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衣住行

人們過去習慣連稱為“衣食住行”，這並非約定俗成的成語，只是中國人用於“日常生活”或“物質生活”的代名詞，外國人即非如此稱謂，日本人一般僅連稱“衣食住”，如《契丹人の衣食住》、《衣食住雜感》、《衣食住百年》、《日本人の衣食住》、《日本人の衣食住》、等等，不一而足。日本人連稱“衣食住”是從中國借用而來。而西洋學術界沒有“衣食住行”或“衣食住”這種連稱。

無論稱“衣食住行”還是“衣食住”，這種始於近代而尚不知最初出於哪位“賢人”之口之文的連稱，顯然存在錯誤，因為它違反了人類基本生理本能欲求的主次序列，我認為有必要首先對這種流行甚廣、內涵豐富的習慣性連稱所易於導致的人們認識觀念上的混亂誤識予以糾正。食衣住行中的“食”，不能單純解釋為“吃飯”，這種解釋只道出了“食”的本義，即“吃”，忽視了人們日常食衣住行中“食”的自然屬性，即“食”不僅僅為“吃飯”，它還包括飲水。眾所周知，水對生命的維持同樣不可或缺。尚未聽說過世間凡人不喝水只吃飯即能存活的奇異事例。因此,“食”是指“飲食”。食衣住行中的“衣”是指“穿衣”。食衣住行中的“住”解釋為“起居”而非“居住”，原因在於古文“起”字意義廣泛，含有“起立”、“起床”、“起坐”等禮節習俗，而非古代帝王言行錄的“起居注”中的“起居”義。食衣住行中的“行”於現實日常生活中更多是指“出門外行”之義，討論內容多為出行的方式和禮俗，即為出行時是徒步、坐船，還是乘車、坐飛機，以及當與熟人、上司、親友相遇時問候行禮的禮俗方式，而非“行路”這種機械式單一解釋。因此，我們認為“行”應解為“出行”較為適切合理。

食衣住行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內容，亦為人類生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五花八門流行於世的“飲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服飾文化”、“旅遊文化”等等，即為食衣住行文化的組成部分。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於1929年撰著的《文明與野蠻》中，即以第五～十章以及第十二章部分內容專談人類的“食住衣行”；①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於60年代寫過一部大著，名為《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②他在第二、三、四章以及第六章部分內容中專門談及人類的“食住衣行”。兩書皆以“食住衣行”為論述先後順序（可見西方人大多視“食”為日常生活的第一要素）日本人連稱“衣食住”是從中國借用而來(中國人習慣連稱為“衣食住行”)，這已屬不刊之論。但日本人認為“行”非日常生活中所必需，故而將“行”排出在外。（摘自黃現璠遺稿甘文傑整理《試論“中國生活學”的構建》，載《廣西社會科學》（特稿）第1～12頁，2007年第3期。）

註：

①參見羅伯特·路威著：《文明與野蠻》，呂叔湘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

②參見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

人們對食的要求越來越高，在改革開放前人們的生活還不太富裕，只求吃飽；後來人們講究味道鮮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於美食的追求也不僅僅只停留在講究味道上，而更加註重美食給人帶來的感受，一道完美的菜品必須色香味俱全，給人一種全新的享受。

自宋朝開始人們的服飾就開始有了較大明顯的變化，人們從開始的簡潔奢侈之風盛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服裝更是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人們的居住條件較差。改革開放后，不僅人均居住面積大，而且室內裝修和居住環境也有明顯的改善。改革開放初期，樣式統一單調的平板房取代了房屋破舊，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破舊民居。一片片的瓦片取代了破舊的屋頂，牆也不再是石磚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潔白的牆面。但房屋內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傢具，看上去簡樸整潔，洋溢著和諧寧靜。但住房仍是一個大問題。90年代開始，國家開始興建經濟適用房，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買得到、住得起”的選擇。這種房屋有獨立廚房、廁所，有上下水道的，質量有保障、小區環境優美、購物交通也方便。如今，居住面積擴大，居住條件有了明顯改善人們居住的選擇更多了，有高層住宅區，有複式樓，有花園小區，甚至還有單門獨院的特色別墅。住，也成為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人們的行路方式隨著人們的發明創造也逐步發生變化。18世紀英國便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把人們邁向了蒸汽時代。蒸汽船、火車、汽車等的發明更是給人們帶來了交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