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史密斯

尤金·史密斯（W.EugeneSmith，1918-1978年）尤金·史密斯於1918年生於美國堪薩斯州的維琪塔市。十四歲讀中學時，就熱衷於航空體育攝影，並受新聞攝影師法蘭克·諾埃的啟蒙攝影教育。中學畢業后，受雇於該市的《鷹報》、《燈塔報》任攝影記者，拍攝了有名的美國中西部沙漠盆地災荒景象。1936年，史密斯獲得一筆特殊的攝影獎學金，入鹿特丹大學。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尤金·史密斯，從此才有資格加入剛創刊不久的《生活》雜誌工作，並成為《新聞周刊》的一員。由於他堅持使用當時剛剛問世的6×6小型照相機照片，這個刊物竟開除了他。當時這些大雜誌都採用大型照相機，講究照片的精美以迎合讀者。史密斯認為使用小型照相機有更大的探索自由。他不滿足於那種"景深極大，感情深度不足"的作品，寧肯失業也要進行"自由攝影".

在一次拍攝模擬戰爭照片時，史密斯不幸被炸傷，因此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申請加入愛德華·史泰欽領導的美國海軍攝影隊，因身體不合格未錄取。不過，史密斯一心要做戰地記者的決心沒有絲毫改變，終於任數種刊物駐大西洋戰區記者；後來他又被一家出版公司派往"獨立號"航空母艦採訪太平洋戰區許多島嶼戰役.1944年再度加入《生活》雜誌，繼續在太平洋戰區工作。著名的《賽班島》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他用照相機報道了殘酷的戰爭，自己也在戰爭中一次又一次地負傷，終於因傷勢嚴重而返回紐約治療。兩年後，也就是戰後的1946年他重新拿起照相機拍攝的第一幅作品就是著名的《樂園之路》.這幅照片在史泰欽主辦的《人類一家》展覽會上展出，成為世界知名之作.

戰後的年代里，史密斯用照相機抓取了嚴峻而富有希望的當代生活情景，他的照片成為對社會生活的典型紀錄。他說"我設法用我的工作去影響人民，設法用照片來引導他們，使他們能夠作出自己的結論."他把鏡頭對準那些他選出來的典型英雄人物，情操高尚的普通人以及社會不公正的受害者.1971年他奮不顧身地報道了日本一大化工廠排放毒物，污染了當地水源而危及萬餘人的事件，為新聞攝影敢於揭露社會矛盾樹立了榜樣。1971年（53歲）5月開始到日本九州熊本縣水俁村採訪工業污染，前後花費了三年半的時間。《智入獄獄》

史密斯倡導"攝影文章",類似我們稱作"專題攝影"的形式，這使他的攝影作品具有更豐富、充實的內容和深刻的人物思想風貌。例如他的《鄉村醫生》、《助產士》、《西班牙村落》、《三K黨》、《無菌生活研究》等等，都深刻地刻劃了人物和事件而使人有極深刻的印象和理解.

尤金·史密斯（1918-1978）被認為是當代新聞攝影的大師。他創作了戰爭史上最讓人震動的照片。史密斯的照片中對社會的不公平的寫照深深地影響了美國民眾。他在日本拍攝的關於汞中毒的駭人聽聞後果的照片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尤金·史密斯於1918年12月30日出生在堪薩斯州的惠科塔（Wichita，Kansas）。1924年至1935年間在當地的天主教小學和中學學習。1933年至1935年間史密斯開始了他最初的攝影創作。惠科塔的攝影記者，弗蘭克·諾爾（Frank Noel）鼓勵史密斯向當地報紙投稿攝影作品。

史密斯的父親自殺的時候報紙對這件事情的報道與當時發生的事情大相徑庭。這使得史密斯質疑美國新聞行業的規範。史密斯誓言要當一名攝影記者，在事業上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他決心要在他自己的記者工作中堅持完全的誠實。

1936年至1937年史密斯在印第安納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學習攝影課程。畢業之後，他先後在《惠科塔老鷹報（the Wichita Eagle）》和《惠科塔燈塔報（the Wichita Beacon）》工作，後來成為紐約《新聞周刊（Newsweek）》的助理攝影師（staff photographer）。他後來因為使用被認為“太小”的2.5英寸雙鏡頭反光相機而被解僱。1938年到1939年，史密斯作為自由攝影師為黑星圖片社（Black Star Agency）工作在《生活（Life）》、《柯里爾（Collier’s）》、《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以及其他期刊，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的 照片。史密斯使用較小型的照相機，創造了一種新穎的閃光技巧，使得他能夠讓他在室內拍攝的照片看上去和自然光下或燈光下一樣。史密斯接受了在《生活》雜誌做助理攝影師的工作，於1939年開始，至1941年結束。

史密斯曾三次去過日本。他的第一次訪問是在二戰期間。1942到1944年間，史密斯是《大眾攝影》雜誌和一些其他出版機構的太平洋戰場戰地記者。1944年，他重返《生活》雜誌，但這一次是正式的記者和攝影師。伴隨著理想和激情，史密斯在初上二戰戰場時，想要拍攝洋溢著愛國情感的照片。但他被眼前的場景嚇壞了，他放棄了辨別交戰雙方誰是正義的而誰不是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展現他所看到的戰爭所帶來的恐懼和掙扎。

1944年，在西太平洋上的塞班島（Saipan），史密斯在《W·尤金·史密斯：現象和本質，一個美國攝影師的生活和工作（W. Eugene Smith: Shadow and Substa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中說：“我每次按下快門，都是（對人類罪行）的詛咒和責難，同時我期望這幅照片能夠長久流傳，能夠在未來的人們的心中引起共鳴，讓他們警醒、回憶和思考。”之後，他說道：“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對新聞事件的報道，而是對戰爭的控訴——對戰爭野蠻、墮落、殘忍地傷害人們的精神和肉體的控訴；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夠成為動人而有力的催化劑，一個思考的催化劑——使這樣的罪惡和殘暴的愚蠢行徑不再發生。”

1944年，史密斯被安排到美國邦克山號（Bunker Hill）航空母艦，拍攝了突襲東京、進攻硫磺島（Iwo Jima）以及沖繩（Okinawa）戰鬥的場景。他激動人心的攝影作品組成永恆的、動人的影集，這其中包括那張拍攝一個士兵在塞班島的洞穴里救出一個瘦小、被蒼蠅覆蓋的奄奄一息的嬰兒的照片；那張拍攝一個躺在萊特大教堂（Leyte Cathedral）里被胡亂的包紮的受傷的士兵的照片；還有那張拍攝硫磺島海岸，一個正在腐日本士日本兵的屍體。史密斯記錄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場的照片被認為位於最嚴肅和最有力的戰爭的影像罪證之列。1945年在沖繩海岸的一個小山脊上，史密斯被一片彈殼的碎片擊中，彈片划傷了他的左手，他的臉還有他的嘴。在兩年的時間裡他無法進行工作。

經過長時間從戰爭的傷病中恢復，史密斯在1947至1954年間繼續為《生活》雜誌工作。他受傷后的第一張照片是《通向天堂之路（A Walk to Paradise Garden）》，這是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拍攝的是他的兩個孩子穿過一段林間小路，走向一片陽光普照的地方。這張照片被選作1955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舉辦的“人類的家庭（Family of Man）”展覽的壓軸作品。在《生活》雜誌工作期間，史密斯發表了很多重要的照片故事集，其中包括1948年的《陪審團（Trial by Jury）》，同樣在1948年的《鄉村醫生（The Country Doctor）》，1951年的《助產士（Nurse Midwife）》，以及1953年的《化學王國（The Reign of Chemistry）》和《西班牙鄉村（Spanish Village）》。這些照片為引人回味的照片故事樹立了新的標準。它們，用有力、清晰而不失美好的方式展現了諸如同情、榮耀、日常工作、出生和死亡等等人類必然經歷的人生過程和情感。他的照片被看作是普遍的象徵。史密斯關於助產士默德·卡倫（Maude Callen）故事的照片感動了美國讀者的神經，人們紛紛捐款幫助她在南卡羅來納建立了診所。攝影師們感受到史密斯做出了對攝影記者個人創作的最完美的詮釋。1954年，在非洲拍攝的關於麻風病診所的醫生，阿爾伯特·史切維特茲（Dr. Albert Schweitzer）的專題，《“一個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出版。

史密斯的攝影生涯起步於《新聞周刊》，進入《生活》雜誌時年僅19歲。後來，他因趣味方向的不同幾次同《生活》雜誌鬧翻。自1946年重返《生活》直至1954年辭職期間，他大約完成了58個攝影專題。1948年，在科羅拉多的克萊姆林開始拍攝的《鄉村醫生》是他的第個重要圖片故事，講述一個默默無聞的鄉村醫生怎樣為分苦的人們看病而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尤金·史密斯以前，從來沒有一個攝影家為了拍照片而如此深入持久地體驗被攝者的生活。他的照片如此讓人動容，放因為他技棄了旁觀者的身份，把自己作為一名參與者融入了被攝者的命時候你有時科要以為他的照片中的場面是精心導演、安排出來的，或者也是經典性電影的劇照。這種成為生活片斷的作品，也正是史密斯所追求的目標。為此，他甚至遭到了歐洲攝影界的批評，成為評論家們揶揄的"理想的浪漫主義者"。史密斯認為那是因為他們是些慣於憤世嫉俗的人生不逢時，受盡了挫折，所以才什麼也信不過了，而他，只不過是堅持信念而已。

在拍攝這些選題時，史密斯常常為藝術家的態度和雜誌的要求之間的矛盾所苦。他在實踐中錘鍊出一大前程圖片講故事的本領。即使是完全沒有圖片閱讀經驗或者目不識丁的人，都能看懂他要表達的東西。他的《西班牙鄉村》《鄉村醫生》、《助產士》、《史懷哲》、《水俁》等圖卸報道大大豐富和影響了以《生活》雜誌為代表的期刊的圖片報道方式，成為它們用來培養攝影師的新樣板，因為他在用照片傳達悲憫力量的同時，從來不讓人喪失希望，而且他自己絲毫不願為了顯示自己的冷靜深沉而隱瞞這種理想精神。他為自己一雙年幼的兒女所拍的步出幽暗地帶的背影被《人類的家庭》影集選用了在最後，以象徵人類的希望。1955年，史密斯離開《生活》進入瑪格南圖片社，但這次合作也只維持了四處，此後，他一直堅持自己編纂圖片故事集，不讓編輯們胡亂“糟蹋”自己的那些照片。晚年的史密斯變成了一個性格乖戾、十分固執的老人。當年在南太平洋當地戰地記者的折磨。正當他他接受《看》雜誌的邀請，打算重新端相機時，他的身份垮了，而且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就在這一年，紐約的國際攝影中心設立了“尤金·史密斯獎”，表彰他對人性的信念，並將掖為同樣的換負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後來者。

隨著越來越因《生活》雜誌配給式的工作感到不滿，史密斯於1954年底辭去了在那裡的工作，1955年成為了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 Agency）的一員，在隨後的三年裡，他向《生活》雜誌、《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大眾攝影》和其他刊物投稿。

圖片編輯斯蒂凡·洛倫特（Stefan Lorant）需要一些反應匹茲堡的照片製作畫冊。而這本畫冊的收入將被用到一個城市復興工程。史密斯接受了這項工作，先期預支了史密斯500美元，項目完成時史密斯將一共得到1200美元作為報酬。這項工作本應在兩至三周之內完成。然而史密斯卻將它做成了一個長達三年的工程，“匹茲堡”照片故事，而且最終基本上沒有完成。然而，史密斯在這次任務中發現了擴展照片敘事形式的機會。史密斯搬到了匹茲堡居住，在公寓里設立了一個暗室，雇傭了一個助理還有一個導遊。辛勤工作的他，將自己的很多錢投入到了這個項目之中。在1955年的五個月和1957年的幾個星期的工作中，史密斯一共拍攝了11000張底片。由於史密斯的時常自暴自棄，固執和一些法律上的問題，這項工作進行的舉步維艱。洛倫特的書最終於1964年面世，史密斯的照片有64張入選。

為了挽救史密斯的作品，瑪格南與《展望周刊（Look）》和《生活》雜誌達成了出版的協議。但因為史密斯對雜誌社的版面布局和他們布局的出爾反爾感到不滿，這項協議最終落空了。他想要把照片組合成擁有豐富的主題，並包含很多隱喻的整體。“匹茲堡”的故事從來都沒有以任何類似“史密斯的書”的形式出版發行過。他自己排版的最完整的版本，出現在1959年的《攝影年報（Photography Annual）》上，用了37頁刊登了88張照片。史密斯認為這個工作很失敗，但匹茲堡項目被認為是一個卓越的創舉，推動攝影故事向廣闊的空間發展。

在這（拍攝匹茲堡故事期間），史密斯的婚姻結束了，他的健康惡化的很嚴重，並且官司纏身。他欠了瑪格南圖片社很多錢，自己則破產了。他將他的家庭置於非常窘迫的境況，儘管他曾兩次獲得古根海姆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s）。

很快就又有了任務。1956年，史密斯受美國美國建築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的委託，拍攝一些美國當代建築的彩色照片。史密斯第二次造訪日本是1961年的訪問日立（Hitachi Corporation）公司之行。他被邀請在那裡待上一年的時間，拍攝公司和僱員。在一篇攝影大師（Masters of Photography）網站上的文章中，托尼·海登（Tony Hayden）回憶起曾在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上見過史密斯。史密斯是在紐約完成對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拍攝後來到伍德斯托克的。史密斯和海登共度了在那裡的第一天下午，邊走邊拍照。海登回憶說史密斯似乎很喜歡這段平靜的時光，感覺就像在家一樣。海登寫道，“他是那麼的投入，感覺就像和照相機融為一體，成為照相機的一部分，融入到他所拍攝的對象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