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護

竺法護，又稱曇摩羅剎(梵 Dharmaraksa ，意為法護)，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當時中原地區雖然禮拜寺廟、佛像，然而大乘經典未備，法護立志西行，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遍通西域三十六國語文。泰始元年，攜帶大批經典返回東土，居於長安、洛陽，專事譯經，精勤行道，廣布德化，時稱月支菩薩、敦煌菩薩。

姓名：竺法護

西域

性別：男

梵名：曇摩羅剎時代：西晉

生卒：231-308

描述：晉代高僧、翻譯家

籍貫：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譯作：《正法華經》、《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

榮譽：人稱“敦煌菩薩”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部的經典還在西域，尚未能傳佈於中國。竺法護髮憤立志弘法，隨師遊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於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遊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於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游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贊般若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他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一位偉大的譯經家。?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餘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晚年，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讚他‘德居物宗’，並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系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凈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游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佑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於法護的譯風，忠實於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讚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於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於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於其後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於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於當世。還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

關於法護的譯經，梁《高僧傳》卷一說他“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漢)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數量之大，可謂空前。但歷代各家《經錄》，對法護譯經的記載，出入頗大。茲舉三《錄》為例。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說法護譯經一百五十四部(實為一盲六十一部)，三百0九卷(其中九十五部有經，六十四部有名無經)。

《大唐內典錄》說法護譯經是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則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誰的記錄正確年代久遠，無法考訂。不過近代佛教學者呂澄還是作過一些努力。他說：“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在存的凡九十一部，二百0八卷(現重新對勘，實系法護譯的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呂先生所說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尚存於《藏經》中的經典。法護的譯經，相當一部分只有經名，經書巳不復存在。茲據《開元錄》卷二，將法護的譯經名稱抄錄如下：

法護是羅什以前譯經最多的大譯師，這是歷史事實。他的譯經，涉及到《般若》、《華嚴》、《寶積》、《大集》、《涅槃》、《法華》等各方面的經典，舉凡當時流傳於西域各國的要典，他都作了介紹，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廣泛流傳和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東晉道安稱讚他的譯經說：“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梁僧佑亦稱讚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法護不僅譯經多，而且道德修養好，經常追隨他的門徒，竟達數千之多。故晉代文人孫綽作《道賢論》，他與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提並論。他說：“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法護因世居敦煌，德化遐邇，故時人尊他為敦煌菩薩。

由於竺法護譯出大量重要經典，也由於他把譯經與講經密切結合，他自然而然成為一時佛學界巨擘，生前享有廣大的信眾，死後長為後學宗仰。東晉高僧道安曾說：“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跡，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法護受到如此高的評價，在兩晉之際的佛教界罕有其匹。另外，法護又是佛教玄學的開風氣之人，他譯出的那些大乘經典，特別是般若類經論，成為佛學與玄學相結合的橋樑，而他本人又“研幾極玄”，所以又深受玄學名士的推崇。東晉孫綽寫的《道賢論》，舉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擬玄學名士竹林七賢。其中把法護比山濤，論曰：“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可見在魏晉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護又處於佛教玄學之首的地位。

一些學者考證出竺法護在晉惠帝之後譯經的具體名稱、時間、地點，對於竺法護西奔敦煌避亂的推測以有力的支持。另外還有兩條間接的證據：一、道安曾說法護譯出的《光贊般若經》在涼州沉睡了幾十年後才重新回到中原。對此，合理的解釋是法護晚年回到涼州，把所譯的經卷也帶回涼州，故《光贊經》長期藏於那裡。

僧傳說“護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敦煌菩薩也。”這也可能是由於法護死於敦煌，當地人民敬仰他獻身佛法，救拔眾生，而送給他“敦煌菩薩”的美稱。“菩薩”是指立志成佛而修習大乘的眾生，修菩薩行必須自覺覺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還要使無窮盡的眾生統歸於解脫。從竺法護一生的行事來看，特別是從他晚年在避亂過程的艱苦環境(無論是東奔還是西歸涼州)下仍不倦地譯經、說法來看，“敦煌菩薩”這一榮譽，他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