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大飢荒

飢荒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惡劣天氣或糧食歉收。相反地，這場飢荒是由國家推動並受意識形態驅使的現代化政策的惡果。

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斯大林試圖徹底改變蘇聯，這不僅包括它的社會，而且還包括它的經濟。前蘇聯“一五計劃”的目標之一就是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迅速實現工業化。為此，前蘇聯政權開始對其農業部門採取收緊政策。作為“一五計劃”的一部分，市民被劃歸集體農場，需要定期向國家輸送肉類和糧食。這些政策導致前蘇聯大部分地區陷入混亂，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眾多苦難。

1930年年底，在哈薩克西部地區城市古里耶夫，當地官員報告說，有超過4萬名哈薩克饑民在尋找食物。官員報告說，由於糧食短缺以及為逃避集體化，數十萬人已經逃離哈薩克，很多人越過邊境進入中國境內。為此，當局加大了對哈薩克人越境流亡的管控措施，由此引發的武裝衝突致使成千上萬的游牧民死亡。

從1930年秋開始，哈薩克共和國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轉型。據很多人表述，這個共和國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車輪上的社會”。整個社區乃至整個地區在一夜之間變得空空蕩蕩。該共和國開始了龐大的人口遷移。哈薩克人紛紛湧入哈薩克境內的火車站和城市街道。

1930年年底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由於家畜已經被處理掉，游牧民已經不再是游牧民。然而，如果沒有國家的及時援助，他們根本無法開始定居生活。據共和國的一名官員表示，這些饑寒交迫的哈薩克人已經“吊在了國家的脖子上”。在遭受飢餓和苦難的共和國，鄰里之間為了生存已經展開了殊死爭鬥。社會機構開始遭到破壞，慘食子女的悲劇開始上演。即便為了一片麵包，人們也會大動干戈，相互殺戮。

當時生活在哈薩克的人注意到，有的整個村莊都從地圖上消失了，大草原上到處都是空蕩蕩的帳篷。在大飢荒時期，如果你乘坐北上莫斯科的火車，那麼行至哈薩克大草原時，你就會發現鐵軌旁邊躺著成排成排的屍體。死者正是那些聚集到火車站附近尋找食物的人。疾病在饑民之間爆發，尤以斑疹傷寒、天花和霍亂最為常見。在哈薩克，由於很多地區都爆發了疫情，以至於黨政官員都拒絕前往這些地區開展實地調查，因為他們擔心自己也會死於疾病感染。

糧食收購和集體化引發了這場災難。這些短期政策的變化是導致這場飢荒最重要的原因。就此而言，哈薩克大飢荒同發生在蘇聯西部地區的集體化大飢荒是非常相似的。這些更為嚴重也更為世人熟知的大飢荒包括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飢荒以及發生在俄羅斯頓河、庫班河和伏爾加河一帶的大飢荒。

在哈薩克，因當時哈薩克人草原游牧生活已經發生變化，斯大林政權政策變化的災難性影響被進一步強化。哈薩克人游牧生活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俄帝國農業疆界的擴張，或者說是19世紀末哈薩克大草原大規模的農民殖民化。

斯大林政權實施的國家政策不斷發生變化，而這也進一步惡化了災難的後果。由於政策本身比較粗暴，所以這也就為國家製造暴力創造了可能的條件。地方官員或被授權或被命令以最大的熱忱支持國家政策。在國家驅動的現代化進程中，哈薩克的地方幹部是推行蘇維埃計劃的關鍵要素。這些地方幹部的行動不僅決定了這場災難的性質，而且也決定了這場災難的規模。這些地方官員中，很多都是哈薩克人。基於國家授權，他們對其他哈薩克人實施暴力行動。這些官員會做出具有決定意義的選擇，比如說糧食採購的分配，比如說認定誰是階級敵人，而他們在做這些決定時，幾乎不會受到監督，甚至是為所欲為。在哈薩克，黨政高層的領導者主要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而在哈薩克人地區，政權基層的官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哈薩克人。很多哈薩克人都是被臨時吸納進基層黨組織的。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很多人發現他們已被任命為地區農業委員會的專家或集體農場的主席。在蘇聯其他地區，推進集體農業的努力與消滅階級敵人的努力是相伴相隨的，而且後者更為激進。哈薩克的活動人士致力於驅逐“富農”，即俄羅斯社區的剝削者。在哈薩克社區，他們致力於確定“巴伊”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這裡所說的“巴伊”就是哈薩克語中的富農。在決定誰是富農誰不是富農的問題上，很多官員都沒有可供依據的官方標準。他們或利用這一運動來解決個人恩怨，或利用這一運動獲取個人資本，這些努力中往往夾雜著複雜的血緣關係。新上任的官員會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懲戒敵對宗族中的成員，或獎勵自己宗族中的成員。表面上來看，充公的努力是有階級基礎的。所謂的哈薩克“窮人”可以通過投票來決定沒收社區中某些成員的糧食，然而，正如一名督察官員所報告的：“當看到利用蘇維埃權力沒收來的糧食后，窮人就會瘋狂。”這名官員報告說，這些窮人群體的宗族構成也非常重要，有的人利用徵用來打擊自己宗族或其他宗族的領導者。

在前蘇聯，哈薩克人是一個少數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前蘇聯對哈薩克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可以被看成是它的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前蘇聯的民族政策既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也是一個破壞的過程。莫斯科支持民族共和國、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創造，此外，前蘇聯政權也將大量本土幹部納入到它的官僚體系中。這些努力被認為可以糾正俄帝國統治時期所犯的錯誤，並被認為有助於非俄羅斯群體加速通過馬列主義的歷史時間線。

然而，這一政策帶來的卻是一個事與願違的結果。在前蘇聯統治時期，這些新民族的大多數成員都遭到了嚴重迫害。在斯大林推行的現代化過程中，大量的哈薩克人、烏克蘭人以及其他民族群體的成員死於非命，其中很多人死於斯大林“一五計劃”時期推行的集體化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導致了後來的大飢荒。這場飢荒摧毀了哈薩克。莫斯科的中央決策者也發現，他們根本無法以他們所希望的方式實現哈薩克社會的全面社會主義轉型。

不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意識形態上，新成立的哈薩克共和國都對致力於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蘇維埃政曱權提出了真正的挑戰。前蘇聯共產黨內的部分官員認為，游牧民曱族無力發展這樣一個疆土龐大的共和國，並極力主張從俄羅斯通過大規模的農民殖民來買現這一目的。其他人則認為，在游牧民曱族中實行革命是幾近荒謬的。很多哈薩克人自己就開一玩笑說：“騎駱駝是進入不了社會主義的！”在很多情況下，集體農場是按照宗族關係組織的。在某一特定地區，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宗族，但每一個宗族都有它們自己的集體農場。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很多哈薩克人重歸游牧生活，集體農場成了一種擺設。按照一個頗為矛盾的說法，這些農場成為眾所周知的“游牧集體農場”。據觀察人士描述，在這些集體農場，牧民帳篷之間的距離有2-3公里之遠，整個農場的半徑接近五六十公里。這種集體農場制度實際上保留了很多黨員幹部所希望消除的所謂的游牧社會的落後傾向。

1926年哈薩克有25%的人從事農業；38.5%的人從事牧業；32.2%的人農牧兼從；10%的人過著游牧生活。即三分之二的人從事牧業，換句話說：大部分哈薩克人牧業為生。

但蘇聯中央不想知道哈薩克人的傳統生活，而且蘇聯中央自建立之初就打著牧業“具有與社會進步相抵觸的落後的性質”幌子。

1929年蘇共中央召開會議，做出了加快集體化進程，由游牧轉為定居的決議，要求哈薩克農業部自1932起完成每年上繳160萬噸糧食的任務。為實現這一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任務，“積極分子”們幹了起來，1925-1933年負責哈薩克蘇共省委的菲利普·高羅新科（猶太族）就是積極分子之首，他們認為在哈薩克完成集體化的唯一途徑是：就是讓所有牧民定居。1930年哈薩克蘇共中央不知廉恥的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后（至1933年）哈薩克的56.6萬戶牧民家庭中至少要有54.5萬戶實現定居。

所謂集體化是非常草率的舉措。1930年春天匆忙建立起來的集體農莊，不僅沒有房屋，建築實施，農具，開墾耕地就更不可能了。當局嚴禁牧民在草場上牧放自留牲畜，因此，牲畜飼養極為困難，集體農莊建立在連水都沒有的荒灘上。被強行集體化的人們沒有牲畜，也沒有任何財產，原先規劃中的住宅只有14%實現，根據官方數據，蘇共也只為32000萬戶家庭提供了2500套住房和不到100間浴室。

實行集體化時，蘇共直接派出武裝軍隊強行搶走牧民的牲畜，牧民不願將牲畜白白交給強盜，在不滿情緒的推動下，牧民寧願把牲畜全部宰掉，也不願交給集體農莊。在實行集體農莊之後的一周里，大部分地區50%的牲畜被宰掉，剩下的牲畜議因集體農莊無法提供過冬的飼料，在冬日裡損失過半。

1928年哈薩克還有650.9萬大畜的話，到了1932年這個數字驟降到96萬頭，不足1928年的15%；羊則從1928年的1.895億隻猛跌到1932年的138萬頭，不足1928年的1%；而集體農莊僅開墾出不足原計劃15%的土地。

於是在農牧皆無的情況下，哈薩克大地上發生了近300萬同胞餓死的大飢荒。蘇共的官方數據對此進行的隱瞞無濟於事，最後，哈薩克蘇共中央宣布：有200萬同胞因飢荒而死，占共和國人口總數的42%,其實這一數據已經過修改，死亡人數應遠大於這一數據。在這一時期里有110萬哈薩克族背井離鄉，遷徙到中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土耳其，伊朗，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烏拉爾山區，西西伯利亞地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再也沒有回到故土。

1934年，莫斯科蘇共中央的第17次大會上，把哈薩克集體化的失敗歸咎於牧民不願意過定居生活。

1930年代的大飢荒是哈薩克草原上的第二次大飢荒，第一次是發生在1919年到1922年的大飢荒。第一次大飢荒也是個大悲劇，30年代的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數字是150萬到200萬的話，第一次大飢荒有100萬人喪生，那麼就是哈薩克人在僅僅的10-15年之間有一半的人口一遭受滅頂之災，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歷史學家Talas Omarov：30年代的大飢荒直接造成230萬的哈薩克人的死亡。2008年，俄羅斯歷史學家稱哈薩克有150萬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