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英國國教浸禮會傳教士、共濟會員、馬爾他騎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於英國南威爾斯，出身鐵匠家庭。先後就學於斯旺西師範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曾當過礦區小學教員。20歲時進入神學專科學習，加入共濟會。23歲加入倫敦浸禮會後，自願到中國傳教。

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離開英國，1870年12月抵達上海，隨後在山東煙台、青州作為教士傳教，並同時學習中文、佛教、儒家和伊斯蘭教的異教著作。李提摩太的活動富有成效，先後在山東濟南、青州、濰坊等地陸續建立了浸信會和共濟會在山東教區的公開與秘密活動中心。（現在青州市建有紀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該教堂為當地最大基督浸信會派教堂。）

1880年9月李提摩太與李鴻章在天津初次會面，得到李鴻章支持，去當時遭受旱災而富產煤礦的山西賑災，同時為中國官員宣講西方科技及傳教。他為此花費1000英鎊購買書籍及儀器，匆忙補課自修，而後向中國官紳宣講哥白尼發現天心說的秘密、化學的奧秘、蒸汽機帶給人類的福利、電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識，並作示範表演，吸收信眾。

1886年，李提摩太來到北京，主要進行演講和著述。其後在上海出版了《七國新學備要》，介紹西方英法等各國的教育情況，他在書中建議清朝政府每年應當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費。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委託，擔任曽家私人教師，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應李鴻章之約，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國時報》的中文版主筆，該報經常發表呼籲和引導清朝改革的社論。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濟會基金在華設立的宣傳機構“同文書會”。奉英國共濟會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韋廉臣擔任該會督辦（后改稱總幹事）。同文書會又稱廣學會。此後李提摩太長期負責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該會達二十五年之久，出版《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廣學會先後在華出版2000多種書籍和小冊子，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李提摩太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當時中國社會思潮變化影響很大，在相當程度上引導了19世紀末的改革思潮。他的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回憶錄）、《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192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介紹19世紀歐美各國政治變法的歷史，出版后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此書通過翁同龢推薦給光緒皇帝，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手邊榻前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他接受“利瑪竇規矩”，以中國士民樂於接受的方式傳布新教。重點是吸引中國知識分子和上層官員等社會精英。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私人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李提摩太所結交的各界有影響的社會人物，包括如：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荃、左宗棠、康有為、孫中山等，都曾經與他關係密切。

在戊戌變法發生前夜，李提摩太在北京結識梁啟超、康有為，並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啟超擔任他的私人中文秘書，並對其積極施加思想影響，甚至耳提面命，由梁啟超撰寫了大量影響很大的時論文章。梁氏《飲冰室文集》中許多熱情宣傳泰西政治經濟制度的文章，實際都是受到李提摩太影響的。

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李提摩太積極活動於滿清上層人士之間，多次建議將中國置於英國“保護”之下，聘請外國人參加政府。李提摩太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為英國政府收集和掌握動態，協調社會關係。李提摩太對19世紀末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及社會變動有很大的影響力。

1902年，山西發生教案，西太后請他協助處理。事件解決后，慈禧同意請他開辦山西大學堂，聘他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可以自由往來於北京、上海、太原之間。清政府還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

1916年5月，李提摩太因身體原因辭去廣學會總幹事職務回國。由於他在華的卓越工作，女王和英國共濟會授予他為33度會員，馬爾他騎士勳章。1919年4月17日在倫敦逝世。

他在1870年2月12日抵達上海，隨後去山東煙台、青州傳教。1876－1879年華北五省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他在青州積極賑災，後來那裡成為大英浸信會山東傳教區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災情更重的山西從事賑災活動，由此在山西太原開闢了大英浸信會的傳教區，同時也結交了中國官紳。

光緒初年的華北平原大旱災，在中國荒政史上意義非凡。這不僅因為其災情空前嚴重，死亡人數高達近千萬，還由於在賑災過程中湧現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來慈善家以一種大大出乎傳統中國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濟事務。李提摩太於1878年初進入受災最重的山西。他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當年的日記片斷，讀來觸目驚心。在受災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區，李提摩太“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對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禨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濟災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志於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見，為此清廷特頒諭旨給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影響和制約曾國荃。據李提摩太所記，他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曾的秘書告訴他，巡撫因為李提摩太的出現而非常生氣。李提摩太寫道：“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后，儘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並且辦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麼高興，依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於困境。”

然而曾國荃畢竟不是死讀聖賢書的腐儒，當其意識到李提摩太一行並無惡意時，很快改變了態度。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說：“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並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並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干擾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1878年10月，當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曾國荃給其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辭的信，而為李提摩太蒙在鼓裡的，是曾國荃奉命調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國荃說：“此次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等，攜銀來晉放賑，迭准直隸來咨，當即分委妥員會同辦理，先在陽曲徐溝，諸稱平順。嗣該教士聞省南災務尤重，願赴平陽散放，亦經分飭照料辦理，均極妥協，並無河南所奏情事。”(見嶽麓書社版《曾國荃全集》)從“並無河南所奏情事”一語可以看出，當時同為災區的河南的官員肯定對洋教士有不利報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調查，而曾國荃對洋教士則給予了與同僚完全相反的評價。

曾國荃與洋教士的誠懇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通過日記等形式向海外通報災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計，經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賑者從饑饉線上挽救過來的家庭數目達到十萬戶，得到救濟的人員高達25萬人。外洋賑款20餘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很好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接下來他幾乎一生里主要的時間都是負責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是在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后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所經歷的晚清社會正是中國“天崩地裂”的時代，西學東漸之風吹醒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界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戊戌變法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李提摩太不僅參與了戊戌變法，而且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領袖。通過譯介西學，出版報刊、圖書，李提摩太影響了許多官員和大批知識分子。張之洞從武昌發電報購買報刊和圖書，他還向廣學會捐資白銀1000兩。

維新派人士更是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蘇惠廉稱《萬國公報》“行銷量最廣，惑力最大，中國維新分子受這報的鼓動者，不在少數”。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劃后，給妻子寫信說道“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之深。然而李提摩太雖然縱橫捭闔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康有為、張之洞也都內心裡對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終究未能挽救戊戌變法的失敗。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為保護維新人士盡了最大的努力。

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一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中西大學堂，后合併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山西巡撫岑春煊聘其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總理。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之後他一直往來於太原、上海之間。

李提摩太來華后，最初在山東、山西等地進行傳教活動，將中下層百姓作為傳教對象。李提摩太認為要想“拯救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靈魂”，解放他們“那比婦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必須先“拯救他們的肉體”。1876-1879年，中國北方十多個省遭受了旱災，李提摩太親眼目睹了山東、山西等地的災荒，災區百姓的悲慘境遇震撼著這位“佈道者”的靈魂，更加堅定了他拯救百姓“肉體”的決心。為此，他多方募集資金，積極救助災民，除向中國各地的傳教協會募捐外，他還向英國浸禮會寫信，請求浸禮會撥款，立即“賑濟災民”，“把中國人從飢荒下解救出來，使他們能夠奉守正確的道德準則”。在他的倡議下，倫敦成立了以市長為首的“市長官邸賑災基金會”，兩萬餘兩銀子運到中國災區。另外，李提摩太還積極向中國地方政府建言，進獻救災良策，提出了向糧價低的地方移民，以工代賑等具體的賑災措施。他經常與政府官員和士紳合作發放賑災物資。在李提摩太的倡議下，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親自派人將國外募捐的銀子運到山西，並要求會見李提摩太。也正是與李鴻章的會見，使李提摩太改變了自己的傳教策略，認識到了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決定將傳教的重點轉向官員和學者。

李提摩太力圖通過向官員和學者們作演講，使他們對科學產生興趣，給他們指出“一條利用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進而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避免飢荒再度發生，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於是，李提摩太開始將傳教的重點轉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他和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紀澤、慶親王奕劻、恭親王奕忻等幾乎所有的朝廷大員都保持著接觸，李提摩太還曾做過曾紀澤家的英語家庭教師。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了很多朝廷大員，李鴻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於李提摩太。在與李提摩太的接觸中，李鴻章多次批評頑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態，表達了對西學的認同和要求變革的願望。張之洞在與李提摩太會見時也多次重複李提摩太提到過的一個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並承認中國“必須進行改革”。李提摩太還曾向李鴻章提出過很多政策建議，其中派遣皇室親貴到國外考察、興辦西學後來被清政府採納。在李提摩太做曾紀澤家庭教師時，曾紀澤對李提摩太為中國做的現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讚賞，並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級官員中散發，曾紀澤認為“中國的惟一希望在於教育”。

李提摩太在中國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經常參加中國和列強間的斡旋活動，還參與了山西教案的協商調停工作；另外，李提摩太還熱心於中國教育事業，他創辦了中西大學堂（后與山西大學堂合併，稱西學專齋，現山西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可以說，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學、通訊、國際貿易、賑災、現代學校和專業學院的創設、現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幾乎所有領域參與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對中國晚清政局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積極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李提摩太的局限性，他的所有活動畢竟是在西方列強對中國殖民的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因此經常是表現出“強勢文明”的優越感，其視角也經常是殖民主義的，例如他同李鴻章、張之洞等會見時多次提出“給予某一外國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絕對權力”，“由該國的代表控制中國的鐵路、礦山、工業等各個部門”，這是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觀點。李提摩太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殖民主義的代言人，這也是他的改革方案和倡議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李提摩太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外關係史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他卻有意無意被人們淡忘了，甚至大學歷史專業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希望通過李提摩太回憶錄的翻譯出版，能夠喚起學界對李提摩太的關注。

李氏的宣教方式可以說是“間接佈道”形式。他注重社會服務和賑災。大力賑濟1876年山東的災荒，發賬銀3萬多兩，暫時收養了400多名孤兒。1877年山西又發生嚴重災荒，李氏又募集賬款12萬兩。通過賬災，李氏在官紳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結交了不少政府官員。

李氏更熱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說：“中國朝臣無知乃是無教，中國圖強之要在於教。”曾要求母會等差會在中國18省各設立一高等師範學校，傳授西學給中國官紳等。在1890年，應李鴻章之聘，擔任天津《時報》主筆 藉此提倡中國改革。

李氏後來積極參與西化改革。1892年接任“廣學會”會督，更力爭“開啟皇帝和政治家們的思想”。籍《萬國公報》(周刊)大力向中國推行各種新知。引起清廷的重視。後來更參與維新運動。李氏認為中國富強，不只要重“西藝”更必重“西政”，並以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提出具體改草方案。

45年的時間裡，在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李提摩太救濟災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顧問洋務，鼓吹變法，調停外交，時而幕後，時而台前，不辭辛勞，忙忙碌碌奔走於紅塵深處，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縱橫捭闔，成為清末大變局中的一位風雲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1916年，由於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李提摩太離開中國，回到了闊別45年的故鄉，1919年去世。在最後的兩年多時間裡，他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成為研究近代中國的珍貴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