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羅姆·凱根

傑羅姆·凱根的父親是個商人，凱根1950年在拉特格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51 年和卡茲曼（Cele Katzman）結婚，婚後育有一女。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1954 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然後應聘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心理學系執教一年，又作為心理學家在美國陸軍西點軍事醫院任職兩年，1957 年進入位於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Yellow Springs）的費爾斯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59 年升任心理系主任，在這裡他負責分析縱向檔案中所含有的數據。這項研究結果促使他與 H.A.莫斯合作出版了《從出生到成熟》一書。該書榮獲美國精神病學學會 1963 年的霍夫海默獎金。由於獲獎，促使凱根和他的同事繼續兩個方面的研究：一個方面是稱之為反射 - 刺激的個體差異，預測學齡兒童在飲食反應不肯定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行為。第二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對個體在行為質量和動機質量上的差異進行預示的時間。後來，凱根在《幼兒時期的變化和繼續》、《幼年期在人的發展中的地位》等著作和一系列論文中探討了幼兒決定論學說，認為成熟因素對生命的開頭幾年所能觀察到的行為表現有著重要的制約作用。

1964 年以後，他執教於哈佛大學心理系，後來曾任哈佛大學腦行為系的系主任。在哈佛期間，他致力於兒童氣質類型的研究，尤其是 0－10 歲兒童發展的相關問題。他以跨文化和縱向研究的形式探究兒童內在氣質和外在文化環境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其中他對嬰兒和兒童認知與情緒發展，特別是對氣質形成根源的研究十分著名。他的研究表明：個體氣質的差異既受環境又受基因的制約。1987 年，他獲得了美國心理學會頒布的傑出科學貢獻獎，1994 年獲美國心理學會 G.S.霍爾獎。

凱根的作品很多，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發表達近百篇兒童心理學方面的著作和論文。

他早期的專著有《氣質的陰暗面》The Long Shadow of Temperament、

《生命中的第二年》The Second Year : The Emergence of Self-Awareness

《人類發展的穩定與變化》Constancy and Change in Human Development等。

近期著作有

《嘎倫的預言———人類的天生氣質》Galen's Prophecy: Temperament in Human Nature（1994）

《三種有魅力的思想》/發展三謬思(張慈宜譯).台北：遠流Three Seductive Ideas（1998）

《驚奇、不確定和心理結構》Surprise, Uncertainty, and Mental Structures（2002）

在凱根看來，與大多數行為特徵相比，兒童生命的最初 2 年裡所表現出的行為抑制的極端程度將在整個幼年時期一直呈示著顯著的程度。凱根吸收了巴甫洛夫關於條件反射中興奮性和抑制性這一對術語，將其使用在個體對於環境或是情境的反應表現。他經過長期觀察和思考發現，當人面對一個不熟悉的或出乎意料的人、物體、感覺或情境時，行為反應與巴甫洛夫所說的抑制行為很相似。因此，，凱根以此作為突破口，採用“行為抑制”（behavior inhibition）這個詞來描述個體氣質的兩極性，展開了他對兒童氣質的研究。

80年代凱根根據實驗將兒童的氣質分為抑制型和行為非抑制型兩類。在面臨陌生情境的最初很短時間內（大約10—15分鐘），兒童所表現出的敏感、退縮、膽怯的行為，就是抑制行為。如果在其他類似情況下也穩定地表現出這些行為，該類兒童就是行為抑制型兒童。相反，如果兒童在這個時間內表現出不怕生、善於交際、主動接近情境的行為，就是非抑制行為，而在類似情況下穩定地表現這些行為的兒童即行為非抑型兒童。

凱根還解釋抑止行為機制的形成問題。他認為，兒童在一些陌生或是不熟悉的情境中，首先的反映是產生警覺，然後會自動地深度著理解周圍的一切。但是如果理解失敗后，不同氣質類型的兒童會有不同的反映。一部分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事物，而一些兒童則堅持自己的同化理解行為，其情感狀態會受到一種不能確定感的影響，導致了抑制行為的產生。

他還提出，不是所有抑制型的兒童長大后都註定要成為一個害羞的人。因為雖然人格中有生物基礎，但是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起定作用。“人格既不是生物性決定的固定氣質，也不完全在社會性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凱根，1991）。如果抑制型兒童的父母能夠敏感地觀察到兒童對陌生情境的不適應表現，可以試著教會兒童對待陌生環境和陌生人，對兒童克服氣質中的羞怯會有很大的幫助。凱根的這一觀點在現代的幼教領域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一項對成年人的研究顯示，許多企業領導人、社會工作者和演藝界士都曾經克服過自己的羞澀，最終過上了一種交際廣泛的生活（Zimbardo，1977）。

凱根借鑒了愛斯沃斯研究母嬰依戀的個別差異時建立的“陌生情境”，對陌生情境做了改進，對117名智力水平相當的中產階級白人兒童進行的不熟悉情境中的行為抑制性一非抑制性的追蹤研究。

他假設在實驗情境中不同的行為方式反映了兒童的氣質差異。在設計的實驗室結構觀察中，讓一個嬰兒或幼兒與母親一起進入一個不熟悉的房間，在40~60分鐘時間裡不斷變換陌生人和新奇的玩具，觀察兒童在面對陌生環境、陌生人（成年女性，同年齡同性別的兒童）、陌生物體（如機器人、面具、玩具隧道）時的行為反應。在14和20個月的測查時主要根據三項指標：

（1）離開母親的潛伏期（從實驗開始時呆在媽媽身邊到離開媽媽的時間）；

（2）第一次接觸陌生物體的潛伏期；

（3）兒童在母親一臂距離之內的時間。凱根對每個情境的行為表現進行編碼，確定兒童抑制性或非抑制性的類型。

在以後的測查中，除了對抑制性的再次測查外，還加入了可能與抑制性有關的一些測驗，如考察兩類兒童的認知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等。而且還要分別於14個月、20個月、32個月、48個月、66個月、89個月時分6次進行實驗室觀察和母親訪談。每次實驗程序都進行錄像，並有現場觀察編碼記錄。除了觀察編碼技術之外，他還結合問卷法和Q分類技術向父母調查兒童日常生活中與抑制有關的行為。研究發現，在14個月時，被試樣本中抑制和非抑制的兒童各佔20%—30%，但追蹤研究的結果表明，兒童在14個月時的抑制性指標與4歲時的抑制性指標之間的相關很低且不顯著。但是研究者發現14個月處在極端抑制和極端非抑制的兒童（大約佔總樣本的15%—20%）他們各自的行為特徵一直會穩定地保持到7歲半。

雖然凱根認為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的方式影響兒童的行為抑制性，但是他更感興趣的是生物因素的作用。他認為當兒童面對不熟悉的事件時，如果不能進行同化，理解失敗后就會給其心理帶來不確定性。當前生理學知識證明這種狀態與大腦迷走神經的傳出神經一交感神經的抑制有關，並引起心率的加速和穩定化。凱根發現，心率穩定的抑制兒童和心率不穩定的抑制兒童相比，更有可能保持抑制性。因為心率低且變化大的兒童主要通過社會化獲得了這種表面行為，而心率高且穩定的兒童則是先天就具備了傾向於抑制性的氣質特徵。這種氣質特徵可能包括對不熟悉事件產生不確定性的閾限值較低，還可能是因為大多數行為抑制的兒童生來就具有這種反應類型的傾向。

凱根的兒童氣質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突破意義，因為他以一個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兒童氣質和性格特徵，把生物基礎和環境影響都提到一個相當的高度。這是當前發展心理學研究的一個趨勢。而且他認為兩種不同氣質類型的兒童行為引起的父母反應是有很大差異的。父母的反應又對兒童氣質和認知情緒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首先抑制兒童的父母的反應與養育方式會與非抑制兒童父母的方式有所不同，其次父母對極端抑制和非抑制兒童的忍受力不同、對兒童氣質及氣質特徵程度的知覺和反應程度也不同。凱根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不同種族兒童行為抑制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社會文化對氣質的影響。無論是凱根在兒童氣質研究上的理論和方法的進步，還是他嚴謹認真的跨文化和縱向研究，都為我們樹立了一種模範和榜樣的作用。所以當再次想到他評為除皮亞傑之外的傳大的發展心理學家，就絲毫不會感到驚奇了。

傑羅姆·凱根的行為抑制性研究為心理學界研究氣質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用批判的眼光對前人的研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後提出，要結合多學科、多領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尤其是生物學、神經生理學知識來研究氣質；要用歸納的方法儘可能多地收集新信息，不拘泥於已有的理論和概念；要科學謹慎地使用統計方法，並不斷地發掘新的、合適的統計手段。

傑羅姆·凱根(Jerome Kagan)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早期從事兒童情緒和認知發展的研究，後來興趣轉向兒童氣質的抑制和非抑制特徵，並一直致力於對此的研究。他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的論文和論著，如1962年與馬森合作出版《從出生到成熟》；1971年出版《嬰兒期的變化與不變》，1978年與人合作出版《嬰兒期：在人生髮展中的地位》；1980年與人合作出版《嬰兒》；1982年出版《人生第二年》；1984年出版《兒童的天性》；1994年出版《蓋倫的預言》。現在，他已成為該領域最有影響的人物。近年來，我國有許多心理學工作者正致力於兒童氣質的研究，但從行為抑制性的角度來認識氣質的研究還不多，凱根的行為抑制性研究為心理學界研究氣質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凱根對行為抑制性進行研究的背景

從古代一直到19世紀，氣質在解釋行為和情緒的個體差異時一直是較受歡迎的概念。在20世紀上半期，由於以操作原理為主的行為主義的盛行和對家庭的實證研究的重視，人們開始從行為主義和環境影響的角度來看待個體的發展，氣質研究變得沉寂起來。但是，在生物學和神經系統科學領域，對動物的內在特性的研究的成果和托馬斯、切斯的頗有影響的著作《氣質與發展》（1979）一書的出版再一次激發了學者們對氣質進行研究的興趣，掀起了氣質研究的又一高潮。凱根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開始自己的研究的。

首先，神經科學在近幾十年裡發展了生物醫學構像技術，腦神經相關電位法，以及細胞神經科學和分子神經生物學，為直接對人類的行為活動進行研究、探求人類行為的腦神經機制提供了可能。神經系統科學的快速發展，揭示了許多新的事實，使人們有可能開始合理地假設人的行為具有相應的生理機制。例如，生物學家對動物內在特性的研究發現，同一實驗室條件下飼養的動物，它們對同一刺激的行為反應卻大不相同；不同物種的神經中樞環路和生物化學成份不同[1]。它們在獲得一定的條件反應的難易上也有差異。生物學和行為學的不斷融合為凱根理解氣質的性質提供了新的思路。他逐漸意識到只用心理學術語描述和解釋行為及情緒事件的心理學已成為過去。對心理過程的理解和概括不能離開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研究；同時也必須看到神經細胞的染色體對環境有一定的適應性。儘管每一個心理過程都是一個大腦加工過程，但並不是每一個心理過程都等同於一個神經生理學的過程。心理與大腦是不等同的，就象肺不等同於呼吸一樣。建立在這種對心理學和神經系統科學的再認識的基礎上，凱根提出了要用新的方法來研究氣質，尤其是研究氣質中的抑制和非抑制性。

其次，托馬斯和切斯的研究在心理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凱根對托馬斯和切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托馬斯和切斯根據多年研究提出了氣質的9個維度、3種類型。在他們的樣本中，有15%的兒童屬於發動緩慢型兒童。這類兒童的活動水平低，行為反應很弱，情緒消極、退縮，逃避刺激和新事物，對外界環境、生活變化適應緩慢。凱根認為在這些描述里已經隱含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兒童對不熟悉的人、地方和情境的反應傾向是一種內在氣質特徵[2]。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托馬斯和切斯的研究採用的方法越來越體現出局限性。他們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對父母的訪談。這種方法在研究初期，面對一個複雜領域進行探索性研究是非常可行的。但是，它也極易形成偏見。當父母描述自己的孩子時，他們經常提到的是一些表面上的、圍繞撫養容易還是困難之類問題的品質。凱根認為，當自然科學家開始拓展一個新領域時，他們有三種可選擇的策略：一種是依賴以前的理論（如物理學家），一種是依賴新的實驗觀察（如生物學家），還有一種是依賴研究者或信息提供者的直覺（如社會學家）[3]。每一種策略在研究初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歷史表明，實質性的進步常常在於研究者放棄開始的直覺，創造出新的資料來源。托馬斯和切斯的分類並沒有錯，但是缺乏對氣質類型形成基礎的生理學模式的深刻理解。這使許多研究者別無選擇，只能關注兒童的那些外在行為表現。一個開創新領地的科學家必須要依靠在他們的時代最合理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對以往研究既吸收又批判的基礎上，凱根提出了自己收集數據的方法，開始了關於氣質的行為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研究。

最後，凱根等人對行為抑制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與霍華德·莫斯(Howard Moss)的合作。這項合作的成果於1962年出版，即《從出生到成熟》。該項研究的重要發現是，有一種心理品質從兒童出生頭三年一直保持到成年。這種心理品質，他們起初稱為被動性，現在把它稱為行為抑制性(behavior inhibition)。在後來的一項研究中，凱根和他的同事從相似的社會經濟背景中選出了華裔美國人和白人嬰兒做一項從3個月到29個月的日常看護作用的縱向研究。結果發現，華裔美國兒童無論是在託兒所還是在家裡養育，都比類似的白人兒童更拘謹、害羞、害怕；當他們遇到不熟悉的成人或兒童時；當他們的母親短暫離開時，他們都比白人兒童哭得更厲害。此外，在實驗室里，華裔兒童比白人兒童表現出較穩定的心率。這些發現提示，華裔兒童中有抑制性的生物基礎。害羞、抑制行為和微小的心率變數之間的聯繫激發凱根繼續探索這一現象，從而展開了對抑制和非抑制的長期研究。

2 凱根關於行為抑制性研究的基本進展

凱根認為，目前從事實驗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學者對三個問題的研究在促進著氣質研究的發展[4]。這三個問題是：氣質的生物基礎是什麼；從出生到成熟，每一種氣質類型能夠得以保持的程度如何；目前對氣質結構的描述很多，有沒有一種能得到大家認同的在理論上最有效的氣質結構。到目前為止，對這三個熱點問題的研究還沒有肯定的結論。凱根和他的同事也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著不懈的研究。對兒童的行為抑制性問題，他們在20多年的時間裡，結合實驗室觀察、問卷調查、測查生理反應等多

種方法，對不同樣本的兒童作了多項長期追蹤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兒童氣質的抑制性研究程序。縱觀凱根等人20多年的研究工作，可以大致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凱根集中對2歲兒童進行追蹤研究，主要探討兒童抑制和非抑制類型的分佈以及它們的穩定程度。他發現，有很大一部分被鑒別為對陌生人極端害羞和對陌生情境膽小的2歲兒童，與那些對陌生人、事件、情境不害怕、表現自然的好社交兒童相比，抑制性兒童的這些特徵一直保持到了8歲。此外，他們還表現出了明顯的外周神經生理特點：他們的邊緣結構對新異和挑戰性事件的閾限不同。第二階段，從80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他們把對2歲兒童的研究延伸到了嬰兒期，從兒童4個月開始進行追蹤，一直到5歲，主要考察了嬰兒對刺激的強反應和弱反應，試圖查明從嬰兒期的行為反應來預測2歲以後的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特徵。

3 凱根關於行為抑制性研究的主要發現

3.1 氣質與行為抑制性

凱根從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汲取養料，來豐富氣質研究。他對以往的氣質研究思路提出了置疑。眾所周知，科學界存在著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兩種研究思路，前者主要表現在自然科學界，如生理學和化學界，人們喜歡以實驗控制方式用儀器對某一現象進行分析。後者則傾向於構建高深的、權威的理論，用以解釋紛繁複雜的現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後者的一個典型例子[3]。凱根認為，在氣質研究領域，還沒有哪一個研究者能對兒童的行為進行完全的實驗控制，所以多數心理學工作者不得不訴諸本體論的研究思路，構建理論思想，為其感興趣的現象提供一個滿意的邏輯結構。但這不應該成為氣質研究的發展方向。當一個領域的研究還很稚嫩的時候，運用本體論的思路進行研究情有可原。但是，用富於說服力的函數關係代替柏拉圖式的定義，這也將成為發展心理學的發展趨勢。現在許多文章或研究報告仍舊從一些本體論的概念界定開始。如托馬斯和切斯把氣質定義為一個人的行為風格；高爾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坎波斯(Campos)認為氣質是能夠調節情緒模式的一系列過程。凱根說，先確定一個概念，再根據概念進行研究，這在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是有用的；但是，當新的證據逐漸證明這些概念已不再有效時，就應該把它們拋棄。這並不意味著心理學家要放棄所有的本體論問題，對本體論問題的思考有利於對數據的分析與理解，並由此關注由一系列相關函數界定的概念。當研究者深入考察兒童的成長過程的時候，就會揭示出新的氣質概念。心理學家應該在他們還沒有發現有一種氣質存在之前，儘可能地反映出各種氣質類型，而不應該受到理論概念的限制[3]。

傳統的氣質觀點認為氣質類型是一種核心本質。它有一個不變的行為層面和生理層面。出生頭一年表現出的氣質模式是一種本質的、持久的結構，它可以不隨生活的變遷而保留下來。凱根則認為，氣質一詞在意義上類似於動物的內在特性。氣質是指以生物為基礎的生理、身體、行為特徵的聚合體，是生物基礎加上個人經歷的聚合體[5]。生命的第一天所呈現出的形象並不是氣質類型，而是氣質類型後期發展的基礎，氣質類型是環境作用於這一基礎的產物。氣質的類型數量不會窮盡，隨著研究的深入會越來越多，並且將涉及人類情感、行為和智力各個層面。目前，研究最多的氣質類型有社交性、神經性、焦慮、易激惹性、活動水平等等。而行為的抑制性和非抑制性也是大量氣質類型中的兩類。這兩種氣質類型涉及到兒童面對不熟悉的人、物、環境或有挑戰性的情境時的最初的行為反應。在遇到不熟悉的成人、同伴或物體時，有的兒童非常拘謹，盯著陌生人，退回到母親身邊，幾乎不去主動接近陌生人；而有的兒童則沒有任何拘謹的表現，繼續遊戲，甚至主動接近陌生人。熟悉環境和陌生環境好像對他們沒有心理意義上的區別。凱根把前者稱作抑制兒童，後者稱作非抑制兒童。凱根等人認為，對同伴或成年陌生人的害羞是廣義上的氣質類型，即面對不熟悉的人和事物的抑制狀態。當嬰兒長到大約7～9個月時，面臨不同的刺激物，他們開始出現不確定狀態。抑制型兒童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不熟悉性的反應是迴避、苦惱或壓制情感。在其它物種中，這種類似反應發生的開始年齡分別是：猴子在2～3個月，貓在30～35天，小鴨在5～7天[6]。不確定性的來源可以是人、情境或事件。一個抑制兒童可能隨著經驗的積累學會控制對陌生人的迴避行為，在其他人面前不再表現出害羞。但是，該兒童可能保持了一種對不熟悉的非社會性挑戰或對不熟悉的地方的迴避風格。因此，抑制性氣質的概念假設：一個兒童可能在某些情境中表現出迴避退縮，但並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中都迴避退縮。與此相反，非抑制型兒童則表現出喜歡交際、對陌生人的出現泰然處之。在不熟悉的社會情境中，抑制型兒童的行為並不等同於那些通過後天的經歷使他們變得害羞、靦腆的人的特徵。前者表現出較少的自發微笑、較多的肌肉緊張。因此，把"本質就是害羞"當作一種獨立的品質而脫離兒童的年齡、生活經歷、生理特點以及具體的觀察情境是不明智的[4]。

3.2 遺傳與經驗

凱根認為，抑制和非抑制特徵是可遺傳的。在兒童期，同卵雙生子比異卵雙生子在害羞、靦腆等行為上的表現更相似。科羅拉多大學行為遺傳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曾進行過一項同性別雙生兒的追蹤研究。第一次觀察在14和21個月，以後一直追蹤到兒童晚期。以在實驗室和在家的直接觀察為基礎，抑制和非抑制行為的遺傳率在0.5和0.6之間[7]。此外，抑制型兒童的父母比非抑制型兒童的父母更內向。雖然遺傳對嬰兒反應性和抑制、非抑制特點有中等程度的相關，但遺傳並不是百分之百地起作用，它總是與經驗共同起作用的。1/3以上的強抑制嬰兒在第二年的測查中並沒有表現出害怕。對50個強抑制和50個弱抑制頭生兒的家庭觀察表明，保護型母親一直保護其強抑制嬰兒免受任何壓力，這使她的孩子在控制對陌生人或陌生事件的迴避時更加困難。接納型母親則努力幫助自己的強抑制孩子克服缺點，提出適合孩子年齡的要求，幫助孩子克服恐懼。經驗的作用可由在每一氣質類型中的變異來解釋。凱根等人在兒童4.5歲時檢查了兩組截然不同的孩子在行為上的變異：在14個月表現出強烈恐懼的女孩（N=16）和在14個月時表現出不害怕的女孩（N=28）。儘管前一組比后一組表現出極顯著的較少自發微笑和講話，但在每一組的組內差異還是很大的。不同組的組內的廣泛差異可以部分歸因於不同兒童的不同經歷。每一種氣質類型的發展軌跡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過去人們認為遺傳基因是穩定的，它們的作用是固定的。這種觀點已逐漸被一種動態地描述基因作用的觀點所取代。Takahashi(1995)發現，有些基因非常易變，這種基因的變化產生出了新的特殊的蛋白質[8]。這就等於說，兒童的經驗可能降低或增強最初的氣質傾向。例如，一個兒童出生時有強抑制和害怕的生理基礎，但他隨後經歷了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在這個環境里沒有嚴重的不確定性，那麼，該兒童很可能在大腦環路上產生一些生理變化，而正是這些環路在調節情緒反應和降低苦惱。最初所賦予的基因物質並非是決定性的，它們也要服從於經驗的調節。

3.3 行為抑制與非抑制是一個連續體還是氣質的兩種類型？

凱根在行為抑制性上一直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選擇連續的行為維度還是選擇特質類型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托馬斯和切斯（1977）把兒童的氣質劃分為三種類型--容易型、困難型和緩慢發動型。但他們卻把在9個維度上的每一種中的變異當作連續體。他們描述了接近-退縮維度，好像所有的嬰兒都能夠根據對不熟悉事件的接近或退縮傾向的反應放在連續體上的某一點上。由於未能解釋清楚，他們好像拒絕這種可能性，即那些經常接近陌生人的兒童可能是特質上而不是數量上不同於那些迴避陌生人的兒童。但是，很可能，極端害羞的兒童是特質上不同於那些一般害羞的兒童。因為極端害羞者（占很小的比例）與那些看似與害羞無關的特徵聯繫在一起。這些特徵包括：眼睛的顏色，腦電活動的對稱性以及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

在個體差異的實驗研究中的一個矛盾焦點是：人是在同一維度上數量上不同、每個人可以最好地描述為一個因素分數上的值，還是有一些人屬於特質上與眾不同的群體。有一種強烈的偏見傾向於連續體而不是類型。心理學家喜歡連續體而不是類型劃分的一個原因是：在心理學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思想影響[3]。在相對論提出以前，物理學家假設物質和能量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一塊燃燒的木頭不同於木頭所發出的熱和能。理論權威和物理學上的成功的相對論改變了這種假設。愛因斯坦指出，物質和場之間的區別是量的區別而不是質的區別。確實，如果一塊木頭和它所散發的熱量能在一個抽象的能量的連續體上置換，心理學家就可以捍衛這樣一種觀念了：沒有一個人是在任何一個心理學維度上特質不同於其他人的。愛因斯坦曾說，在一個觀察者的觀察範圍內，當物體的速度接近光速時，物體就會變短。為了使這一法則普遍化，他甚至認為，這種縮短甚至發生在當人揮動網球拍的時刻[3]，他認為這一規律可以用一個線性函數來表示。但在科學中也存在普遍的非線性函數。在轉變的點上出現新質，那就是類型。

另一個更明顯的原因是新一代心理學家所接受的統計訓練進步了。二戰之後，推論統計被社會學家廣泛應用。相關係數、t檢驗、方差分析所計算的應該是連續變數。因此，心理學家發現，如果人沒有特質上的類型是非常有用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在本質上相似，即在他們的感覺、知覺、記憶和情緒上相似。統計分析計算的是用不同實驗條件獲得的連續數據，而不是來自不同的人的分數。但是，凱根在自己多年的研究中發現，有些被試在本性上不同於樣本中的其他大多數人。然而，當這些小群體在數量上很小時，一般的推論統計經常不能達到所需要的0.05的水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一致的演演算法能使研究者鑒別出一部分被試是屬於另一種性質不同的群體。心理學家應該重新考慮個案和一些有極端分數的亞群體，並努力從統計技術上來解決這個問題[3]。

凱根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較有說服力的Mechl(1973, 1995)的數據分析技術（該技術假設，當樣本包括兩類特性的時候，一種人格類型的兩個指標之間的相關應該是最大的；如果樣本只包括一種類型時，它們之間的相關就是最小的）。把在4個月時的害怕分數分成6個大體相同的小組。他們的恐懼分數分別是0、1、2、3、4、5或5以上。然後計算身體扭動和哭叫的平均數，以及在6個小組的每一組中扭動和哭叫的相關。應用Mechl的統計技術的結果表明：在樣本中存在性質不同的類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凱根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凱根儘可能地吸收生物學、神經生理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來豐富自己的研究。他堅信，當以前互相孤立的幾個領域用共同的語言和方法研究同一個問題的時候，就能出現加速度的進步[3]。這種聯合能給研究者提供新的信息，從而提煉出都能接受的專業術語，重新闡述那些陳舊的觀點。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第一階段的聯合已經揭示出了一些新觀點；生物觀點和行為研究上的成果的互相滲透是一種發展趨向。他把這些思想貫穿到了整個研究過程中，體現在研究方法上，他和同事在對兒童的長期追蹤研究中，既有實驗室觀察，也有家庭訪談，問卷調查，還有一系列生理指標的測查，並試圖從各種角度對結果作出解釋。其次，在研究思路上，他提倡用認識論的歸納方法儘可能多地收集新的信息，不拘泥於原有理論概念的限制。第三，在對所收集的數據的分析上，他對推論統計方法的應用持謹慎態度，不盲從盲用統計知識；同時，又積極吸收了新的統計技術來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20 世紀 60 年代，凱根及其同事提出了思考型與衝動型的概念。他們認為，屬於思考型的個體在解決認知任務時，總是謹慎地，全面地檢查各種假設，在確認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會給出答案；而屬衝動型的個體總是急於給出問題的答案，他們不習慣於對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性進行全面考慮，甚至有時在尚未搞清問題要求時，就開始對問題進行解答，處理問題果斷直率，但往往因過於衝動而掩蓋了他們的真實能力。有些研究表明，一些大膽提出不同見解，獨特觀點的兒童都帶有一定的衝動型認知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