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會注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是2009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漢）司馬遷、（日）瀧川資言。

1基本信息 2內容簡介 3作者簡介

4編輯推薦 5目錄 6序言

基本信息

作者:(漢代)司馬遷 (日本)瀧川資言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802288461

裝幀：精裝

開本：32

套裝數量：14

定價：368.00

內容簡介

繼三家注之後，對《史記》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總結、大梳理。

國內第一部高清影印本

全十四冊、精美函套裝

《史記會注考證》在《史記》版本校勘、究明司馬遷所據資料、《史記》三家注的訂補、歷代註釋集成等方面皆有重要成就。這使其一經問世便好評如潮，時至今日，在其問世七十餘年後，仍無人能出其右，依舊是《史記》研究者的必備之書。

作者簡介

瀧川資言（1865～1946），日本漢學家。

1865年11月12日出生於松江，通稱龜太郎，號君山，為藩士之子。其父出生於島根縣，修漢學，長年為小學教員。

明治初年，從雨森精翁、內村鱸香學漢文。

1882年中學三年級中途退學，上東京入島田葟村私塾，后入東京大學附設古典講習科，1887年畢業，同期有市村瓚太郎、和田英松、島田鈞一、林泰輔、山田准等人。因為非東京大學本科畢業，不通洋學而十年找不到固定工作，其學生水澤利忠說：“時代急劇變化之時，（瀧川資言）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時代生活方式生活。”

1888年與市村瓚太郎合寫《支那史》六卷，1892年完成。1897年9月，前往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就職。

1915年8月，前往中國上海，購得《支那史》中譯本。

1922年前後，開始利用日本各種卷子本對《史記》校注，撰《史記會注考證》，又“發現”舊抄本中大量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佚文。

1932～34年，《史記會注考證》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出版（1955～57年再版），受世界漢學界高度評價。

1946年2月23日，松江家中去世。

編輯推薦

瀧川氏書非無可取。即其用力之勤已足使吾人慚汗……其書頗注意古今地望。每一地名，必注其今稱，絕無一漏。……異國人治吾古籍，用心及此，亦足促吾人之深長思也。——錢穆

瀧川考證一書，其體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舊寫本，鉤稽異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國註釋史記者，匯合貫串作考證。在校字方面，將刪佚之正義，全數補入，在考證方面，採摭眾家，搜羅宏富，是其所長也。——陳直《史記新證序》

《史記會注考證》“有很大影響，直到今天，在新的《史記》會注會評本出現之前，瀧川之書仍然是《史記》研究者案頭必備的有用之書。”——《史記教程》，安平秋、張大可等主編

序言

《史記》成書於西漢初年，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代表了中國史學最高的成就，乃中國史學鼻祖，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習史者必讀的著作。

《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因此，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兩漢時，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流傳並不廣，學者作註釋的也很少。至唐，古文運動興起，《史記》受到高度的重視，韓愈、柳宗元皆對《史記》推崇備至。此時出現了三個重要的注本，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

三家注各有所長。裴駰以東晉徐廣《史記》校本為本，“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凡對作注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注引，務必去其浮言游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說注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共80卷，是現存最早的《史記》注本，亦是后此所有《史記》注本所從出。唐開元年間，有兩個注本。一是史學家司馬貞的《史記索引》，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因此採摭前朝諸家的注文，參閱前人論著，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引》，該書音義並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另一是學者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張守節長於地理與六書音韻之學，對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共成30卷，是註釋《史記》地名的權威著作。

《索引》健於辯駁的文風與宋人喜尚譏評的學風頗相契合，故宋時《索引》的影響遠大於《正義》，明末汲古閣主人毛晉曾言“讀史家多尚《索引》,宋諸儒尤推《小司馬史記》與《小顏氏漢書》如日月並照”。由於宋儒的推重，宋代不僅有多種單刻本《索引》行世，而且將《索引》附刻於裴駰《集解史記》的本子亦為數不少。直到南宋紹熙間始有將《正義》合刻於《集解》、《索引》的版本出現。

司馬貞與張守節生當同時，他們作注的底本同為裴氏《集解史記》,作注的資料又大同小異，二人雖各自為書，然英雄所見略同，注文不謀而合之處比比皆是。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時，由於正義是附刻於《集解》、《索隱》合刻本之內，編者為減少《正義》與《索隱》相同的注文以免重複，刊刻前對《正義》曾作了重大的整合工作，對其注文不僅有刊削刪節，而且某些注文的前後次第亦有調動。自《史記》三家注合刻本風行於世，單本《正義》亦遂湮沒以致失傳，自明代起，學人已無緣復睹《正義》的全貌。

1913年，日本漢學家瀧川資言（1865－1946）在翻閱日本東北大學所藏慶長、寬永年間刊行的活字本《史記》,發現上欄標註著被三注本所刪略的一千二三百條《正義》,以後又從日本公私所藏多種《史記》刻本、鈔本欄外標註的同樣的《正義》得到證實，於是手輯為《史記正義佚存》二卷。並開始編撰《史記會注考證》一書，1934年刊行於世。

《史記會注考證》的出現，是繼三家注之後，對《史記》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總結、大梳理。瀧川資言為此收集了明、清兩代金陵書局本與在日本流傳的宋以前的版本，又據日本學者的校勘成果，進行全面校刊。在此基礎上，搜羅中日120餘種典籍，將歷代註釋整理后加上自身的研究成果，以“考證”的形式，與經訂補后的三家注，合刻於《史記》正文之下，成就此書。

概而言之，《史記會注考證》有如下顯著優點：其一，裴駰等三家註解一般局限於就事論事，瀧川卻因為資料的便利，綜合曆代研究成果，對照考證，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其二，《史記》一書，多采舊典。瀧川常於正文之下，註明太史公采於何書，或其事又見於何書。與他書文字有異者，也予註明。由於《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這給研究《史記》者以溯本追源之便。其三，《史記會注考證》特別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於了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其四，將正文、注文全部斷句，利於閱讀。其五，書後附《史記》總論一編，論述太史公事歷以及《史記》資料、體制、補綴、流傳、版本等等。於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迹提供了極大方便。

《史記會注考證》問世七十餘年來，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仍然是《史記》研究者的必備之書。其意義自不待言。當然，對其持批判態度的也大有人在，批評者大多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補充的一千餘條《正義》佚文多為偽作，並非張守節的原文；其二、資料搜集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致。最為遺憾的是近人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竟隻字未載；其三、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偶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其四，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也有失於強自為解之處，在斷句上也偶有失誤。

縱有諸多不足，瑕不掩瑜，《史記會注考證》仍是至今為止資料最豐富的《史記》注本，是研習《史記》乃至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鑒於市面上已難覓此書，本社將其影印出版，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