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超人

匡超人是溫州府樂清縣人，他原本是一個農村少年，自小上過幾年學，因家貧無力讀不成了，跟一個買柴的客人到省城幫忙記帳。不料客人折本倒閉，匡超人不得不靠給人拆字混日子，這時他才二十二歲。匡超人本是一個事親孝順，勤勞好學的農村青年，吳敬梓在小說中細緻的描寫了他一步一步走向人格淪喪，靈魂墮落的過程。匡超人思想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少年時期，轉折時期，變質時期三個階段。

匡超人少年時期手腳勤快，心地善良，事親孝順。他在馬二先生的資助下回到家中見到娘親就“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父親卧病在床，他回到家就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著，等爛熟，和飯拿到父親面前。晚上拿個被單，睡在父親腳跟頭。他白天里殺豬，賣豆腐，晚上便服侍父親。他父親夜裡睡不著，要吐痰，吃茶水，一直到四更鼓，匡超人就讀書陪到四更鼓，每夜只睡一個更頭。哥哥買了個雞子來給他接風，叫他不要告訴父親。他那裡肯依，把雞肉先盛了一碗送給父母，然後才肯吃。對父母真是體貼入微。晚上村裡失火，累及自家，他首先背出父親，然後扶出母親。在他看來，這是頭等重要的，其他行李家什都不在話下。可見孝順父母是他最高的道德標準，這時的匡超人是極為淳樸可愛的。

因為匡超人事親孝順，而且勤學上進，一日被路過的知縣李本瑛發現，感其嘉行，提攜他中了秀才，豈料李知縣被人誣告，可能累及匡超人。於是他來到杭州躲避風頭。匡超人到了杭州，要投奔的潘三外出未歸，便與一班假名士交往，這段時期是他一生中的轉折時期。

這些斗方名士或因科舉敗北或因自身條件的限制無法取得功名進入仕途。於是這些人就想找一條“終南捷徑”：刻詩集，結詩社，寫斗方，詩酒風流，充當名士。這些人表面上瀟灑風流，但骨子裡忘不了功名富貴。他們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清高，意圖僥倖能夠名利雙收。正如景蘭江所言，“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而匡超人初到杭州后，就卷進了這幫“名士”之中，“才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受到他們的影響與熏陶，年少時那樸實敦厚的人品開始受到污染，思想開始蛻變。於是匡超人主動地加入到這群名士中，參加了“西湖詩會”，也想從中獲取些好處。可見此時的匡超人已是被名士群所同化。雖然馬二先生教他懂得了讀書人應以文章舉業為主，但這條路終究是難走的，況且此時的恩師李本瑛已被人誣告摘了印，無人提攜，於是匡超人轉身投入到西湖斗方名士們所吹捧的“終南捷徑”之中了。

匡超人思想的第三個時期即質變時期是在認識了潘三以後。潘三是一個把持官府，包攬詞訟，拐帶人口，買囑槍手的市井惡棍。他勸匡超人不要與那幫名士來往，只有像他那樣才能做一些有想頭的事情，才能發跡。他看中匡超人知書識字，能寫會算，而且聰明伶俐，他要利用匡超人為自己服務。如勾結差人黃球，拐賣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給姓胡的財主，偽造的朱簽就是匡超人所擬，而潘三也很豪爽的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匡超人從中嘗到甜頭，為非作歹的膽子也就越發大了起來。接下來在潘三的安排下，他又頂替金躍上考場，並中了秀才，又賺了二百兩銀子。潘三確實沒有虧待匡超人，不但幫他在城裡買了房子，還給他取了親。從私人的關係來看，潘三是有恩於匡超人的。但是，在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展示出他在這個污濁社會的“學習成果”——暴露出他那寡情薄義、虛偽、撒謊的嘴臉：逼妻子回大柳庄鄉下，導致其妻鬱悶憂慮而死；潘三入獄后的翻臉無情；考取教習后的自命不凡，吹自己為讀書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貽笑大方。這個昔日的純樸少年已經變成一個毫無廉恥的吹牛家，虛偽透頂，狡詐至極。

在小說所展示的匡超人的歷程中，我們清楚的看到他從純樸善良到人格淪喪，一步一步地走向墮落。作者通過這樣一個農家子弟墮落的全過程，揭露了惡濁勢利的社會、牢籠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惡本質。

吳敬梓詳細描寫了匡超人蛻變的過程，目的是揭示其蛻變的社會原因，他筆鋒所指是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制度，它將封建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髮展到了極致。這種認識，使作者對匡超人的描寫並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本質。這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以此為直接的抨擊目標，充分揭露了它對知識分子的腐蝕和摧殘。《儒林外史》在開宗明義的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儘管科舉制度弊端百出，但是讀書人舍此並無第二條進身之路。在匡超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中，讀聖賢書卻品格卑劣者舉不勝舉：嚴貢生、張靜齋、王惠等等。匡超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也就無法實現學問與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只能在追求功名富貴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遠，並為此而不擇手段，從而迷失了自我。因此，吳敬梓把罪惡和墮落的責任主要歸結於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

其次，勢利的社會風氣。“《儒林外史》從譏諷勢利起始，到譴責勢利為結，對勢利的描寫可以說是貫穿於全書，具有長久的歷時性”。匡超人只認提拔他的李本瑛為老師，而不承認學里的老師；可一旦傳說他所拜的老師李本瑛被參而可能連累他時，又認為真是“晦氣”；但在李本瑛升任為給事中派人來尋他時，他又表示將不日即來赴教。可見“老師”和“門生”這層關係是以對自己是否有益來確定的。從小說的實際描寫來看雖然勢利之風遍及各個階層，歷久而不衰，但仔細讀來，作者所描寫和譴責的勢利現象又多出現於士林和官場。在吳敬梓筆下，無論是秀才如匡超人、進士如王惠。整個社會都被勢利之風所浸染。如此描寫與作者的實際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吳敬梓出生並生活於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際，他由此而飽嘗人間的冷暖、世態的炎涼，產生了對勢利社會的無窮憤慨。

匡超人變質的過程讓我們看到其蛻變的根源。吳敬梓對他予以諷刺，目的是對造成這樣畸形發展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給以揭露。吳敬梓雖然沒有提出解決辦法，但他能夠在清朝的盛世的現實環境中正視封建社會的危機，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現，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夠成為我國優秀的古典小說的原因。

匡超人是吳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寫出的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吳敬梓在塑造匡超人這一形象時採用了多種藝術方法，細緻地勾畫出一個比較純樸善良的農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毀滅，一出真正人格淪喪的悲劇。

其一、匡超人是書中的一個否定性人物，吳敬梓在確定其主導傾向以後，還寫出了他暇瑜混合的一面，寄託了自己的愛和憎。對墮落以前的匡超人，作者就用飽含讚頌和感嘆的筆觸，細細地描寫了他的事親孝順的行為：漂泊在外時對父親的牽掛；在兄長面前的謙卑；細心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而在匡超人步步走向墮落時吳敬梓卻毫不留情的給予諷刺：中了秀才后的勢利；狠心逼妻回鄉；潘三被捕后的翻臉無情；在牛布衣和馮琢庵面前的吹牛撒謊等等。在作者客觀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一個真實可感的匡超人，他先前的淳樸讓人讚歎，而他的變質既讓人惋惜又讓人憎惡。

其二、冷靜的諷刺描寫。這是指作者在敘事描寫中，不作主觀的情緒流露，語言含蓄，對人對事都是白描的手法。諷刺場面越熱烈，作者的筆觸就越冷靜犀利，這種冷靜的文字是作者深沉哀痛，力透紙背之作。比如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對著景蘭江和蔣書辦攻訐曾經給他許多幫助的潘三說：“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對這番話，作者只是悠悠道來，並無著意用力之處，但是這種語氣越是冷靜，在讀者心目中的反差情緒就越強烈。潘三固然作了許多壞事，現身陷縲紲是罪有應得，但匡超人卻不應棄之不理。想當初潘三待匡超人也不薄，被捕后也未將匡超人供出來，此時匡超人不念半點舊日情分，其心如蛇蟲螫毒。可見這種冷靜的筆法能起到最大限度的藝術效果，能激起讀者強烈的情緒。

其三、在謊言世界里揭露人物的醜惡嘴臉。他本已娶妻鄭氏，卻在李“恩師”問及可曾婚娶時，“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曾’。”只這三個字的謊言使他又得娶李“恩師”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的外甥女，又得了極其可觀的數百金的裝奩，享了好幾個月的天福。在匡超人進京途中在牛布衣和馮琢庵面前大肆地吹牛撒謊：“我的文名也夠了……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者‘先儒匡子之神位’。”這被牛布衣一語點破：“所謂‘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在這樣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揭開匡超人那麒麟皮下的馬腳。這使匡超人這一形象更有概括性。

其四、對比的方法。在塑造匡超人這一形象時，吳敬梓多次運用了對比的方法，比如說匡超人在遇見馬二先生時的畢恭畢敬與他在牛布衣和馮琢庵面前說馬二先生的選本是“理法有餘，才氣不足”的對比，揭開了他吹牛撒謊的嘴臉；匡超人對潘三前後態度的變化，諷刺了他的虛偽無情。

值得注意的是，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這一鴻篇巨製中塑造了很多命運相似的人物形象，諸如前面開篇的周進和范進，兩人都有同樣落魄的前半生，而後半生卻青雲直上，進而成為曾毒害自己的科舉制度的忠實衛道士。而對應於匡超人，文木老人又塑造了一個叫做牛浦郎的人物形象，兩人都有相同的經歷，諸如停妻再娶等等。不同的是牛浦郎出生市井，而匡超人出生於農村而已。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在閱讀中加以比較。這裡就不加贅敘。

吳敬梓是中國諷刺小說的藝術大師，他在小說中以批判科舉制度和功名富貴為中心，寫盡了儒林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醜態。匡超人正是其中一個極為典型的人物，吳敬梓的嫉世之深，可以從匡超人這一人物形象中窺得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