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語言
新聞語言
新聞語言指適合新聞報道要求、體現新聞特性的語言,是新聞寫作的規範化語言。新聞語言區別於文學、評論等語言,更與政治、法律、經濟等專業語言不同,是有其鮮明個性的一種語言。其基本特徵可概括為簡潔、準確、通俗。簡潔,即用最經濟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內涵,以適應新聞報道篇幅短小、時效性強的特點。準確,即符合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在程度、分寸上把握得當,不誇大,亦不縮小。通俗,即明白如話,使“從大學校長到文化程度很低、智力有限的一切讀者都容易理解”(美國著名記者道格拉斯·伍德·米勒語)。
新聞語言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自己的獨立形態。在我國,19世紀以前,儘管已經有了書面形式的“新聞”,卻沒有出現新聞語言。我國古代新聞活動實用的書面語言屬於事務語體類。戰國時張儀以“露布”(不佳封的文書)檄楚,唐代安祿山起兵叛亂的消息是用書信送唐明皇的,唐“邸報”和後來的“京報”所傳抄的諭旨、奏章,農民起義軍用於宣傳政令和戰報的揭帖、旗報、牌報等等,所用的語言都是當時的事務語言,亦即官方文書用語。
新聞語言的產生和獨立存在,是在近代新聞事業出現以後的事。
近代報刊在我國的出現是西方國家的入侵和我國的半殖民地化同時開始的。外國侵略者把辦報和傳教、販賣鴉片、發動侵略戰爭聯繫在一起,為此派人到中國學習漢語知識,用粗淺的文言體翻譯《聖經》並在報紙上宣揚,自然談不上獨立的新聞語言體系。鴉片戰爭以後,上海《申報》、《新聞報》等相繼創辦,外國老闆改聘中國文人主編,報紙上的消息、電訊、遊記明顯增多,新聞語言也逐漸在孕育中。特別是出現中國人自己辦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報紙,雖然用文言體的記敘文和政論文,但日益擺脫原來的事務語言的束縛,加強了新聞特有的語言風格,開創了“報章文體”(或稱“時務文體”)。如1884年法國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十年10月13日廣州《述報》發表一條題為《敵愾同讎》的新聞:中法自開仗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賈役夫,亦義且同仇。近聞法人在港購煤甚急,遍覓港中存煤,多屬華人之貨。法人雖出重價,而華人亦不肯售與敵人。即彼別有所購,亦乏工役搬運,蓋挑夫盤艇均已聯行,誓不為法役……人心如此,法尚不知難而退,豈欲自尋敗亡而後已耶。
這類新聞的語言,儘管半文半白,卻也簡潔流暢,已接近當時口語,並能寓情感於新聞事實之中,表達了報紙的觀點和傾向。
19世紀末,在上海等地出現幾家完全用口語編寫的白話報刊,促使新聞語言進一步接近廣大民眾,這在當時具有同封建文化作鬥爭的積極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中國共產黨報刊的創辦,工人、農民走上政治舞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和勝利,推動新聞語言從不穩定要穩定並逐步完善,標誌著中國新聞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新聞語言,隨近代新聞事業的出現而產生,隨長期的新聞實踐而發展,從中反映了多種語言的痕迹。
新聞語言的構成,簡括地說,它著眼於人們對事實的實用關係,以事務語言的精鍊、準確、嚴謹部分為基礎,又從文學語言和評論語言中適當擷取富有感情和哲理的成分,特別是從既通俗又生動的群眾語言中吸取營養。經融合多種語言成分而相對獨立的新聞語言,質樸無華而有豐富的表現力,它與新聞的廣泛傳播相適應,為現代社會所通用。有一種看法,認為新聞語言是乾巴、枯燥的語言,這是把新聞語言與一些報道中出現語言使用上的毛病混為一談了。
新聞語言主要是由事務語言孕育發展而成。自古以來,處理國家事務或重要的個人集團事務所使用的語言,經歷了長期的社會實踐,具有精鍊、準確、嚴密的的優點。尤其是處理國家事務的語言(或稱政務語言),政策性極強,愛憎觀念明顯,有些行文本身就是指令,稍有疏漏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時,詞語略加改動,大事即被化小,壞事就變成好事。如清朝曾國藩鎮壓太平軍屢吃敗仗,其幕僚起草的奏文寫“屢戰屢敗”,曾改成“屢敗屢戰”,文意截然不同了。可見文件的書寫,歷來注重遣詞達意準確、嚴謹,並求言簡意賅、主題突出。事務語言的這種精華部分引進新聞語言之中,對於準確無誤地表示新聞事實實是極為重要的。
為什麼說新聞語言又從文學語言和評論語言中融進適用的成分呢?文學是用語言塑造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所以也稱之為“語言藝術”。文學語言無疑是人類寶貴的財富。表述實是的新聞語言,不僅應當力求精鍊、準確,而且通過事實的報道表露感情,這就需要從文學語言寶庫里適當擷取富有感情的成分,以增加新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至於新聞語言同時吸收評論語言成分,是由於評論語言富於哲理,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將此引進和豐富新聞語言,就更便於分析繁複紛紜的社會現象,解剖問題的實質,指明前進的方向,給人以啟迪和激勵,加強報道效果。
為什麼新聞語言特別要從群眾語言中吸取營養呢?語言來自人類社會,來自群眾,又為群眾所掌握、所應用。群眾中蘊藏著最豐富、最生動的語言礦藏。群眾語言是新聞語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乳汁。我國老一輩新聞工作者堅持到群眾中去,學習群眾語言,採集群眾語言,從而使新聞語言為群眾所喜聞樂見,這是大家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作為獨立的有自己體系的新聞語言,是集中了各種語言之長,以通用書面詞語為基礎構成的,並經不斷實踐、總結和完善,日趨豐富和充實,今後,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時代的需要,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必定會對新聞語言提出更高的要求。尤為重要的是,隨著新聞傳播事業的現代化,新聞傳播覆蓋面越來越廣,它在給千千萬萬受眾傳播新聞信息的同時,也傳播著新聞語言。這裡說的新聞語言自然是指口頭的語言和文字的語言。廣大受眾日積月累地接受新聞語言,潛移默化地改變自己的語言。新聞語言事實上在群眾中起著語言教師的作用,其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認清這一事實,看到新聞語言的重要作用,大家就應更好地正確把握新聞語言,不斷豐富新聞語言,促進新聞語言的通用性和規範化。
新聞語言,有著表述事實、傳播信息的品質和風格,並由此形成自己的語言特色。新聞語言的特色可以概括為:客觀、確切、簡練、樸實和通俗。
新聞所報道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用來陳述、表達事實的新聞語言,它的特色之一就是選詞造句的客觀性。誠然,一個記者,對客觀的事實總有愛憎褒貶之別,在語言的運用上難免增加了主觀的感情色彩,但為了使新聞受眾把握事實的本位信息,仍然不能不受詞語客觀主義的制約,消息報道更是如此。
新聞語言的客觀性,並不排斥新聞傾向性,恰恰相反,客觀的語言正是為新聞傳播的主觀意圖服務的。毋庸諱言,新聞傳播媒介代表一定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的立場和利益,它所傳播的新聞往往帶有某種傾向性,而表現傾向性的基礎是客觀事實,只有客觀地再現事實的本來面目,才能適應受眾心理,進而收到預期的傳播效應。因此,新聞語言的主旨功能在於表達客觀事實,而主觀認識和感情的強烈外露,勢必干擾讀者(聽眾、觀眾)對事實原貌的了解和把握。
新聞語言的客觀特色,通常表現在:
(1)中性詞多於褒貶詞
中性詞並不直露記者的感情,褒貶詞則明顯表現愛憎傾向。新聞的寫作,特別是消息寫作,一般多用中性詞,少用褒貶詞,以求客觀地敘述事實,並通過事實的報道去影響受眾。請看下面這條消息的語言運用:新華社上海1957年2月12日電這幾天上海街頭積雪不化,春寒料峭,最低溫度下降到攝氏零下7.4度,上海人遇到了有氣象記載的80多年來罕見的嚴寒。10日和11日,這裡出現了晴天下雪的現象。晴日高照,雪花在陽光下飛舞,行人紛紛駐足仰望這個瑰麗的奇景。“前天一夜風雪,昨夜八百童屍。”這是詩人臧克家1947年2月在上海寫下的詩篇《生命的零度》中開頭的兩句。這幾天要比10年前冷得多,但據上海市民政局調查,到目前並沒有凍死的人。民政局已布置各區加強對生活困難的居民特別是孤苦無依的老人的救濟工作。為了避免寒冷影響兒童的健康,上海市教育局已將全市幼兒園的開學日期延至18日。
這條題為《上海嚴寒》的消息不到300字,整篇作品的語言,沒有使用反映濃烈感情色彩的褒貶詞,但讀者透過記者對上海街頭積雪的描繪和前後10年的對照,以及上海市民政局、教育局在嚴寒中採取的措施,看到了新舊社會出現的兩種結局。記者行筆自然,語調平靜,但誰也不能否認,作者思緒沸騰,愛憎分明,能使300字的報道展示出一副真實的畫卷:新舊社會兩重天。如果作品多用了反映愛憎感情的褒貶詞,它的感染力就不會有如此強烈了。
(二)修飾語的限制性多於形容性
為了客觀地表述新聞事實,必須直接地、連貫地陳述事實的要素,諸如事實狀態的指稱、時間、處所、方位、範圍、程度、過程、數量,以及事實相互關係的領屬、因果等。這些要素主要由限制性定語、狀語來表示,而儘可能減少由主要起描寫、表情作用的形容詞或由形容詞性片語來作定語狀語。《上海嚴寒》一文,在起修飾作用的定語、狀語中,限制性多於形容性。如上海街頭的積雪不化、氣溫下降到零下7.4度,被限制在電頭上已標明的1957年2月12日前的“這幾天”,出現晴天下雪景象是“10日和11日”,“一夜風雪,八百童屍”是依據臧克家1947年2月寫的《生命的零度》,如今沒有發現凍死人是經“上海市民政局調查”得出的結論,民政機關發放救濟限於“對生活困難的居民”,“特別是孤苦無依的老人”,等等。只有晴日“高照”,雪花在陽光中“飛舞”,行人“駐足仰視”“瑰麗的奇景”,屬形容詞的定語、狀語。
選詞造句的客觀性,需要個人適當地多用限制性的修飾語言。限制性的詞語可使新聞作品準確、鮮明、樸實無華地表述新聞事實。這裡涉及事實的概念一定要明確,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它有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內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外延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範圍。客觀事物總是具體的,它有量的界限,也有質的界限,同時還要注意到條件、地點、時間的界限。這樣,寫作新聞就能使用限制性的詞語了。如果不適當地多用形容詞渲染,追求詞藻華麗,就難以保持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會損害新聞的真實。
修飾語的限制性多於形容性,會不會影響讀者的情感呢?這要看作者筆下遣詞造句的功力了。喜歡“直”和“露”的作者,把主觀意識和強烈的感情傳給讀者,多少反映了他筆力不夠,未能駕馭新聞語言;老練的記者把情感融合在客觀事實之中,由事實去說話,讓讀者在確鑿的事實中去感受,產生讀者自己的喜怒哀樂,讓他拍案,讓他流淚。這種效果自然要比前面那種高明得多。
法新社記者比昂尼克關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報道,值得大家借鑒:
北京電台於近日凌晨當地時間5時宣布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但是,大部分中國還不知道他們的總理已經逝世。當新華社的電傳打字機與當地時間4時過一點兒發出這條消息時,中國幾乎所有街道都沒有行人。在法新社所在的那所大樓里,當記者把消息告訴開電梯的姑娘時,她頓時放聲痛哭。在對一位中國口譯人員表示慰問時,他眼中含著眼淚,嘴唇顫抖地說:“我們沒有料到。我們非常愛戴他。他是一位傑出的革命家。”中國人民對周恩來及其愛戴,這樣說並不誇張,他們感到與周恩來非常接近。預料全中國都將表現出巨大的悲痛,就像今天清晨聽到這個悲傷消息的那位中國少女所表現出的那樣。
比昂尼克寫的這條消息篇幅不長,但讀來確實那樣感人,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悲痛。消息中形容性定語很少,只是客觀地陳述記者選擇的鏡頭,而這些鏡頭是最感人的,如開電梯的顧念聽到總理逝世“頓時放聲大哭”,口譯人聽到消息時“眼中含著淚,嘴唇顫抖”地表達對總理的愛戴之情,這些來自不同階層群眾的自發的悲痛表現,真實、親切,讀了催人淚下。
所以說,生動感人的報道不等於一定要多用形容性詞語,而限制性詞語寫出的作品也不一定不感人。新聞語言的客觀性與新聞的傾向性、可讀性不僅不矛盾,而且常常會相得益彰。
(三)句子的陳述口氣多於感嘆口氣
感嘆語句往往帶有強烈的情感語調,大升大降;陳述語句雖然也可以帶上一些感情,但語調一般沒有明顯的抑揚,它主要用於陳述事實,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不是靠赤裸裸的讚揚或指責去達到效果。
新華社記者寫出《上海嚴寒》的消息,是懷著濃烈的情感歌頌新政權,他對比10年前後上海的兩次嚴寒,可說是感嘆萬千,但他在作品中沒有使用感嘆口氣,只是平靜而帶清淡的陳述,卻讓讀者聽眾感嘆不已。法新社記者比昂尼克是外國人,他僅僅用陳述口氣報道了中國總理周恩來的事實,沒有使用任何感嘆語氣,卻使世界各國的受眾領略到中國人民的巨大悲痛。這種社會效果並不是用感嘆語氣寫消息所能達到的。所以,無論在敘述事實或運用人物談話、對話時,在語氣上要儘可能地掌握感情分寸,慎重使用感情色彩濃烈的感嘆語氣,以免干擾新聞的客觀性。當然,在一些比較高亢的新聞作品中,為了表達作者壯懷激烈的思想感情,適當用一些感嘆語氣,也是必要的。
新聞語言的客觀性,也是新聞美的特徵。辯證唯物主義的美學觀認為,美是客觀的,是以真實為基礎的。一切美的事物,都在活生生的現實里,而新聞語言的客觀性,能夠把客觀現實的美,把社會實踐的進步要求和內容,把人們精神生活中那些鼓舞大眾為理想而鬥爭的高尚情操,以及美與丑的矛盾衝突和鬥爭,通過新聞載體給予客觀公正的傳播,引導大家對美的憧憬和嚮往,推動社會的進步。
確切,就是準確、貼切。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篇中指出:“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無妄也。”他說的“字無妄”,就是用此確切的意思。高爾基也說過:“作為一種感人的力量,語言是真正的美,產生於言辭的準確、明晰和動聽。”文學作品尚且不能容忍朦朧、含糊、混沌的描寫,對於體現事實的新聞報道,其語言的準確、貼切,更應是它的一大特色了。這也正是新聞真實性原則對語言的要求。
在新聞語言使用上,要求精確性較高,力求消除語言的含混性,但並不完全排斥語言的模糊性。然而,其模糊程度又有文學創作截然不同。有位研究新聞語言的作者,取了兩段都寫“暴雨成澇”的文字,一屬文學語言,一屬新聞語言,對兩者做了一番比較。
一段取自浩然長篇小說《艷陽天》:狂風暴雨搖撼著東山島,雷鳴夾著閃電,閃電帶著雷鳴。那雨,一會兒像用瓢子往外潑,一會兒又像篩子往下篩,一會兒又像噴霧器在那兒不慌不忙地噴灑——大一陣子,小一陣子;小一陣子,又大一陣子,交錯、持續地進行著。雨水從屋檐、牆頭和樹頂跌落下來,攤在院子里,像燒開了似的冒著泡兒,順著門縫和水溝眼兒滾出去,千家百院的水匯在一起在大小街道上匯成了急流,經過牆角、樹根和糞堆,湧向村西的金泉河。
另一段選自1983年6月17日《南方日報》刊登的消息《今天凌晨廣州市降特大暴雨》:
昨晚午夜前後,廣州市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傾盆大雨,下個不停。據廣州市氣象觀測站報告,僅今天凌晨一個鐘頭之內,就已降雨145.5毫米。這場特大暴雨,是廣州市今年以來下的最大的一場雨。由於這場暴雨來勢猛,雨量大,暴雨時間長,使得廣州市地勢低洼的一些路段漬水淹進了部分廠房、倉庫和民房等,郊區一些地勢低洼的菜地漬水成澇,造成了一定的損失。有讀者來電,東風東路水均大街和水均南街有近200戶住在大樓底層的具居民受水浸,室內積水深30多厘米,至2時發稿止,暴雨還在繼續不停地下著。
這位作者研究后指出,兩例在精確詞和模糊詞的使用和搭配上顯然不同:
1.語言效果不同。前段文字在於藝術地再現生活真實,因而不注重暴雨大到什麼精確程度,成澇損失到什麼精確程度,而是主動雨大成澇的形象畫面,使形象更含蓄,形成意境,令人欣慰、品味,獲得審美享受。而後段中,精確詞和模糊詞搭配效果是獲得暴雨成澇的準確、科學的信息,精確程度較高。
2.搭配關係不同。前段中,精確詞和模糊詞是沿著形象的動勢連貫交錯,結構關係自然流暢,組成完美的形象關係。後段文字二者結構界限明顯。精確性語句往往與模糊性語句形成遞進的說明關係。第三句是從時間縱向上對這場雨的程度又做精確比較。第四句是模糊地概括地交代雨大成澇的因果。第五句又較精確地說明損失程度。模糊語句以抽象概括,精確語句以具體說明,體現了新聞語言中精確語句與模糊語句常見的搭配關係。
3.定量要求不同。模糊語句偏重“定量分析”是一個總的特點,但文學語句中模糊詞定量比新聞語言籠統,形容性強,如前一段中即有“大一陣子,小一陣子”,“千家百院”、“大小街道”等。而後段用模糊的形容詞、副詞、量詞的定量要求相對精確,“昨晚午夜前後”,午夜前為昨,午夜後為今,這樣地模糊使用比籠統地稱“昨夜”要相對精確;“近200戶”、“30多厘米”,要比“幾百戶”、“幾十厘米”精確;“一些路段”、“部分廠房”,要比“千家百院”、“大小街道”精確。
4.修辭方式不同。文學語言多用誇張、比喻、比興、類比等想象的方式組織模糊詞的搭配,使詞與表達對象之間即真非真,若即若離。如前段“暴雨成澇”中把雨的大小比喻成“瓢潑”、“篩灑”、“噴灑”,比喻義不可能精確,但形象生動。而新聞語言則多要用與事實形態直接對應的修辭方式,這也是新聞語言重視精確性的表現。
新聞從總的看,凡應該用和能夠用精確語言的地方,應該盡量用精確語言或精確度比較高的語言。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們在日常的社會交際中,語言的模糊性是普遍的客觀存在。因此,新聞語言也保留有“模糊”的成分,而不必都像科技語言那樣非常精確。比如說,今天早晨下雨,雨量較大,就說“今晨下大雨”,這是模糊語言。至於雨是造成5時40分至7時23分下的,雨量在趙家浜鄉達32.3毫米,在范水鎮則高達37.5毫米,那時科學研究用的,一般情況下,對群眾只要“今晨下大雨”這個模糊語言就可以了。
新聞的模糊語言不是語言含混不清,而是相對於精確語言來說,其精確度較低,但又不失之於確切。為體現事實的真實,新聞語言在選詞標準上,應多用精確語言,少用模糊語言,並使兩者搭配適當。對於一些無法或不必高精度反映的事實,也要有相對精確的定量、定性(程度)表達,過於模糊則嫌籠統,以至於失真。
總之,就事實的報道而言,新聞語言的確切,它的嚴格含義應該是:
——確鑿無誤,不誇張,不走樣,更不造假。
——恰如其分,敘事、狀物、寫人得當,不可濫用褒貶之詞。
——清楚明白,使人一目了然,可信無疑。
新聞以精鍊為貴,以煩冗為病。新聞語言應當簡潔、洗鍊,乾淨利落,切忌拖泥帶水。正如魯迅所說:“簡潔的文字,有著穿透讀者心胸的力量。”
行文簡練是我國紀實文體的傳統。唐代著名歷史學家劉知幾,曾經從歷史記載的角度,提出敘事“尚簡”的主張,要求做到“文約而事豐”,用簡練的文字寫出眾多的史事。所謂“文約而事豐”,這也是對新聞寫作的要求。報紙上的消息一般篇幅較小,字數較少,而又要給讀者以較大的信息量,語言上沒有別的訣竅,只能靠“簡練”二字。通訊、特寫、解釋性報道等新聞體裁,即使是篇幅較大,字數較多,語言也要盡量簡練,不能因為容許字數而摻雜水分,信口開河。
初學新聞寫作的人以為,新聞報道只要把事實迅速反映出來就可以了,怎麼來得及講究語言的簡潔、精鍊。這是把傳播的時效性與語言的簡練對立起來了。其實,兩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新聞要短、要快,就要語言簡練。語言是信息的一種載體,應當用最經濟的語言傳輸更多的信息。因此,作為信息語言的新聞語體,遣詞造句,要能節省就節省,並求突出本位信息——主要新聞事實。
1979年1月底,我國紅十字會救濟柬埔寨難民的一批物資運抵曼谷,當時國內外幾家通訊社都發了消息。
一家通訊社的消息是:中國紅十字會捐贈的一批日常必需品於近日抵達泰國,協助解除柬埔寨難民之困苦。中國遠洋輪“華陰”號與當日下午在曼谷港口卸下藥品、罐頭食品和布匹。這批物資將由泰國紅十字會分配給越過邊境進入泰國的柬埔寨難民。
另一家通訊社的消息是:
中國第一批由貨輪“華陰”號運給泰國紅十字會的援助物資於星期五抵達曼谷。船上運載了值7萬美元的罐頭飾品和藥品,前往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華陰”號停泊在曼谷空堤港。
這兩條消息的語言都比較簡潔明快,相比之下,后一條消息的語言更為簡練,而信息兩個大,交代了救濟物資的價值、運抵地點和準備運送的目的地。
那麼,如何做到新聞語言簡練呢?
首先,要把事理弄清,問題想透,能概括出一個鮮明的主旨,這是語言簡練的基本環節。想得清楚,才能說得明白,也才能簡練表述。新聞寫作中遣詞造句離不開推敲,推敲就是“想”,想得多,才能寫得少;想得深,才能寫得精。沒有深思熟慮,就談不上語言的簡練、流暢。
其次,要說短話,寫短句。不用過剩的抒情句,不用過多的形容詞,不用不恰當的比喻和警句。一句話可以說清的就不說兩句、三句,其中多餘的詞、字都不應保留,力求省字省句。惜墨如金。
魯迅說過: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無可惜。他在寫作實踐中充分地體現了這種主張。如在《死》中有一段,初稿是:“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雖在久病和高熱中,也還是沒有動搖的。”到底稿時改為:“在這時候,我才相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魯迅的這一刪節使句子更為簡潔而不損原意,既然初稿用了“到底”兩字,足以表示態度的堅決,所以刪除“雖”以下的那個分句,反而顯得明快。
此外,在句子的結構上,要強調簡潔直敘,少曲折迂迴,尤其忌諱語言雜質,不要讓複雜的結構和修辭手段、表情語言淹沒事實。不少新聞的語言繁瑣,空話、廢話連篇。如“在……的大好形勢下”,“在……的鼓舞(推動)下”、“在……的基礎上”,一連串令人厭煩的老套句式,不清理這些陳詞濫調,語言就無法簡練。又如一篇通訊寫道:“不但在播種的時候,他天天在地邊轉,祝福年輕人播勻播齊;而且在麥苗出土后,他照樣天天在地邊轉,見有缺行斷壠的,就用隨身帶的種子,一一補齊。”一位同志把它改成:“播種時,他天天在地邊轉,囑咐年輕人播勻播齊;出苗了,他又帶著種子來到低頭,把缺苗的地方補齊。”這樣一改,字數減少了1/3,原稿的意思也未見損傷,其原因主要是修改稿沒有用“不但……而且……”的句式。
質樸無華、具體實在,這是新聞語言的又一特色。
李白有一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倒與新聞語言要求樸實相一致。新聞的語言講究樸素,就要“有真意,去粉飾,勿賣弄”,不必追求華麗辭藻,儘可能少用形容詞、附加語,不搞那種華而不實的花架子。新聞寫作使用樸素的語言,自然而無造作,而可靠而不虛浮,也就更能吸引和取信受眾。
新聞語言還以具體可感見長。客觀存在的事實總是具體的,報道事實的新聞,它的語言就不能抽象,不能概念化,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等,都必須表述具體,言之有物,實實在在,讓人覺得看得見、摸得著。
《人民日報》關於《北京醫院出國人員努力節約外匯》的報道,全文對事實的表述,它所使用的就是樸實的語言。其中寫道:到日本考察的人員,不講排場,不擺闊氣,不亂花一分錢。出國前做衣服,服裝費都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有的該做四件衣服的,只做了三件。到了國外,住便宜的簡易旅館,吃大眾化的飯菜,外出坐公共汽車,有時乾脆步行。為節省開支,他們給公家帶的科學技術資料,全都放在個人的箱子里,上下飛機車船,全由自己搬運。他們出國花的全部費用,不到國家規定的一半。到加拿大、美國學習醫療電子計算機的人員,盡量少花美金,日常費用不到規定的三分之一。有一天,他們要去參觀一個著名的動物園,到門口一看,一張門票2元5角美金,7個人就得花17元5角。大家對花這筆錢很心疼。有的說,咱們逛一次動物園,祖國農民得賣多少土特產?咱們節省一分美金,就能增加一分四化資金。大夥一商量,就改到別處參觀了。
這則新聞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大而無當的華麗辭藻,而是按照新聞事實的本來面貌,樸素自然的表述清楚。特別是在動物園門口算賬,把門票費用同農民出售土特產聯繫起來,反映了這些知識分子和農民心連心的精神境界,讀了感到可親可信,不由令人想起有些人出國大手大腳亂花外匯,與此形成強烈的對比。
新聞語言講究樸實,不等於不能描繪,重要的是描繪適當。這種描繪不是文學作品的“創造性想象”,藝術地再現事實,而是實際生活的直觀寫照,樸實地反映客觀事物原貌;它所描繪的“形象”是“事實形象”,而不是“藝術形象”。儘管客觀事物的形、聲、色、味自入新聞,受眾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千姿百態,但與那種憑主觀想象去肆意渲染,堆砌形容詞,是截然不同的。美國著名新文學家麥爾文·曼切爾說:“寫作上的嚴謹就會形成語言上的簡樸。”新聞語言的樸素自然,平實具體,不僅是新聞語言規律的要求,也是作者氣質的反映。因此,要求大家加強修養,具備質樸的氣質,用樸實的語言,寫出影響讀者心靈的好作品。
通俗,就是深入淺出,淺顯明白,大家容易懂,具有社會通用性。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載體,面對千百萬讀者、觀眾、聽眾,唯有以通俗的語言傳播信息,才能為大眾所接受,併產生應有的傳播效果。所以說,語言的通俗性,也是新聞語言的一個特色。
清代作家曹雪芹擅長引用當時通俗的群眾語言,為《紅樓夢》這部偉大著作增添了燦爛的藝術光輝。可以說,《紅樓夢》的藝術成就,與曹雪芹吸取和運用時人的語言藝術相連相依。如描寫賈寶玉和林黛玉成為知心朋友,借紫鵑之口對林黛玉說:“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讀來上口,意味深長。書中俗語串串如珠,如“樹倒猢猻散”,“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宴席”,等等,語言形象生動,讀了令人聯想,並能深記常用。
我國現代作家也是重視運用通俗語言的。老舍寫文章總是改了又改,只要寫出一句不明晰、不響亮,不像口頭說的那樣,他就換一句更明白、更通俗的,務期接近人民口語中的話。他認為,真實、簡練、通俗、藝術性都是密切聯繫著的,真實不妨礙通俗與藝術性。
新聞載體是大眾傳播的工具,新聞作品唯有為群眾喜聞樂見才能起到傳播的作用。新聞語言如果離開通俗,就等於脫離千千萬萬讀者和聽眾。所以說,新聞語言的通俗化,對於新聞寫作,對於整個新聞傳播事業,都是至關重要的。這裡來看看上海《新民晚報》刊登的一則新聞:3月13日,南市區老西門工商行政管理所里來了一個操四川口音的外地人,要求把他隨身帶來的15斤牛肉乾收購處理。原來,他是四川省奉節縣機械廠幹部,名叫向友府。他這次來上海出差,聯繫業務,本來以為“圓圖章不及熟面孔,不送禮辦不成事”。為了讓工作進展順利,他特地在當地買了15斤牛肉乾,作為聯繫工作時拉關係之用。可是他到上海兩個星期來,去了化工局、農機公司等五六個單位,都拒絕收禮,15斤牛肉乾一斤也沒送掉。向友府在要求收購的申請書上寫著:“我已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所帶的牛肉乾只得請你們協助,按照上海規定牌價處理。”南市區工商局決定按市價收購后,交給老西門中華食品店按牌價出售。
這則新聞寓意深刻,語言通俗易懂,讀起來上口,和說話一般。新聞從抵制不正之風這一角度出發,結合陳述事情的緣起和經過,反映了人們的精神面貌,可說別開生面,引人入勝。
通俗的語言也就是群眾的語言,要使新聞語言通俗,就要下決心學習群眾語言。1942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演時,號召全黨要用很大的氣力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他說:人民的辭彙是很豐富的,生活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他又說: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而且自己真相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自然,群眾語言也有高低粗細之分,每個人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吸取群眾語言的營養,豐富自己的語言辭彙,為新聞語言增色。
新聞語言的通俗,要求從讀者(聽眾、觀眾)的認識水平出發,運用群眾熟悉的語言形式,即接近口語的書面語,廣播、電視的新聞語言應該儘可能口語化。作品的句子、段落也宜短不宜長,廣播稿更要通順流暢,句型簡短、琅琅上口。在報紙書面語中,可以使用倒裝句,如“成本低、繁殖快、省飼料、多積肥、肉可吃、皮可賣。這是XX縣XX鄉XX村總結出的養兔六大好處”。要使成為廣播語言,這樣的倒裝句,聽眾會感到莫名其妙,待聽到最後才知道是在說養兔時,前面的六大好處已記不清了。因此一定要把“XX縣XX鄉XX村總結出的養兔六大好處”說在前面。在古代漢語中,基本上使用單音節詞,現代漢語則絕大多數使用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像“但”、“曾”、“雖”、“時”、“因”、“后”、“應”、“較”等,這在書面語里可用,在廣播語言中都應改為“但是”、“曾經”、“雖然”、“時候”、“以後”、“應該”、“比較”。
新聞的語言還要避用生僻字和費解的詞語,並節制使用專業術語、行業習慣語、方言、古詞、外來詞等,有必要使用時應作出解釋和交代,幫助新聞受眾理解語意。目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在農村題材的新聞報道中,特別是在口語廣播中,往往使用“俺”、“啥”、“咋”一類的方言、土話,以為這樣可以表現農村的特點和反映農民的泥土氣息。其實,表現農村或反映農民的特點,並不在於用不用這一類方言、土話。在一篇報道中,整個新聞語言比較規範,中間冒出“俺”、“啥”、“咋”一類詞語,這顯得很不協調。有時,處於引用農民對話等特定語言環境的需要,適當使用土話,當作別論。
綜上所述,新聞語言有客觀、確切、簡練、樸實和通俗五大特色。掌握這些特色,遵循新聞語言的規律進行寫作,這必將有助於改進和提高新聞報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