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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經濟學

空間經濟學是根據時間、層次、傳統三維空間相互轉化原理研究經濟發展規律、預測經濟發展趨向、進行經濟空間布局、調整產業空間結構、取得經濟規模效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是結構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轉化的中間環節。空間經濟學與結構經濟學使發展經濟學成為科學。

1定義 2釋義 3里程碑 4研究理論

5歷史演進 6發展情況 7核心觀點 8融合創新

9產生影響 10相關書籍 11目錄 12序言

13文摘

定義

空間經濟學

釋義

空間經濟學是當代經濟學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也是當代經濟學中最激動人心的領域。空間經濟學是在區位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多門學科的總稱。它研究的是空間的經濟現象和規律，研究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

既然經濟的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既然一國之中生產要素的流動並無更多的限制，為什麼仍有那麼多經濟活動的集聚？在經濟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國經濟活動的區位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一國或一個地區是贏得“中心”地位，還是淪為“外圍”?一個國家或地區如何參與國際分工?這些問題都是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

里程碑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是三位國際著名經濟學大家的合作結晶：日本京都大學的藤田昌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保羅·克魯格曼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東尼·J·維納伯爾斯。這本書在美國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許多大學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譯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種文字廣為流傳。在這以後，眾多同類著作紛紛問世，其中200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經濟學前沿理論”書系中就包括兩本:《集聚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導論》。200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又出版了《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最近幾年來，它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事實上，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係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從而也賦予了空間經濟學嶄新的生命力。

研究理論

規模收益遞增，即當所有投入品的數量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時，總收益增加的百分比會大於該百分比。

歷史演進

德國的古典區位幾何學

德國經濟學家運用地租學說和比較成本學說，創立了古典區位理論。

(1)馮．屠能(Von Thunen)的農業區位論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德國仍然是一個封建割據的農業國，英法等國卻已走上工業化道路。英國工業化前後，農產品價格上漲，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國農場主通過與英國的農產品貿易而獲利，於是盡量多買土地，擴大生產規模，德國農業開始向大型化商品化過渡。為了研究德國農業經營模式和產業化問題，馮．屠能潛心經營農莊十載，收集了極為詳細的資料，於1826年撰寫了巨著《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簡稱《孤立國》）。馮．屠能設想了一個孤立於世界之外，四周為荒地所包圍的孤立國，其中心是一個大城市，這個城市是孤立國製造品的唯一供給者，而城市的食品則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個農業大平原）供給；孤立國內各地自然條件和運輸條件相同，農業生產的利潤V=P-(C+T)，其中P為農產品價格，C為成本，T為運費。馮．屠能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函數，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利潤最大化目標，農場生產的品種選擇與經營方式的首要決定因素是距離，即生產地與市場的距離。農場種植什麼作物獲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而與特定農場（或地塊）與中心城市（農產品消費市場）的遠近密切相關；農業經營規模，也與距離密切相關，增加投入必須使價格與邊際成本之差能償付追加的成本與運費。當生產成本一定時，離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運費越低；邊際產量需償付的越少，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馮．屠能研究的是農業區位問題，他的理論離不開對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註：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中總結歸納了經濟地理學的五大傳統，他將馮．屠能的思想列為第五個傳統“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傳統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積累因果夫系、當地外部經濟。）。馮．屠能認為地租與距離是負相關的，可以想像從中心城市向外圍平面延伸，隨著可耕地與市場的距離的不斷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斷下降的，這樣便可形成一個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同心圓環，半徑距離小的環上土地昂貴，宜種植運輸成本大或單位面積產值高的作物，而半徑距離大的環上則種植土地密集型或運輸成本低的作物。於是他設計了孤立國六層農作物圈層結構（註：馮．屠能設計的孤立國六層農作物圈層結構為：第一圈層為自由農作圈，主要生產鮮菜、牛奶；第二圈層為林業圈，主要生產木材；第三圈層為輪作物圈，主要生產穀物；第四圈層為穀草農作圈，主要生產穀物、畜產品，以穀物為重點；第五圈層為三圃農作圈，主要生產穀物、牧產品，以畜牧為重點；第六圈層是荒野。），這就是著名的圈層布局論。當時德國經濟學家們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基本觀點是：農業經營方式應該全面地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集約化程度越高越好：農業布局方面則應根據自然要素稟賦的不同，各地應種植最適合本地生長的作物。馮．屠能的理論使人耳目一新：農業經營方式上，並不是集約程度越高越好，離中心城市越近，集約化程度越高，離中心城市越遠，經營越粗放；農業布局上，並不是哪個地方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與距離有關的地租、運費倒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2)勞恩哈特(W.Launhardt)和韋伯(A.Weber)的工業區位理論

19世紀末，德國已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並迅速成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產業的大發展，使得產業遷徙和工業布局問題為學者們重視。勞恩哈特利用幾何學和微積分，將網路結點分析方法應用於工廠的布局，在德國《工程師協會期刊》上發表“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1882)一文，第一個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他構造了一個區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位三角形的極點。他的這種尋求最優化的“極點原理”方法被喬治．皮克(Georg Pick)給出規範的更為一般的數學證明（註：喬治．皮克應韋伯之邀，為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第194-215頁）寫了一個“數學附錄”，以“梗概出一些對理解區位問題來說很必要的普通數學公式”，其中提到勞恩哈特的工作。於爾格．尼漢斯(Jurg.Niehans)認為：勞恩哈特的分析遠比後來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的分析高超得多。這大概是指勞恩哈特的數學分析方法。）。作為一名建築工程師，勞恩哈特把網路規劃應用於公路、鐵路運輸最優化問題和工廠成本最小化定位問題，而他在1885年發表的《經濟學的數學基礎》一文，奠定了他在經濟分析史上的顯著地位。他研究運輸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而建立了“勞恩哈特漏斗”，為解決異質雙頭壟斷問題而建立了後來被稱之為的“勞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於霍特林44年，勞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問題：兩個位於街道不同地點的競爭供貨商，在假定對方銷售價已定的情況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還對位於同一地點的不同商品的銷售商進行了類似的分析，表明他們的環形市場區域是如何由運輸費用決定的。於爾格．尼漢斯認為，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裡，勞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國最重要的、實際上也是唯一有意義的對“邊際革命”的貢獻。在對運輸和區位經濟學分析方面，這一貢獻直至20世紀30年代都沒有被人超過（註：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三卷，第151-153頁。）。

阿爾弗雷德．韋伯則是中國讀者更為熟悉的一位工業區位論的創始者（註：韋伯為我國學者們更為熟悉，因為他的名著《工業區位論》（亦譯為《工業區位純理論》或《純粹區位理論》）於1997年由商務印書館翻譯成中文並出版發行。而勞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寫成，甚至沒有被譯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築工程師和道路、鐵路和橋樑學教授而不是經濟學教授，他是德國漢諾威高等技術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的工作顯示了120年前一個有能力的、注意經濟問題且懂一些數學的工程專家在經濟學上可以做些什麼（以及不能做到什麼）。他在微觀經濟學、運輸經濟學以及經濟數學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樹，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難找到，其出色的獨創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還沒有得到經濟學界應有的承認。）。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礎上於1909年撰寫了《工業區位論》。在這部名著中，韋伯系統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規則，嚴謹地表述了一般的區位理論。當看到製造業規模龐大的遷徙，韋伯試圖回答：什麼原因使某個工業從一個區垃移至另一個區位呢？決定遷徙的一般經濟規律是什麼？韋伯將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分為兩類：區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業是如何布局於各個區域的，受區域性因素影響；而在工業區域內，廠商為什麼集中於此地而非彼處，則受集聚因素影響。工業在某個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結果。集聚力受技術發展、勞動力組織變化、市場化因素及經濟環境因素影響，分散力則可歸結為伴隨工業集聚而帶來的地租增長的影響。韋伯設計了一個集聚函數，精確地表達大工業單元對小工業單元的吸引程度（註：韋伯定義每種商品的生產構成一個“單元”，這些單元能夠並確實參與相互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最終也影響單元的區位。），用公式來表示，其中M為大工業單元的日生產量，R為集聚的擴散半徑，A是工業區位重（註：韋伯將生產原料分為地方原料和廣布原料，前者只產生於某一特定地點，而後者則是到處都容易得到的。不論是廣布原料還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純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經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轉移於產品之中的原料，後者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必損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韋伯的這一思想對今天人們在國際貿易中常見到的“冰山成本”的定義有顯然的借鑒意義）。韋伯定義需要運輸的地方原料與產品重量之比為“原料指數”，而運輸單位產品的總重量稱為“區位重”。），s為運輸價格。韋伯在分析廠商的定位決策時繼承和擴展了勞恩哈特的方法（註：韋伯本人在《工業區位論》中隻字未提勞恩哈特。馬丁．貝克曼(Martin Beckmann)認為韋伯的這本書“確立了他繼馮．屠能之後在區位理論方面的領先地位，儘管他的理論模型被勞恩哈特搶先一步發表”（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PP958）。）一個廠商靠一個或多個供應商提供投入品，也為一個或多個市場提供產品，所以涉及的區位不少於三個，他將勞恩哈特著名的“區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為區位多邊形。韋伯也考慮了生產成本中的勞動費用，它和運輸費用同樣是影響廠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於工廠規模大小，韋伯認為衡量最優規模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單位產品的成本最低，一個是企業總利潤最大，在考慮區位的情況下，用這兩個標準確定的最優規模是不一致的，可見區位對最優規模決策的重要作用。韋伯用聚集經濟來描述企業外部經濟，並指出聚集能否產生效益，既取決於聚集的企業種類與結構，也取決於聚集的規模。《工業區位論》對以後的區位理論、經濟地理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於區位理論的重要性，奧林曾經大膽預言“國際貿易上除了國際區位理論外沒有別的什麼了”（註：轉引自《工業區位論》英譯者序言“區位理論與地租理論的關係”，該書pp16註解3。）。

新古典區位理論

(1)沃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區理論

克里斯塔勒於1933年出版了《德國南部的中心地區》一書，系統地闡明了中心地區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說明了城鎮為什麼存在，決定城鎮發展的因素是什麼，以及它們在區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產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設有一塊勻質平原，資源、人口密度均勻，運輸費用不變，消費者偏好相同。廠商的定位原則需要考慮需求界限（滿足正常利潤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慮市場範圍（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這個限制，消費者寧願光顧其它較近的市場）。這樣就會形成商品市場的地理分佈範圍，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個區域內，高級的中心地只有一個，次一級的中心地較多，等級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規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對重要性取決於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與等級。雖然中心地區理論從一開始就不斷地受到批評，主要是認為模型的假設不現實（註：關於經濟理論研究模型假設的現實性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尤斯凱利．梅基，“假設問題的重新定向”（載羅傑.E.巴克豪斯編《經濟學方法論的新趨勢》，經濟科學出版社，第311-335頁），梁琦，“比較優勢說之反例的批評”（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斯密論壇”討論稿）），譬如統一的人口分布和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是不現實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資源分佈的假設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創了以城市聚落為中心進行市場面與網路分析的理論，因而受到理論界的重視，勒施是最早試圖對克里斯塔勒嚴格地按幾何方法去描述市場規模重新進行系統闡述的人。中心地區理論被認為是一個靜態的新古典構架。

(2)奧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區位經濟理論

前面所討論的農業區位理論、工業區位理論及中心地理論，探討的是都是靜態局部均衡問題。1939年，勒施出版了《區位經濟學》（註：該書原名為《空間體系經濟學》，於1954年在美國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為名翻譯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於空間，距離本身成為中心。勒施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並且研究區域的結構而不是把它作為既定的，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設代替通常的“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在勞恩哈特和韋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場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給定的外生變數；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設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佈，這是非常簡單地一般化假定。在勞恩哈特和韋伯等人的模型中，並不考慮競爭者的影響，而勒施認為工業布局首先會受到競爭者的影響，其次會受到消費者和供應商的影響。他認為在布局問題是一個經濟單位互動過程，如果考慮各種影響因素，找出各經濟單位布局的相互關係，就要尋求整個區位系統的平衡。為此，勒施提出了區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組平衡方程表示，分別反映五組均衡條件。如何實現這種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場區位理論（這個市場區位理論與中心地理論在市場網路體繫上的觀點一致），並研究了市場網路對工業區位的作用。勒施表明僅靠競爭力量自身將建立一個包括工業區、經濟區和市場區的區位體系，這個區位體系反過來既可以被理解為生產集聚也可以被理解為或多或少的聚會中心地交叉，三個區位同時決定。勒施建立和發展了工業區位理論、經濟區理論和市場區位理論。

(3)奧林(Ohlin,B.G.)的區際貿易和生產布局理論

當奧林獲得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的名著《區際貿易與國際貿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為他的主要貢獻。這是第一本力圖把貿易與布局問題結合起來的著作。奧林在該書第一版序言中明確表示，他將致力於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是：證實國際貿易理論僅僅是一般布局理論的一部分，對價格的空間（或區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慮，對在國內生產要素的供應和運輸費用方面的地區差別的影響予以適當的考慮。奧林首先在商品在國際間可以自由流動（無運費）而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討論生產要素的豐欠如何決定商品相對價格和貿易格局；繼而放棄商品貿易無運費的簡單假設，討論進口稅和運費對貿易的影響，此外，他還討論了地理位置、規模經濟對貿易的影響，並研究了資本移動的因果關係；最後，他放棄了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假設，討論要素流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書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專門討論了一般布局理論，第十二章討論了作為區位理論的區際貿易理論。奧林在書中附錄“對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看法”中提到：國際貿易理論是一個“多邊市場理論”，尤其重要的是，國際貿易理論是接近於布局理論的。布局理論比國際貿易理論更為廣泛，貿易理論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論的一小部分。當把各種運輸條件的影響和大規模生產的優點結合起來時，關於生產布局以及國際貿易的性質和影響所做出的結論，同只考慮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結論就有很大的不同（註：參見貝蒂爾．奧林：《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第382-391頁。）。西方經濟學界認為該書不僅是對國際經濟學的一大貢獻，而且還對布局理論做出了貢獻，開拓了貿易與生產布局關係的新領域。

發展情況

旁枝—區域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

四十多年前，艾薩德(Isard W.)就抨擊經濟學分析是“在一個沒有空間維度的空中樓閣中”進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書，將馮．屠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易駕馭的框架，把區位問題重新表述為一個標準的替代問題：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正如它們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一樣。這是一種開創性的貢獻。但艾薩德也未能將空間問題帶入經濟理論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薩德並沒有提出一個一般區位均衡的理論，他的模型沒有考慮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空間模型，他沒有對這個空間模型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相反，他開創了一個折衷的應用領域——區域科學。艾薩德定義區域科學是研究”確定可在某一區域有效地從事生產並獲取利潤的單個或集團產業；改善區域內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區域內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區域內產業的集聚和分散，獲得區域內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當把區域的劃分看作空間資源經濟的基礎，而不是把行政劃分作為考察的限制條件，區域內資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關係是一個空間中的密切的經濟協作關係，那麼自由貿易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如歐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區域概念，它是一種以空間資源為基礎的國家或地區的集合。為什麼二戰之後的世界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卻兩極分化更嚴重，各國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更大了？這種區域經濟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實際問題，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但是，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註：克魯格曼指出：“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準確地說，它是一個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則相當先進，它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實際中出現的涉及空間的問題，而無需等到我們有了一個出色的理論才來解決。我認為經濟學家們應該給予這種鬆散、但已儘力而為的理論化的工作更多的關注和尊敬。但同時，被標榜為區域科學的那種折衷作法絕對不能取代一個真正完整的理論；艾薩德所做的偉大工作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見貝魯格曼《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0頁。）。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書，新城市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風靡一時。它的研究對象是城市系統，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註：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協會排出的“經濟學分類表”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劃分為一類，城市經濟學含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住宅建築經濟學、城市運輸經濟學。）。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沒有很好的解釋。這樣的文獻有著和馮．屠能的經典模型同樣的基本缺點，那就是假設存在一個中心，但沒有解釋為什麼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形成了城市，儘管也可以用集聚經濟來做些說明；但總不是那麼令人滿意。特別是關於單中心城市的假設，與現實世界偏離太大，使得這類模型的現實解釋力很差。

新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

空間經濟研究的是關於資源在空間的配置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問題，儘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與時間不同，空間一直也沒有能夠成功地納入經濟學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學院連續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貿易》、《發展、地理和經濟理論》，這是克魯格曼在美國和比利時幾所大學所作的系列講座的內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區位”為書名，是因為“區位理論是經濟地理學這個更加廣闊領域的一部分”。克魯格曼定義的經濟地理，是指“生產的空間區位”，它研究經濟活動發生在何處且為什麼發生在此處。為什麼研究這種經濟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魯格曼以三個理由說明之：首先，國家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對於美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生產的區位是和國際貿易一樣重要的問題；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了，譬如用標準的國際貿易範式來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就越來越沒有意義了；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告訴人們一個新的經濟學世界觀，卻很難從貿易、增長和商業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說明這就是世界經濟實際運行方式，但研究國際國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時，這樣的證據就不難找到，因此，經濟地理為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等提供了一個思想和實證的實驗室。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係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異乎尋常地重新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克魯格曼引導了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的復興。

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又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作（與Masahisa Fujita和Anthony.J.Venables合著）：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空間經濟：城市、區域和國際貿易》）。該書概述了過去十年來關於空間經濟及與國際貿易的關係的最新成果，不僅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定位與克魯格曼早期的“新貿易理論”聯繫起來，而且也建立了嚴謹而精緻的空間基本模型。在這之前的關於空間的經濟學理論，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那種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他們的模型均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假設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的問題，這使得空間問題過去一直是主流經濟學中的一個盲點。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和捍衛者，又是經濟學的建模大師，他不僅常常極富原創性地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會對其建立起令人驚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後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領域的開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來克魯格曼等人關於空間的研究工作，意味著空間經濟將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基本特點、近期發展與應用前景

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消費者（家庭）、廠商、產業和經濟，研究這些經濟單元的存在、活動和相互作用。空間經濟學更強調的是廠商的地點，產業的區位，雖然勞動力既是廠商投入的要素，又構成產品消費的市場，作為廠商存在的基礎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間經濟學只是把消費者（家庭）作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擺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間經濟學中廠商、產業和經濟構成三位一體的研究單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範疇中，而公司的定位是問題的焦點。

空間經濟學與我國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我國，經濟地理學是大學地理學系人文地理專業下屬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界也有研究經濟地理的，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實際上成了其代名詞。區域系統或城市系統的構成是十分複雜的，它包括人類社會本身以及與人類社會有關的各種基本要素、關係和行為，區域經濟或城市經濟必然與人口經濟、資源經濟、環境經濟和社會學有較高的重疊，以致於區域經濟學究竟是屬於經濟學科，還是屬於地理學科有爭議，有些定義為介於經濟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儘管克魯格曼的空間經濟學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區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間與經濟單位的融合。區域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將區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這些既定的現存的系統運行狀態和可持續發展，而空間經濟學研究的是廠商、產業和經濟三位一體的活動和相互作用，經濟區域和城市的形成是這些活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不是既定的假設存在，而是內生變數。

核心觀點

空間經濟學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它從微觀層次探討了影響企業區位決策的因素，在宏觀層次上解釋了現實中存在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現象。

1、經濟系統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並系決定了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

宏觀的經濟活動空間模式是微觀層次上的市場接近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追逐市場接近性優勢的微觀經濟的主體的行為產生了聚集力，即價格指數效應和本地市場放大效應，這種前後聯繫具有循環累積因果特徵，它們可以使對經濟系統的初始衝擊進一步放大，從而強化初始的衝擊。聚集力的市場擁擠效應所產生的擴散力決定了最終經濟活動的空間模式。

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對稱衝擊因素，經濟系統的內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

聚集力和分散力隨貿易成本的下降而減弱，但分散力的減弱速度相對快。在空間貿易成本較大的情況下，分散力會相對大一些，這時市場擁擠效應佔優勢，經濟系統內存在負反饋機制產業的均衡分佈得以穩定。當間空間貿易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聚集力超過分散力，市場的接近性優勢超過了市場擁擠劣勢，均衡分佈被打破，現代部門向某一區域集中，隨之初始均衡分佈結構演變為非均衡分佈結構。

3、在某些臨界狀態下經濟系統的空間模式可以發生突然變

如果產業為均衡分佈且貿易自由度很小，則貿易自由度的提高不會影響產業的區位，但貿易自由度變化到某一臨界值后，貿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發生突發性聚集，因為此時所有產業集中在某一區域是穩定的。這種特徵包含的是一種哲學思想，就是量變到質變過程，隨著貿易自由度的提高，可流動要素的流動性逐漸增強，但總要受到某種約束力的制約，這是量變過程，但貿易自由度達到某一臨界值，則此時正負反饋作用力相等，如果再提高貿易自由度，則可流要素迅速向適合於它們的區域轉移，這是質變過程。這種經濟的量變到質變特徵告訴我們，根據傳統的線性思維預測政策變動的效應，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失誤。

4、空間經濟學第二個突出的特徵是區位的粘性，也就是“路徑依賴”

不知何種緣故，歷史上選擇了某種產業分佈模式或發展路徑，那麼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各種經濟活動已經適應這種模式或路徑，緊緊地“粘上”了這種模式或路徑，要改變這種模式或路徑需支付很大的成本。當粘性很強時，經濟系統內生力量是很難改變原有狀態的，此時外生衝擊，如某種政治事變，人們預期的變動或出台新的區域政策等將起重要作用，但外生衝擊的衝擊力要大於經濟系統內生的約束力，如果出台的政策力度小，那麼這種政策是無法改變原有的狀態的。再者，正因為這種粘性存在，任何區域的經濟在短期內相對穩定，如果沒有這種粘性或量變過程，那麼任何區域的經濟都是瞬時萬變的，任何經濟政策都沒有意義。

5、人們預期的變化對經濟路徑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空間經濟學告訴我們，當區際貿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區間值時，經濟活動的空間模式存在多和長期穩定均衡，進而出現不同產業分佈模式相互疊加的情況。當出現這種疊加區時，如何選擇發展路徑主要取決於人們預期的變動，此時人們將根據變化后的預期，任意選擇不同的產業分佈模式或發展路徑。這種選擇時的主要依據為有效性原由，即每個個體都認為大多數人選擇的某種經濟模式是有效的，在此每個個體也選擇大多數人選擇的經濟模式。這樣，人們預期的變化將把原有的經濟系統推向另一種經濟系統。

6、產業聚集帶來聚集租金

當出現產業聚集區時，可流動要素將選擇這種聚集區，因為在聚集區可以得到集聚租金。這種聚集租金可以由工人所遭受到的損失來度量，也就是當產業完全聚集穩定均衡時，工人從聚集區轉移到邊緣區時遭受的損失。聚集租金是貿易自由度的凹函數，當貿易自度處於一特定區間時，聚集租金大於零，貿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值時，聚集租金最大，而後隨自由度的提高，聚集租金下降，顯示為駝峰狀。聚集租金的政策含義很明確，即當產業聚集在某一區域是穩定均衡時，經濟政策的邊際變動不會帶來經濟狀況的變化。

融合創新

空間經濟學與區域科學的融合

—中心—外圍”模式

“中心—外圍”模式考慮的是一個只有農業和製造業兩個部門的經濟，農業是完全競爭的、生產單一的同質產品，而製造業部門是壟斷競爭的、供給大量的差異化產品，具有收益遞增的特徵；兩個部門分別使用一種資源：勞動力；農業雇傭勞動力要素不可流動，而製造業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無運輸成本，而製造品則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經濟的演化將可能導致“中心—外圍”格局：製造業“中心”和農業“外圍”,條件有三個：當運輸成本足夠低時；當製造業的差異產品種類足夠多時；當製造業份額足夠大時。較大的製造業份額意味著較大的前向關聯和後向關聯，它們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魯格曼特別提倡這種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驅動力)。關鍵係數的微小變化會使經濟發生波動，原先兩個互相對稱的地區發生轉變，起初某個地區的微弱優勢不斷積累，最終使該地區變成產業集聚中心，另一個地區變成非產業化的外圍。也就是說，經濟演化使得對稱均衡在分岔點上瓦解，區域性質發生突變。當然,“中心—外圍”模式能夠發生並不表示必然發生，即便發生是否可以維持也是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可以自我維持，但在同等條件下，產業在兩個地區的分佈也可能是穩定的。這也表明真實世界中的空間地理結構要比想象的複雜得多。

空間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的融合

—城市層級體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為什麼在人口和企業不斷流動的情況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為什麼城市會形成不同層級？經濟究竟是如何從單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髮展的？形成城市層級體系的組織結構是如何演化的？一個優化的經濟體中城市規模應有多大又該如何分佈？這都是空間經濟學中城市模式所探討的問題。

在單一地理中心中，有一個製造業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農業腹地包圍。但當人口不斷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此時孤立城市中某些製造業會向城市外遷移，從而導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又會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後繼續向下發展。一旦城市的數量足夠多，城市規模和城市間的距離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對強度下將在某一固定水平穩定下來。如果經濟中有大量規模各異和運輸成本不同的行業，經濟將形成層級結構。這種城市結構的未來趨勢取決於“市場潛力”參數。經濟演化的過程可看作是市場潛力與經濟區位的共同作用，市場潛力決定經濟活動的區位，而區位的變化進而重新描繪了市場潛力。紐約之所以成為紐約，就因為一條運河的作用，這條運河在最近150年裡已沒有什麼經濟價值;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起源於大約60年前斯坦福大學決策者的先見之明。

當然，自然地理對經濟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視，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區位優勢有催化作用：當一個新的中心出現時，一般情況下會是在這個地區而不是在其他地區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過自我強化不斷擴大規模，起初的區位優勢與集聚的自我維持優勢相比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這就是空間經濟的自組織作用。

空間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的融合

—國際模型

在前面兩個“中心—外圍”模型和城市體系模型中，要素流動在集聚形成中都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在現實中，要素流動會受到種種限制,“國界”是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國際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障礙都是國界惹的禍(即便沒有正式的貿易壁壘，國界仍然會產生大量的實際的貿易壁壘)。正是因為國界，在“中心—外圍”模式中起關鍵作用的產業關聯效應並不能導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幾個國家集聚，卻能產生一種專業化過程，使特定產業向若干國家集聚。那麼，關聯效應、貿易成本(涉及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和國際不平等或世界經濟的“俱樂部收斂”之間有什麼關係?對外貿易如何影響內部地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同產業區域的專業化模式和貿易模式將如何改變？一個忽略國界的“無縫”世界(更完美的一體化世界)將是什麼樣子？空間經濟學力圖回答這些問題。

對一國內部來說，開放對外貿易是提升了還是抑制了國內的區域專業化水平？國際貿易的傳統理論考慮的是國際間專業化分工與貿易所得，將空間經濟理論應用到國際貿易傳統問題，更強調了外部經濟在貿易中的作用，即行業層面上的收益遞增會導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專業化生產不同商品。雖然從總體上看貿易自由化會使一個國家的工業在空間上顯得更加分散，但對某些工業而言，貿易自由化卻可能帶來空間集聚。這隱喻著由於存在這些效應，使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民福利的增進，比通常講的貿易所帶來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認為，國際貿易所得來自於消費者所得和生產者所得，其中後者是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從而改變產業結構所帶來的。但空間經濟地理的分析表明，貿易可導致內部經濟地理的重新組織，它既在總體上促使製造業活動變得更加分散，同時又促使某些產業發生集聚。當一個產業為了適應貿易方式的變化而重新組織生產時，意味著貿易也許通過更深一層的作用機制，來改變一國經濟的福利水平。

空間經濟學引發的第四波經濟革命

空間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是保羅·克魯格曼和他的國際同行。克魯格曼在中國經濟界耳熟能詳，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新貿易理論，也不僅因為他的《國際經濟學》是我國許多重點大學的選用教材，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測使他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聲譽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魯格曼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經濟學傳人。為什麼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對空間經濟學情有獨鍾？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納悶，怎麼如今經濟學對空間問題感興趣了？一些人過去沒有聽說過空間經濟學，於是認為經濟學是否手伸得太長了，伸到別人的領域中去了。這實在是一種偏見。

過去主流經濟學研究三大問題：生產什麼？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卻忽略了“在哪裡生產”即生產活動的空間定位問題。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忽略空間問題，是因為沒有掌握描述空間的手段。由於空間經濟學本身的某些特徵，使得它從本質上就成為主流經濟學家過去掌握的那種建模技術無法處理的領域。這種特徵就是指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

反過來，為什麼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長期以來沒有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因為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有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所有模型都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問題，這使得經濟的空間問題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盲點。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和美國哈佛大學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模式化，這個模型為很多經濟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工具，掃除了前進路上的技術障礙，從此引發了經濟學研究中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這場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產業組織理論，第二波是新貿易理論，第三波是新增長理論，第四波則是空間經濟理論。

產生影響

空間經濟學是一門區域科學、城市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經濟地理學、經濟史學等眾多學科融合和交叉的學科。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了一個共同的平台，可以盡興地借他山之石攻其玉，同時也可以為這個更廣泛的研究領域貢獻各自的智慧，為新學科的發展而努力。

藉助於空間經濟理論，我們可以考慮中國區域收斂和非均衡發展問題。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已有珠三角這個製造業中心，其他地區是否還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製造業中心?“中心—外圍”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是穩定的——如果過去已有製造業中心，自然它會得到維持；如果起初沒有，則未必會形成中心。事實上亦是，長三角的製造業中心地位得以維持，而東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沒有形成新的製造業中心。當然，東北和中部地區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業基礎，強化這些基礎也有望成為次級中心。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應是一種穩定均衡結構。中國實施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有助於這種多中心地理穩定均衡的實現。

用空間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考慮在中國為什麼是在這個地方而不是在那個地方形成了諸如廣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經濟體?為什麼上海周邊還會有諸如杭州、南京之類的次級城市？在中國應有多少個類似於珠三角或長三角之類的城市層級體系？隨著人口增長和變遷，經濟如何從單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國如今的城市空間結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與新中國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變的？未來趨勢可否預測？空間經濟學將會大大拓展我國城市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僅是經濟學者和經濟地理學者，史學家也可以在這方面大有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核心主線是集聚，為什麼一個特定的行業集聚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是歷史偶然事件的影響、循環累積的自我實現機制和預期的作用。歷史和偶然事件是產業區位的源頭，而循環累積過程猶如滾雪球般的效果導致產業長時期地鎖定在某個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長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種優質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我國史學界最近十年來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成果豐碩。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城市化進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矚目。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鑒意義。在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區域雖然在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它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並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序言

本書是近年我在區域與空問經濟學研究方面兩類學術活動的重要結晶之一：一類為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自2003年以來，我們以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為學術交流平台，連續舉辦了多個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選擇地邀請了國內與海外的多位經濟學名家聚首杭州，就空間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兩個經濟學分支學科及其交叉領域的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中兩次研討會聚焦於中國區域經濟開放與區際經濟協調發展論題，由此引出了對空間與區域經濟的純理論研究和中外現實問題的實證研究。另一類是我與我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們的合作研究，由此產生了一批成果，這類成果大多也曾提交國際會議討論，並經過與會專家的審視與論爭。這兩類學術活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具體說來，國際學術交流尤其是一年一度的研究所國際會議，為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學術交流及“大開眼界”的平台，藉助這個平台，使學子們與國內外經濟學名家有了近距離接觸與交流的機會，這無疑有助於開拓他們的研究視野。國際學術交流則為導師自身學術水平的提高及研究視野的拓展創造了一個重要渠道，藉助這個渠道，得以提升學術水準，追蹤專業前沿。

文摘

1 多層次核心－外圍模式：長三角經濟的一個綜合框架

1.1 問題的提出

長江三角洲經濟（簡稱長三角經濟，下同）是近些年國內經濟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論題之一。迄今為止的研究文獻，大體上圍繞以下四個論題展開：第一個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文獻涉及面極其寬泛，有揭示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特點、趨向與協調機制的（如朱家良，2005），有考察一體化進程中的地方政府競爭效應的（如姚先國等，2004），有將經濟一體化作為整個社會經濟一體化來考察的（如劉兆德等，20004），亦有在一體化框架下分析區域專業化與製造業空間移動的（如范劍勇，2004）。第二個是產業結構與空間集聚論題。這個論題下的研究較窄，大多聚焦於產業結構趨同及產業空間集聚上，只是切人角度不同。有從體制角度切人分析各地區之間產業同構及其原因的（如陳建軍，2004），有以產業結構趨同為主線，考察長三角製造業空間擴散與集聚現象的（如楊京英等）。第三個是區域比較研究。其中最多的是對長三角與珠三角的比較。有寬泛的經濟發展比較，有狹窄的產業結構及其效益比較的，亦有將比較聚焦於體制改革與市場化進程的（如樊綱等，2005）。第四類屬於對策性構想或建議。早先有王維工、浦再明的《加速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構想》，將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概括為七個一體化，頗有些“泛一體化”味道。

空間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