同一性。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裡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連。

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錶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既看出身，也看錶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錶現”的泥坑裡去。出身多麼容易看，一翻檔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見面問對方：“你是什麼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簡單又省事。要看錶現是何等麻煩，特別是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懷疑派來說，絕不相信你平時的表現，也不相信你大風大浪中的表現，既懷疑你過去的表現，也懷疑你現在的表現，並準備懷疑你將來的表現，直懷疑你個死而後已，才給你蓋棺論定。終於連他們也懷疑膩了。如果看出身，兩秒鐘能解決大問題。再說，表現這種東西，對於某些人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準繩。愛奉承的人，認為拍馬屁是最好的表現；愛虛偽的人，認為客套是最好的表現；愛錯誤路線的人，認為出身不好的青年終日超經驗的懺悔是最好的表現。哪裡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牆”三句話就解決問題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樣教導我們吧，毛主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我們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這唯一的標準是出身嗎？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有出身這一條嗎？

十六條中的第五條是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談到要依靠什麼人，團結什麼人，反對什麼人，有出身這個根據嗎？

革命左派的三個標準，有出身這個標準嗎？沒有！完全沒有！出身好壞與本人革命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即使出身不好，一樣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對象。②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里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革命最堅決的人，就是那些表現最優秀的人。誰也不能說王傑的光輝程度就不及雷鋒。

談到怎樣看錶現，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則寓言。他說千里馬常有，但認識千里馬的伯樂不常有。一般人相馬，總是根據母馬、外形、產地、價錢來判斷馬的好壞，偏忘記了讓馬跑一跑，試一試，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這樣就分不出哪一匹馬是千里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這樣嗎？他們只是著眼於出身啦，社會關係啦，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為根據的表現。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馬，就連普通馬也要變成“狗崽子”了。

我們必須要擺對出身和表現的位置。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只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你們真的認為出身好表現就好，盡可以表現上超過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現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這面大旗當虎皮，拿老子當商標，要人買賬。我們說，你表現不好，比如：頑固堅持反動路線，不學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於紅五類中的前三類（革干、革軍、革烈），也一點沒有用處。

出身、社會關係這些東西只能算是參考。只要把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了解清楚了，它們就連參考的價值也沒有了。

3、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

公允派的同志這回換了口氣：“黑五類子女同他們的家長當然不完全一樣子……”言外之意，和紅五類子女當然也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回功利主義這塊法寶來了），因為：“他們不保險！”

可是，為什麼不保險呢？“無論如何，他們受過壞影響！”外因決定論者這樣說。且不談家庭出身不好影響未必不好，且不談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那麼，是不是家庭影響壞一些，社會影響再好，表現也要壞一些呢？這絕不是代數和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毛主席說：“不破不立”，又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無產階級思想又如何樹立得起來？我們常常形容一些只受過紅一色教育而沒有經過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為溫室里的花朵。他們經不起風浪，容易為壞人利用。不是這樣嗎？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頗為令人羨慕的好漢們，後來不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了嗎？他們保險嗎？而領導無產階級偉大革命事業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列寧、毛主席出身都不好，這個事實也絕不是偶然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身，在於思想改造。

“革乾子弟不想復辟，不會革老子的命。”家庭觀念極重的人這樣說。往往，復辟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運動中揭出來的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凡是近幾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們保險嗎？後來形“左”實右的工作隊或明文規定、或暗中推行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時，選入革委會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結果大多當了工作隊的反動路線的推銷員，他們保險了嗎？北京市中學紅衛兵某負責人，他竟有男女秘書各二人、司機一人，此外還有小汽車、摩托車、手錶、照相機、錄音機等等，陳伯達同志還稱之為假紅衛兵。可見，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樣不能取消復辟的危險。古代有個女皇名叫武則天，她把大臣上官儀殺了，卻把上官儀的女兒留做貼身秘書。有人為她擔心。她說：“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悅誠服，這有什麼關係？”看看那些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他們懼怕毛澤東思想，不貫徹黨的政策，又怎麼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們連封建帝王的這點遠見也沒有，還自稱為“無產階級戰士”呢！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絕不會在接班人的條件中寫上出身這一條的，因為他的政策最正確，路線最鮮明。在他領導下，青年也就最保險。否則，縱然如革命勝利后驅逐剝削階級的蘇聯，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錯，也是不保險的。

提倡保險論的人並不少，象樣的理由卻沒有。難道這就是“階級觀點”嗎？不像！這是“階級偏見”，它和無產階級無緣，和小資產階級倒挺親近。這些人頭腦里沒有樹立公字，私有意識濃厚，所以度己度人，沒有不變樣走形的，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父親怎樣，兒子就怎樣，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一個人只要爸爸媽媽好，這個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思想鬥爭，所以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自己不革命，也不準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自來紅”，殊不知，“自來紅”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③

我們必須相信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廣大青年，應該首先相信那些表現好的青年。不能用遺傳學說來貶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樣做，無非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手段，絕沒有任何道理。我們不允許用資產階級的階級偏見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當然，任何一個有出息的青年都應該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這樣即使影響不好，也能變壞事為好事，變阻力為鞭策。如果沒有這種決心，那也就無所謂有好的政治表現，也就不堪設想了。

有一位首長在一九六一年講過，“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不應該存在，可是偏偏存在著，這是怎麼造成的？

記得運動初期，受害問題首先由一些時髦人物提出來了。隨著，大家都說自己受了修正主義集團的迫害。修正主義集團那麼反動，要是自己不但沒受迫害，反而受到寵愛，那還算是革命者嗎？於是譚立夫也說他受害了。經濟上受害嗎？困難時期他大吃荷蘭煉乳；政治上受害嗎？思想那麼反動還入了黨，哪一點象受過委屈的公子哥兒？新改組的《北京日報》也大登特登紅五類出身的青年訴苦文章，說他們是前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受害者。應該說，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為什麼單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們看一看他們受了哪些害。

一“我們被拒於大學之外，大學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二“大學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課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當幹部”；四“……”。假使這就算是受害，那麼，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報竟然這麼顛倒黑白，那也無怪乎它壽終正寢了，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回想修正主義集團當政時，每年大學招生完畢，前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乾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學校則以設立“工農革干班”為榮。難道這就是“為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了嗎？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優待。不少大學成立“貧協”一類的組織，與團組織並立。這次運動開展以來，有禁止黑七類子女串聯的，有用出身攻擊敢於寫大字報的同學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參加各種戰鬥組織的，有借出身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樣意外，可見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歷來就是常事。至於說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不好功課，那純粹是對出身好的青年的誣衊。何以見得出身和學習一定成反比呢？中學也如是，據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調查亂班的材料，其中有“搗亂”學生出身調查一項（注意，這裡的“搗亂”和造反沒有關係，材料中指的是大談男女關係，有偷竊行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亂班中別人都鬧他不鬧的，出身反而挺糟，問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鬧沒事，我一鬧就有事了。”這話不假，不用說中學，連小學也是如此。有位校長對青年教師說：“有兩個孩子同時說一句反動的話，出身好的是影響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質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前團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學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隊幹部全改選了。近幾年中學的團幹部、班幹部也都是從出身這個角度考慮的。一般教師也許是為輿論左右，也許是發自肺腑，沒有不對出身好的青年（特別是革乾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況純然是例外。否則，早就扣你個“沒有階級觀點”的大帽子了。

工廠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連先進工作者候選名單上也有出身這一欄。有的工廠還規定，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運動初期還有規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的。在總結各廠當權派罪狀的時候，所謂招降納叛（即曾經提拔過某個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術幹部），是十分要緊的一條。可想而知，以後的當權派要再敢這麼辦才怪呢。工廠里也組織了紅衛兵。出身限制很嚴。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說，從未見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說。是誰把工人分成兩派了呢？

農村中這樣的例子更多。修正主義代表人物搞過“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劃分了一下成份，表現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現一般的，是農業勞動者；表現好的，是中農。為什麼表現好的就是中農呢？不能算貧下中農嗎？那麼貧下中農子弟表現壞的是不是也要劃成地主富農呢？表現是出身的結果呢？還是出身是表現的結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財會、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調。沒有普及中學教育的農村，能夠上初中的，要教師、貧協、大隊長三結合推薦。當然，他們誰肯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大隊長介紹：“這個娃出身好，又聽話，肯幹活，就是他吧！”這樣的，就上初中。

社會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一個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業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一項是本人簡歷。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積年沉澱下來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會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的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象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麼區別呢？

“這正是對他們的考驗呀！”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過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樣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夠多麼不道德！

“他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他們不客氣！”何等狹隘的血統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父親破了產，兒子只要宣布放棄繼承權，就可以脫離關係，想不到今天父子關係竟緊密到這個地步了，“左”得多麼可愛啊！

算了！我們不再浪費筆墨於這種毫無見地的謬論了。讓我們研究一下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吧！

這正是修正主義分子一手造成的。那麼資產階級分子為什麼要壓迫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呢？這不奇怪嗎？我們說這一點也不奇怪。正因為這些青年和他們不屬於同一階級，所以他們才這樣做。而對於實現復辟陰謀，無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而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以後，這些陰謀家便慌了手腳。當前的階級鬥爭，矛頭指向誰呢？鬥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他們所包庇的牛鬼蛇神。為了轉移鬥爭的方向，他們便偷換了概念。本來父親的成份應該是兒子的出身，現在，他們卻把父親的成份當成了兒子的成份。這樣就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不顧中央指示，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有形無形的手段，便緊鑼密鼓地開場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們的擋箭牌，而壓迫這些天生的“罪人”，則成了他們掛羊頭、賣狗肉，擾亂視聽的金字招牌。黨中央正確地指出了他們推行形“左”實右路線，這便是其中一個淵源。

他們干這種罪惡勾當，利用的是社會上的舊習慣勢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別利用一些高幹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劃在一二三類，因為革軍、革烈實際也就是革干，而工農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兩類了）。他們還利用部分中下層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幹部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反動的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出身論；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現是本質的，哪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他們不會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當工具，打擊一些人，鼓勵一些人，以推進工作；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不願做細緻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真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於是這些東西一起推波助瀾，形成了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在我們黨的身邊所絕對不能容忍的現象。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都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種族壓迫，就是階級壓迫。反動的修正主義分子的這套做法，也正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的前奏。我們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主要還是從右邊抹殺了階級路線，因為他們肆意包庇地富反壞右分子，包庇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把資產階級權威老爺拉入黨內，給某些五類分子厚祿高薪，和他們大講和平共處。反過來卻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接班人，這不是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

工作隊當政時期，又以極“左”的面目抹殺了階級路線。在對待出身問題上，與修正主義集團可以稱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將矛盾擴大化、公開化了。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以及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破壞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種種手段，剝奪他們政治權利的種種措施，全都以“超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了。迫使這麼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無罪的罪人，低人一頭，很見不得人。他們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運動。想革命而又沒有革命的本錢，想造反而又沒有造反的條件，窒殺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熱情！革命隊伍縮小了，這正中了反動路線的下懷。客觀上起到了包庇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動群眾斗群眾的作用。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在反動勢力當政時期，受壓抑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們呼籲：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你們受資產階級壓迫最深，反抗應該最堅決。在批判他們的時候，你們最有發言權。那些冒牌受害實際上得寵的譚式人物沒有發言權。依靠他們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們決不是局外人，你們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有膽小鬼才等待別人恩賜，而革命者從來依靠的就是鬥爭！你們應該責無旁貸地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黨的階級路線。既不容許修正主義集團從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許反動路線從“左”面攻擊它。你們應該相信自己能夠勝任這一光榮任務！你們也不應該排斥那些沒有受壓抑也沒有偏見的青年。你們可以團結他們，共同戰鬥，共同提高。同志們，我們要相信黨，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勝利必將屬於你們！

一切受壓迫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1966年7月初稿

9月定稿

11月修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由此揭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後，很多人對其觀點並不贊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駁的人卻寥寥無幾。是24歲的遇羅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長達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駁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這篇長文被壓縮並改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發表在《文匯報》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羅克批駁了姚文元對歷史和現實的曲解，明確地說：“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於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1966年底，遇羅克又因《出身論》一文，再次為當權者所不容。《出身論》針對的是社會上流布極廣的封建血統論。遇羅克通過對當時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統論的荒謬本質。他尖銳地指出，堅持血統論的人“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出身論》的出現，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很多人爭相傳抄、議論，很多讀者從全國各地寫信給遇羅克，表達自己的感動之情。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

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27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1978年冬天，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找到《光明日報》編輯、記者蘇雙碧，希望幫助為遇羅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