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辯

孔子首先提出義與利的分別，並把追求義還是追求利作為劃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認為一個真誠的君子應以義為原則，依照禮的要求去實行它，用謙虛的語言去表述它，以誠實的態度去完成它，這才是仁義的君子，而那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則不足以稱為君子。但孔子並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說過：“因民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孔子反對的是只追求個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見得思義”。如果利不符合道義的要求，就應不顧個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犧牲個人之生命，舍利而取義。儒家思想中，義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利的追求與獲取，不僅要受義的制約，必要的時候，因義而要放棄利，這就是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

荀子主張先義後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義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強調要貴義賤利。墨子的說法與儒家不同。他認為“義，利也”（《墨子·經說上》），主張義和利是一致的。西漢董仲舒概括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論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並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宋代又就義利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二程語錄》）陳亮、葉適則認為道義和功利並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葉適說：“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後來清顏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並重。他反對董仲舒的觀點，把董的話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