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鐵牛

開元鐵牛亦稱唐代鐵牛，位於永濟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黃河古道兩岸，各四尊。鑄於唐開元十三年（ 725），為穩固蒲津浮橋，維繫秦晉交通而鑄。元末橋毀，久置不用，故習稱“鎮河鐵牛”。因黃河變遷，逐漸為泥沙埋沒。

20世紀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牆外流過，枯水季節，下水還可摸到鐵牛牛角，行船還有被牛角掛傷船底的情況。

50年代后，三門峽庫區蓄洪，河床淤積，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鐵牛已被深埋於黃河水面下2米有餘的河灘里了。

1988年，永濟縣博物館在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一年多的查訪勘探，於次年8月發現並出土了唐開元鐵牛、鐵人，引起各界人士關注。

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遺址上經勘查發掘，處於黃河古道東岸的四尊鐵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牆51米，距西城門 110米。

1998年8月由永濟市博物館在蒲津渡遺址上發掘出的。出土鐵牛有四尊、鐵人四個、兩座鐵山、一組七星鐵柱和三個土石夯堆。黃河鐵牛的出土，是建國以來我國首次發現黃河古渡口遺址，四尊鐵牛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重量最重(每尊45t～72t)、歷史最久、工藝水平最高的珍貴文物，在國內外極為罕見。

開元鐵牛是蒲津渡遺址最突出的文物，位於蒲州古城西門外，黃河東岸。后因黃河東移，開元鐵牛等沒入水中，開元鐵牛是蒲津渡遺址最突出、保存最完整，最具觀賞價值文物，明代地層距地表約7米。四尊鐵牛旁各有一鐵人，如牧策牛。鐵牛分南北兩組。兩牛一組，前後擺列，面朝西。鐵牛等為唐蒲津橋遺物，排列仍如前橋頭所列，可領略大唐盛世築橋工程一斑。

鐵牛每尊高約1.9米，長約3米，寬約1.3米，牛尾後有橫軸，直徑約0.4米，長約2.3米。軸頭有紋飾，各軸不同，分別有連珠飾、菱花、卷草、蓮花等。

鐵牛頭西尾東，面河橫向兩排。伏卧，兩眼圓睜，呈負重狀，形象逼真。牛尾后均有橫鐵軸一根，長2.33米，用於拴連橋索。牛側均有一鐵鑄高鼻深目胡人作牽引狀，現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寬0．6米。四牛四人形態各異，大小基本相同，據測算，鐵牛各重約30噸左右，下有底盤和鐵柱，各重約40噸，兩排之間有鐵山。

牛造形生動，前腿作蹬狀，後腿作蹲伏狀，矯角、昂首，牛體矯健強壯，尾施鐵軸，以系浮橋。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徑0.4米，長約3.6米的鐵柱斜前連接，每根鐵柱分別有反向出伸鐵足各一，功能同地錨。在鐵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鑄范縫痕迹，可觀察澆鑄、范塊痕迹，分析出鑄造的工藝技術。

黃河蒲津渡遺址的發現展現了我國古代橋樑交通、黃河治理、冶金鑄造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科技成就，為歷史地理、水文地質、黃河變遷、環境考古以及黃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貴資料。

鐵牛重見天日，保護工作卻步履艱難。幾經爭論，有關部門選擇了山西省文物局的保護方案：就地提升，即：把鐵牛、鐵人、鐵柱等從原地提升12．2米，在地表以上恢復原貌，露天陳列；其它遺跡如唐代、明代建造的部分石堤、台階以及在鐵人周圍用石塊鋪設的地面也將在地面上復原，而原址將被回填埋沒。

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專家說，鐵質文物的保護至今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再加上實際施工中遇到的困難遠遠超出事先預計：用什麼樣的工具提升，如何做鐵牛底架，採取何種辦法使其在不受任何損傷的情況下安全著陸，如何防鏽除銹等，一直困擾著專家。

巨型鐵牛除了起固定索橋作用外，還有多種作用。《易經》說；“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古人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鑄鐵牛置於河岸，對肆意泛濫的黃河水是一種震懾，象徵著攔擋洪水、征服水患，造福於人民。古人講究陰陽相對，在鑄造鐵牛的同時，也鑄造了四個鐵人、七星鐵柱。七星柱則代表天(仿天上北斗七星布局)，這樣天、地全有(鐵牛為土，亦即地)，囊括宇宙。其實，七星鐵柱不過是拴船的樁子，與鐵牛融為一體充作舟橋索樁而已。佇立鐵牛旁的鐵人，也和鐵牛一樣扮演著索樁的角色。著名橋樑專家唐寰澄先生稱讚鐵牛、鐵人說；“這是一個具體的工程建設，有實際功能的藝術珍品，是技術和藝術有機結合的典型，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橋樑、冶金、雕塑事業的貢獻，是世界橋樑史上唯我獨尊的永世無價之寶。”

黃河鐵牛是世界橋樑史上的傳世之寶，被我國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論斷 為：“浮橋地錨中，以浦津橋鐵牛錨最為著名”的黃河鐵牛位於永濟市西15公里的蒲州城遺址西門外黃河東岸，位於愛情聖地普救寺和歷史文化名樓鸛雀樓之間。四尊鐵牛氣勢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鐵牛旁都有一個牽牛鐵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別代表著四個不同的民族。據史料稱，這四尊龐大鐵牛都是用來栓鐵索之用，鐵索又連舟組成黃河上最早、最長、最大的黃河大浮橋，是溝通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重要紐帶。儘管目前四尊大鐵牛固守的地方雖已遠離河道，但他們都是唐代國力強盛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聰明才智的歷史見證。

蒲津渡歷史

蒲津渡是一處具有豐富遺存的大型遺址，也是我國第一次發掘的大型渡口遺址，它展現了我國古代橋樑交通、黃河治理、冶鑄技術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觀地揭示出黃河泥沙淤積、河水升高、河岸後退的變遷過程，從而為歷史地理、水文地質、環境考古及黃河治理提供了許多有用資料。

蒲津渡是古代黃河的一大渡口，位於永濟市古蒲州城西門外的黃河東岸。蒲津渡自古以來就是秦晉之交通要衝，歷史上有很多朝代在這兒修造過浮橋。據《春秋左傳》記載，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晉，造舟於河。《初學記》：“公子咸造舟處在蒲板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史記·秦本紀》又載：“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橋。”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以後東魏齊獻武王高歡、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這兒建造過浮橋。唐初，河東為京畿，蒲州是長安與河東聯繫的樞紐。開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為中都，與西京長安、東都洛陽齊名。開元十三年（725），為了加強對唐王朝的大後方河東地區及整個北方地區的統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書張說主其事，改木樁為鐵牛，易笮索為鐵鏈，疏其船間，傾國力對蒲津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通典》、《唐會要》、《蒲州府志》均記載此事。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際，浮橋始毀於戰火，只剩下兩岸的鐵牛。後來因三門峽水庫蓄洪而使河床淤積，河水西移，鐵牛被埋入河灘。

今蒲津渡遺址，西距黃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遙望陝西省朝邑縣，東距古蒲州城西牆約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門（即蒲津門）近百米。1988年、1991年對蒲津渡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勘探和科學發掘。根據發掘結果，唐蒲津渡遺址最深處距今地表 6.5米。在靠當時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豎釘的柏木樁，壘砌石條間貫注有鐵錠，又以米漿白灰泥粘合縫隙, 十分牢固。這道石堤明確地可以看出系分兩次砌築。在緊靠石堤處發現了四尊鐵牛、四個鐵人、兩座鐵山、三個鐵墩、六根鐵柱。還發現一座四米見方的磚屋遺址，門坎向東，當是管理渡口之所在。發掘中還發現了唐開元通寶、宋天聖元寶、元豐元寶、金正隆元寶等十餘枚銅錢。

鐵徠牛之成也蒲津渡，敗也蒲津渡。

唐開元年間，隨著蒲州一帶經濟的發展，蒲州城升為全國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的交通地位顯得更加重要。竹索連舟橋已與雄城蒲州極不適應，當時的兵部尚書向唐明皇上疏，陳述蒲津橋破敗不堪、難承車馬重負的窘況。唐明皇聽后立即降旨，決定在蒲津渡重建新橋，並發動滿朝文武出主意、想辦法。經集思廣益，造橋方案拿出：一是將連舟竹索改為鐵索，二是加固石堤，三是鑄鐵牛為索樁。開元年間屬盛唐時期，冶鐵業發達，於是兩岸數萬民眾奉命煉鐵鑄造，歷經苦戰後鐵牛鑄成。鐵牛分別伏卧於黃河兩岸，將鐵索拴繫於其身，連接舟船，建起黃河上第一座固定鐵索橋。這裡，兩岸的鐵牛，其實就是對拽鐵索連接河橋的索樁。蒲津鐵索橋第一次將黃河天塹變成通衢大道，從唐開元十二年到元朝初年橋被燒毀的500年間，蒲津橋一直是鐵牛系鐵索、鐵索連舟船。橋被毀后蒲津渡一度荒廢，但鐵牛仍存。到了明朝，蒲津關發展成進出中原的重要關口，明代皇帝又先後四次利用鐵牛建橋，歷經百餘年，直至清代因黃河逐漸向西改道，蒲津渡徹底廢棄。鐵牛20世紀40年代湮沒。

南依中條山，西臨黃河，地處要衝，被視為兵家重地，歷代王朝均在此建造蒲津橋。公元前541年，春秋時期秦公子針攜帶資財、車輛，前往黃河西岸晉國，用舟船連接建造浮橋，開在蒲津渡建蒲津橋之先河。到了戰國時期，秦昭襄王為進攻韓、趙、魏，先後兩次在蒲津渡口造橋。以後漢高祖劉邦定關中、漢武帝劉徹東征、隋文帝楊堅過黃河東進，均在蒲津渡連舟造橋。不過，這些橋都是臨時性浮橋，沒有橋墩，用竹索連接，壽命短，不安全。

蒲津橋的興衰反映出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與變遷，也濃縮出我國古代橋樑的歷史。尤其是那四尊鐵牛，其內涵極為深刻，它所展示的炎黃子孫的功績光昭日月、彪炳千秋，教育今人，啟迪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