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經濟學

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地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複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複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係，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複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的核心概念。

按理說，流通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市場經濟越發展流通越重要，因而流通經濟學在市場經濟國家應該獲得相當的發展。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放眼世界經濟學界，流通經濟學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經濟學分支。這其實是不奇怪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建立的，馬克思的獨樹一幟的經濟理論以及流通理論自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流通實踐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石；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客觀上要求建立相對應的流通體制，同樣要求重視和建立自己的“流通經濟學”。前蘇聯是這樣，中國和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這樣。

如果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流通是全民化、社會化的經濟活動，是微觀經濟主體自身的行為，是由市場機制自發完成而不需要國家大張旗鼓地出面組織的話，那麼，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嚴格的計劃安排下進行的；生產環節是高度計劃性的，流通環節也是嚴格計劃性的，生產環節與流通環節是完全分離的、互相獨立的；生產活動是由生產企業完成的，流通活動是由流通企業完成的，二者承擔著完全不同的經濟職能和任務，必須恰當地實現對接；計劃是高於一切的行政命令，生產企業生產什麼，流通企業買賣什麼，都由國家計劃說了算，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流通活動是由公有制企業壟斷進行的，個人和民間沒資格參與。顯然，計劃經濟體制下，流通在整個經濟活動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擔著專門的、獨立的、不可替代的職能，因而是十分重要的。這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流通的社會化、基礎化、全民化、微觀化，流通“並不那麼重要”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中流通在理論上的重要性並不一定意味著現實中一定能夠落實，事實上從眾多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實踐看，情況恰恰相反。計劃是人做出的，不可能沒有失誤；計劃要求完全的信息，而現實中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對稱的；流通企業與其他企業一樣沒有權利也沒有責任，缺乏激勵和約束；整個本應活躍的流通活動實際上是死水一潭，理論設計上理想的流通機制並沒有如人們預想的那樣順利運行。一方面，“重生產、輕流通”是普遍現象，流通的重要性下降了；另一方面，計劃調撥代替了真正的流通，分配環節代替了流通環節，流通在再生產中的作用受到嚴重擠壓。

總之，計劃經濟體制要求配套的流通體制，流通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其重要性才顯現得淋漓盡致；但現實中計劃機制的缺陷、流通環節的種種矛盾以及流通環節與生產環節和其他環節的脫節常常打破了這種“重要性”；不過，也許正是如此，又反過來促進計劃經濟國家更加重視對流通問題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就不難想象了。這正是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才重視流通理論研究，才呼籲建立流通經濟學的根本原因所在。

回顧新中國50餘年的發展歷程，總體上看，流通經歷了“貶低——抬高——回歸”的特殊演變過程。

建國後計划經濟體制建立的初期，受蘇聯“無流通論”的影響，我國理論界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絕大多數消費品和所有的生產資料和服務產品都不是商品，消滅了集貿市場，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主要採取了計劃票證定量供應的方法進行分配，計劃調撥代替了流通過程，那時，流通的地位被極大地貶低了， “無流通論”籠罩著整個理論界。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確立並相對成熟的時期，客觀上要求建立相應的流通體制與之配套，因而我國逐步建立了商業、糧食、供銷合作、外貿等流通組織系統。這些流通組織系統的發展過程起伏跌宕，特別是在十年文革時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艱難地維持了當時國民經濟的運轉。這一時期流通的特點是形成了具有較強部門色彩的流通體制，構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典型的流通組織網路，幾大流通組織體系的職能分工是十分明確的。這一時期，嚴酷的現實使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流通的作用，流通開始受到初步的重視。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就是在這時對“無流通論”提出批評，並開始研究價值規律和流通問題的。

轉折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後。在80年代中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鬆動，商品經濟開始發展，流通領域轉向活躍，流通的重要性充分顯現；但計劃經濟體制的根基尚未動搖，整個經濟仍處於供不應求的“緊運行”狀態，有計劃組織流通仍十分必要。這一時期我國進一步完善和強化了商業、物資、糧食、供銷合作、外貿五大流通組織系統，建立了商業部、物資部、糧食部、供銷合作總社、外貿部等五大國家管理部門，將流通活動組織到了最嚴密的程度。與此相適應，流通理論研究空前活躍，提出了建立流通經濟學的強大呼聲，流通的地位被推向極致。

但是，進入 90年代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確立，流通的地位發生逆轉。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隨著流通的社會化、民間化、微觀化，大部分國家流通職能轉移到民間，不需要專門的國有流通組織系統來承擔，因而原來的五大流通部門地位開始下降，功能開始分化，閑置的閑置，撤消的撤消，合併的合併，到目前，只剩下符合實際的國內貿易部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兩大流通管理部門。可以說流通的“重要性”明顯弱化，流通理論研究急劇降溫，流通經濟學的困惑和衰落也隨之出現。

總之，建國后流通在我國經歷了“貶低——抬高——回歸”的曲折發展歷程，流通理論研究和流通經濟學的設立也隨之起伏。目前的正常復歸是經濟背景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對此，沒有必要困惑，而應該有清醒的正確的認識。

雖然流通理論研究從建國以後就開始了，但流通經濟學的提出和建立卻是改革以後80年代中期的事情。從發展的情況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國流通經濟學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不足：

1、理論基礎的單一化

受社會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制約，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流通理論壟斷著我國流通理論界，被作為唯一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而且只是機械的理解和全盤接受。沒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動態，吸收其學術成果和理論精華。這種理論基礎的單一性導致了中國流通經濟學的先天不足。

2、研究對象的搖擺不定

受馬克思流通觀的雙重涵義的影響，我國流通界也出現了對流通範疇的兩種認識，形成了“寬派”和“窄派”兩大流派。寬派以資金（資本）運動為其研究對象，各種理論範疇或主要的研究視角是以資金為核心展開的；窄派以商品運動為其研究對象，各種理論範疇或主要的研究視角是以商品為核心展開的。與此相對應，寬派流通理論認為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與社會總資金運動有關的領域；而窄派流通理論則主張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僅僅包括與商品運動直接有關的領域。流通概念的爭論不休導致了研究對象的搖擺不定，而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則直接影響著流通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在我國已出現的相關學術著作中，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1985年9月提出的《社會主義流通經濟學》提綱就是寬派的代表，其框架基本上是《資本論》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翻版，張緒昌、丁俊發1995年主編出版的《流通經濟學》也是以廣義流通為論述對象的，除了商品流通外還涉及到了貨幣流通、資本流通、勞動力流通、產權流通和信息流通等；而賈履讓、張立中1998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流通產業及其運行》，則強調“本書的基本觀點主要是以窄派流通理論或者說是以馬克思主義流通觀稱為‘真正的流通’為依據來建立流通產業理論框架的”，是窄派研究對象的代表。到目前為止，關於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這是我國流通經濟學不成熟性的明顯表現。

3、研究內容的過分專業化和強烈的“部門”色彩

對應於實踐中的商業、物資、糧食、供銷合作、外貿五大流通組織系統，流通理論界分別創建了商業經濟學、物資經濟學、糧食經濟學、供銷合作經濟學、國際貿易等五大部門經濟學；一些大學設立了商業經濟系、物資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資學院、糧食學院等大學。流通經濟學的計劃經濟色彩和行業部門分割特別明顯。顯然，這種過於專業化的流通經濟學只能適應計劃經濟時代的需要，隨著經濟基礎和環境的變化，其生命力是不會長久的。

4、濃厚的“政策解釋學”學術傳統

長期以來，在特殊的政治氣候下，我國理論界形成了“解釋政策”的不良學術傳統，流通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57年，當時的商業部領導在接見中南財經學院的學生時指出，“在貿易經濟學方面，我們還沒有可能編寫一本適合我國國情的教科書，只能從目前的商業政策中找出若干專題進行講授和討論。這樣做的缺點是系統性不夠，但好處是能闡明目前商業政策中的實際問題。我們建議採取這種做法。”這個講話對我國流通理論的影響很深，隨後中國商業幹部學校按此要求編寫了《商業政策》一書（姜德波，1996）。這奠定了我國流通理論研究的“政策解釋學”學術傳統，以後基本上是唯領導講話和中央政策為上，難以聽到真知灼見的“聲音”。孫冶方在理論研究上的創新曾一度遭到批判。受這種不良學術傳統的影響，流通理論研究不可能取得應有的進展。

5、研究方法的落後性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傳統的規範研究方法，側重於定性分析，過分強調社會主義流通的特殊性和優越性，動不動加入價值判斷，空洞說教的成分很大；而主流經濟學強調的實證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很少採用。這種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落後性，嚴重影響了我國流通經濟學的規範性和科學化。

總之，我國目前的流通經濟學，既缺乏科學的理論體系，也缺乏有效的現實解釋力，不符合國際經濟學學術傳統，與主流經濟學範式有很大距離，表現出明顯的不成熟性。而且，在新形勢下落後於流通現實的發展，日益陷入困境。

是否應轉向流通研究的科學分流的問題

我們認為，流通經濟學目前的困境，實際上是以往“矯枉過正”后的正常復歸，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流通職能的合理定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徹底轉軌的客觀必然，另一方面是經濟學研究規律使然，不值得大驚小怪。

從經濟背景來看，改革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體制的徹底轉軌，市場經濟已經取代計劃經濟成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主導機制，與傳統計劃經濟相配套的流通體制正在分化和瓦解，傳統的流通觀念和流通理論需要更新，適應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的流通觀念正在確立。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強調流通的“重要性”，刻意強調建立流通經濟學已失去經濟基礎。正如瓊·羅賓遜所強調指出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經濟學說的發展”。

從目前世界經濟學發展的軌跡和規律來看，流通經濟學似乎不再必要。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趨勢是實現流通問題研究的科學分流：屬於宏觀層面的，就歸於“經濟學”去研究；屬於貨幣流通、資本運動的，就歸於“金融學”去研究；屬於信息流通的，就歸於“信息經濟學”去研究；屬於對外貿易的，就歸於“國際貿易”去研究。但市場經濟下的流通問題對於理解上述經濟領域的問題卻有著指導性的關鍵作用。顧仍然不可忽視。

綜上，目前國際上流通經濟學的發展主要代表就是貨幣流通經濟學理論。其“流通”（circuit）最初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由業餘作家尼古拉。瓊森（Nicholas Johannsen）在他的《貨幣的流通機制與理論》（Der Kreislauf des Geldes und Mechanismus des Sozial-Lebens ，The Circuit Theory of Money)一書中提出。然而這個概念的大發展主要是在二戰以後，由義大利和法國的經濟學家聯手建立的：先是由奧古斯都。格切尼（Augusto Graziani）提出主要理論框架，然後由法國的經濟學家博爾納。施密特(Bernard SCHMITT 1929-) 在其1966年的貨幣流通經濟學代表作《Monnaie, Salaires et Profits》（貨幣，工資和利潤）中對貨幣的流通概念加以基本完善。到後來的Alvaro Cencini, Elie Sadigh, Jean-Luc Bailly, Sergio Rossi 等等這些法國、瑞士或者義大利流通經濟學派學者，基本被認為是后凱恩斯學派的代表（也可非正式地被稱作“第戎學派”）。而且相較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義之理論有非常大的斷裂。

其基礎理論延續發展了凱恩斯關於貨幣的某些觀點。但是加入了一些創新，就是貨幣既具有內生的性質，也具有外生的性質。既貨幣量的供應不該由央行或者任何銀行系統限定，而是由經濟體其運行本身所決定。貨幣流通理論幾乎包含了現代貨幣經濟理論所能遇到的一切問題。從價值價格理論的確立到經濟利潤理論，從國內銀行貨幣系統的貨幣發行問題到國際貨幣體系及超主權貨幣理論均有囊括。但其理論目前仍處於遭主流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排斥並視為異端的境況。另外，這些著作引入中國仍有待時日。

繼續重視流通問題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不建立流通經濟學，並不是不要開展流通問題研究。事實上，流通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時隨地都現實地發揮著它的作用，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會不斷出現，需要做出理論解釋和政策解決。我們所強調的是，重視流通問題的研究，並不一定非要上升到“經濟學”的高度；而不設立專門的流通經濟學，並不表明流通理論研究不重要。相反，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主流經濟學先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我國流通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做出深入的理論解釋，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研究成果的學術水平。事實上，目前我國流通理論界已經出現了這種良好的趨勢，例如有人轉向“流通產業”的研究，有人開展“商業增長”問題的定量研究等，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