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志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對宰相房玄齡談到近代士族賣婚弊病時，提出了“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建議，接著就下令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負責修訂，以便“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一書，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具有進步因素，也是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變化狀況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個地域集團，並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關隴集團入隋后開始解體。李唐起自關中，唐初關隴集團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經沒落；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持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皇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干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很是不滿，他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新修訂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並不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譜籍是選官的根據，劃分門第是看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列為門閥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至於劃分門第等級的標準，更不考慮過去做官的情況，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這些變化首次觸動了以往的門第等級，具有進步因素，也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的變化狀況。但必須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只是代替魏晉以來“尚姓”的修譜標準，不等於否定了門閥觀念，而是更多側重扶持統治集團，調和門閥間鴻溝以期保持大體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在當時雖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他想搞新門閥與世封制，結果必然趨向保守。據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門閥觀與舊門閥觀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通過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了舊日地位。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並為30年後頒布《姓氏錄》，徹底否定傳統的門閥制度打下基礎。

《氏族志》的修訂、刊布，壓抑了山東、江南士族，鞏固提高了李唐皇族的社會地位。但是，由於魏徵、房玄齡等重臣與之通婚，山東士族仍然保持著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到了高宗朝武則天當政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武則天之父武士彟（yuē）曾作過木材商，所以，雖系太原元從，亦無資格躋身於《貞觀氏族志》高門之列。武則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義府的家族也未被錄於《氏族志》中。武氏集團的社會聲望並不高。而武則天以內寵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禮教，關隴集團出於對李唐王朝正統的維護當然不支持她當政，更不會擁戴她取李唐而代之。這樣，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團成員的社會地位，重新組織統治集團骨幹隊伍，就成了柄政后武則天固位進取所急於完成的兩大政治任務。

顯慶（656年）以後，武則天陸續殺戮、貶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附已的關隴集團大臣，同時大力拔擢出身較低層或投靠武氏集團的人任要職。

根據武則天心腹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的建議，唐高宗在顯慶初命令禮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元道、太常卿呂才等十二人重修譜牒彙編。顯慶四年（659年）新譜修成，名為《姓氏錄》，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從《新唐書》）。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姓氏錄》仍以現任官職高低為劃分等級的標準。“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不僅當時五品以上職事官得以錄入，就是兵卒中以軍功獲五品以上勛官者也譜中有名，而舊士族未在當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棄於外。因此，它收錄的姓氏大少於《氏族志》。

《姓氏錄》頒布后，輿論嘩然，許多士人將其貶稱為“勛格”，以被錄入為恥。為使《姓氏錄》真正取代《氏族志》，李義府又奏請將原存於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

《氏族志》和《姓氏錄》並未能徹底打破延續多年的正統門閥觀念。河北崔、盧、李、鄭等大族仍然堅持傳統的家門風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貴。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受到重視，就連建議修《姓氏錄》的李義府也自稱出於趙郡李氏來抬高自己。直到高宗後期，這些大族中仍有許多人出任宰臣。晚唐的牛李黨爭亦當溯源到傳統的關東士族與武周之後興起的以文詞進士科發跡的新階層的矛盾，更顯示了士族及士族觀念對唐代政治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