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於廣西省泗城府西林縣那勞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稱“岑三”，因為人性格多變，敢作敢為，又稱“顛三”，原名岑春澤。岑春煊少年時就讀於泗城（凌雲）雲峰書院，后隨父親岑毓英赴任地讀書。

1879年時，岑毓英考慮到“滇桂僻處邊地，弟子見聞隘陋，無所師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學習。岑春煊因其父恩蔭，很快就由監生加捐主事、簽分工部學習行走。

1881年，他因病請假回家休養，1885年參加廣西鄉試，考中舉人，奉旨到部候差。

1888年，他又報效海軍經費，奉旨以郎中歸本部即補。同年光緒帝大婚，岑春煊充派為辦處幫總辦。由於這是一個實缺，因而他備受矚目。這時他聽從算命先生的話，把名字“春澤”改為“春煊”。

1889年，岑毓英死於雲貴總督任上，岑春煊回廣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維新變法運動中廣西最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桂林聖學會。

1898年夏，陪幼弟岑春蔭進京趕考，在此期間受光緒帝召見，他除了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籲請皇帝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6月11日，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中，先後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8月31日，被擢為廣東布政使。

由於岑春煊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后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方得倖免，改調甘肅布政使。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岑春煊在甘肅聽說后，率2000兵馬星夜兼程趕來“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調到張家口駐紮以備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岑春煊趕來救駕，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慈禧太后則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對他極為信任，授其為陝西巡撫，翌年調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審時度勢，力言“山陝大災之後，萬不能再開戰釁”，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後撤，以示講和誠意，並解決毓賢在任時的教案遺留問題，並預撥銀兩給傳教士，杜絕聯軍進兵口實。後來這筆錢被傳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學。除此之外，岑春煊還聘請日本教員，創辦了山西農林學堂。在山西興辦新式學堂是他主張變法自強的最早實踐。

1902年7月，改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后南行赴任，結果四川哥老會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總督，平定了變亂，並創辦警政，處置了一批貪官污吏。

為平息廣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

1905年，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啟超會晤。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岑春煊非常歡迎。預備立憲上諭剛一頒布，岑春煊便特派親信到上海，寫信給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並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願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12月16日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岑春煊作為該會實

1906年9月，慶、袁一派借口片馬問題非岑春煊解決不可，使朝廷將岑春煊調為雲貴總督。岑春煊沒有赴任，卻前往上海治病，期間各方人士訪談者甚眾，包括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

1907年3月，忽有旨調任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並且不必進京請訓。4月17日，解職出京，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伺機反撲。

1908年冬，慈禧、光緒相繼駕崩，袁世凱亦被罷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靜養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當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9月20日致電內閣，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9月29日，前赴四川時途經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澄詳商，仍堅持前議，瑞澄再三勸告，岑春煊百折不回。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岑春煊未作停留，於次日乘輪離開武昌。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兌現。10月29日，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后，公開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通電要求清廷及袁世凱順應形勢，實行共和。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緊接著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5月，袁世凱讓岑春煊擔任貴州宣慰使，在拒絕袁世凱的同時，又和革命黨人保持一定距離。

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憲派組成的國民公黨成立於上海，岑春煊為名譽總理，后該黨與同盟會等合併組成國民黨，岑春煊當即宣布退出。6月，利用同盟會員福建軍政府民政部長彭壽松行為不檢、遭到福建地方勢力反對之機，應邀入閩任福建宣撫使，驅彭后企圖控制福建未果。

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黃興的粵漢川鐵路督辦職，打算借“護路為名，寄以軍令”，成立兩師聽命於他的軍隊，也因袁世凱作梗而擱淺。3月20日，“宋教仁案”發生，辛亥后表面平靜的政局又劇烈動蕩起來，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結。岑春煊為革命黨人所關注，“西林（岑春煊）勇銳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特讓章士釗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與袁世凱素有積怨，雙方在反袁問題上一拍即合。4月間，孫中山、黃興、汪精衛、李根源、寧調元與岑春煊多次秘密會晤。6月8日與袁世凱公開決裂，堅辭粵漢川鐵路督辦職，並在胡漢民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旗幟鮮明地與南方革命黨人並肩反袁。

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二次革命爆發。16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兩天後，岑春煊抵南京就職。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補行正式選舉手續，全票通過舉岑議案，“凡獨立省分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7月29日，偕李根源、馬君武到達廣州，當即發出勸舊部陸榮廷、龍濟光討袁電，邀約諸人至梧州面籌一切，並允代籌軍餉，被陸、龍拒絕。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廣州召集高級軍事會議，舉行北伐誓死大會。但二次革命的形勢卻急轉直下，7月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龍濟光部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由梧州東下進攻廣州，岑春煊固守不棄，8月4日夜，觀音山已有敵“大炮震撼”，廣州民軍也發生嘩變，岑春煊的北伐計劃未及發動便宣告破滅。他本人也倉促出逃香港，轉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1915年12月，袁世凱決意稱帝，蔡鍔等在雲南掀起護國運動，岑春煊聞變后立即從南洋趕回國內。

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啟超處，與國內的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李烈鈞，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潛，美國的黃興等人保持頻繁聯繫。1月底由張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雲南軍政府代表名義向日本借得一百萬日元和部分槍械彈藥。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廣東肇慶，籌備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肇慶，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5月8日，軍務院幾經醞釀在肇慶如期誕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以反袁為目標的軍務院失去了維繫各派團結的凝聚點，梁啟超建議撤銷軍務院，岑春煊等則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倒袁只是成立軍務院的目的之一，並非全部目的。提出恢復約法和國會兩大問題，6月8日又致電唐繼堯等，明確指出今後新舊約法之爭便成為南方義軍的“生死存亡之點”。這份文件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與6月9日孫中山《規復約法宣言》前後呼應，成為護法運動的先聲。6月16日，岑春煊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臨時約法、總統依法就任、撤軍和召集軍事特別會議四項為撤消軍務院的先決條件。7月14日宣布撤消軍務院，護國運動結束。

1916年10月回桂林掃墓后就返回上海靜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護國運動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長，就不可能輕易擺脫政治。

1917年6月，孫中山在廣州掀起反對段祺瑞的護法運動，西南軍閥極力想把岑春煊作為一桿大旗抬出來和孫中山相對抗，岑春煊發起西南自主各省聯合會。11月，粵桂湘三省組成聯軍北伐，與北洋軍激戰於湖南戰場。戰爭開始不久，岑春煊便對戰事進行秘密調停，一邊與北京的馮國璋、王士珍密商；一邊與南方的直系將領聯絡。

1918年1月15日，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東成立，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5月4日，非常國會推選岑春煊等七人為政務總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廣州。8月21日，被推舉為主席總裁，成了西南軍閥的代理人。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和岑春煊以交戰雙方最高領袖身份發表主和通電。孫中山積極推動的作為護法戰爭主要方向的湘南戰事偃旗息鼓，聲勢浩大的護法戰爭在岑春煊等人的出賣下只剩下陝西等省的局部戰鬥。

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在上海開幕，雖然不久便無果而終，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繼續委派章士釗、劉光烈等人在滬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談判。

1919年6月，在國會中傾向孫中山的“照霞樓議員”提出不信任主席總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辭職。同年8月，孫中山正式宣布與軍政府決裂，並開始綢繆武力討桂計劃。

1920年，岑春煊在對四川的控制、南北議和中各派權益的分配和駐粵滇軍的指揮權等間題上又與唐繼堯完全鬧翻，軍政府更加風雨飄搖。3月24日，唐繼堯將岑春煊秘密與北方議和的內幕文件全部公開，指責此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並邀約國會議員來滇。3月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攜帶款印出走。廣州國會兩院秘書廳也在議長林森指揮下，封存卷宗分批運往香港。軍政府後院起火，岑春煊氣急敗壞地違憲派兵搜查國會，引起輿論大嘩。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三總裁宣告脫離軍政府，軍政府七總裁所剩無幾。8月7日，在滇國會兩院召開聯合會議，通過議員萬鴻圖等人提案，以“毀法誤國”罪一致議決罷免岑春煊軍政府政務總裁的職務。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擲，命令桂軍進攻福建陳炯明軍陣地，粵桂戰爭開始，桂軍兵敗如山倒，岑春煊甚至還收到過裝著炸彈的木匣。

1920年10月23日，通電辭職，離粵赴滬。

1922年，岑春煊與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婦同游蘇州，並買宅作久居計。旋與李根源敘舊，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為《樂齋漫筆》一書。

1932年淞滬抗戰時，岑春煊捐助十九路軍三萬元以支持抗日。

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於上海，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文革時墓被毀。

在晚清官場，流行著“三屠”之說，岑春煊是官屠（或屠官）、張之洞是財屠、袁世凱是人屠。岑春煊以不畏權貴、彈劾貪污和瀆職官吏而著稱，時人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慄失色。”他在戊戌變法期間出任廣東布政使時，就敢跟兩廣總督譚鍾麟叫板，署理四川總督時，曾準備一次彈劾300多名官員，在幕僚力勸下作罷，但也彈劾了40多人。兩廣總督任上，劾罷不法污吏瀆職者1400多位，“上自撫院，下至典史，無皆不有”，官員們皆談“岑”色變。

在他“屠官”的過程中，最矚目的是周榮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粵海關監督，查得海關庫書周榮曜私吞公帑數百萬兩，並與朝中勾結，後為逃避追查，以慶親王奕劻之奧援，被派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國時，彈劾其貪污之罪，周榮曜溜到暹羅，但他的財產被全部沒收。丁未政潮時岑春煊進京彈劾慶親王時，便是舉周榮曜為證。裴景福案則是岑春煊於1903年蒞任廣州后，立即指控南海知縣裴景福貪污24萬銀元，裴景福逃到澳門避難，后雖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無實據，未處死刑，只是發配新疆。據說，裴景福案帶有很強的挾私報復之嫌，因為岑春煊在戊戌變法期間與康有為往來密切，而裴景福曾負責查抄康家，發現了岑春煊與康有為往來的書信，雖然這些書信被全部銷毀，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於死地，故借口反腐而引發此案。

岑春煊認為教育是政治的首務，應首先振興，必須通過教育來開啟民智。他常說，欲雪國恥，要有自強，自強之道，首須培養人才。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廣興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對興辦教育情有獨鍾。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撫，便將興辦學堂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將原山西大學堂和外國人辦的中西大學堂合併為設有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的新的山西大學堂。開創了我國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岑春煊任四川總督，又派翰林學士胡峻赴日考察學務，然後回來主辦四川高等學堂。岑春煊熱衷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在兩廣更加突出。

岑春煊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親岑毓英早年便在家鄉西林縣那勞寨辦了一所“南陽書院”，培養家鄉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職時，還時時挂念南陽書院，給書院送紙張筆墨，圖書資料、後來又出資擴建書院；並反覆叮囑一定要辦好書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遙遠、為幫助本縣學子赴省城參加科考，岑春煊給縣裡捐了兩千兩紋銀作應考基金。在兩廣總督任上，他還親自撥款建起了“泗色中學堂”（今百色中學）。他創設兩廣學務處，作為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先後開辦了兩廣實業學堂、廣東法政學堂、蠶業學堂、農村學堂、兩廣方言學堂（專教外語）。測繪專業學校、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令各州府設立中學堂、各縣設立小學堂。他尤為重視師範教育，先後創立兩廣師範館、譯學館、廣東女子師範、廣西速成師範科，尚德女子師範，兩廣遊學預備科館等。他給朝廷的奏摺云：“辦學以師範為先，而造就師範之師範，尤以優級為本，優級師範學堂是開辦初級師範、中學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兩廣練習所，將全省各縣勸學所所長（教育局長）和縣立小學校長集中到省里培訓。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閑居，仍想著發展教育，他還以父親的謚號在上海創辦了一所“襄勤大學”。

岑春煊晚年口述回憶錄《樂齋漫筆》，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雲》。

岑春煊去世后，其舊交李根源與黃元翰將岑春煊在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期間的電稿、函告和文稿700多篇輯成一集，1994年岑春煊之女岑德美將其公開，翌年由何平、李露校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岑春煊文集》。該文集還包含了《樂齋漫筆》《岑春煊遺言》《岑春煊年譜》等內容，對於研究岑春煊及中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慈禧太后被載漪、剛毅等說動，安撫義和團，對列強宣戰，並詔令各省勤王，但應者寥寥。岑春煊當時是甘肅布政使，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向陝甘總督魏光燾請求進京勤王，隨即帶2000多人開撥北京，自己星夜兼程，於7月24日抵達北京，受到慈禧召見。當時他手下人太少，尚未得到慈禧重視，正逢俄國入侵東三省將清政府攪得焦頭爛額，慈禧乃林岑春煊辦理察哈爾防堵事宜，著折回張家口迎候來兵，即於該處駐紮，備俄人侵入。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倉皇出逃西安，岑春煊聞訊后前去保駕，於南口遇慈禧一行，當時慈禧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看到岑春煊來保駕極為感動，相對痛哭。當晚慈禧住在一間破廟裡，岑春煊侍立廟外，慈禧夢中忽然驚叫，岑春煊則大呼：“臣春煊在此保駕！”岑春煊在慈禧落難之時盡忠竭力地護駕，使慈禧對他十分感激，她哭著對岑春煊說：“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

慈禧一行到了懷來縣，受到知縣吳永之接待，任命吳永為前路糧台督辦，吳永因籌不到糧食，便讓位給岑春煊。岑春煊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不僅通過斬殺潰兵及不法太監來整飭渙散的逃亡隊伍，還逼迫沿途州縣供應糧食，以致天鎮知縣自殺，就這樣保障慈禧一行到了西安。岑春煊與慈禧一路上同舟共濟，知遇日深，經常向慈禧提出自強之建言，而慈禧亦言聽計從。到了西安以後，岑春煊被擢升為陝西巡撫，但他在路上因為耿直已得罪不少王公大臣，他們不願岑春煊留在慈禧身邊，便借口八國聯軍西進、山西告急，將岑春煊支往山西做巡撫。慈禧痛哭送別，並特撥庫銀百萬兩作為其經費。岑春煊這段勤王經歷使他成為晚清政壇上的一顆新星。

岑春煊在清末政界有“不學無術”之口碑，時人稱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關於其“不學”，則是因早年紈絝無賴，放蕩京師，以致返鄉參加科舉時難以應試，遂找人替考，才取得了舉人的功名。關於替岑春煊考試的槍手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桂林前輩廖仲翼在《岑春煊事略》中稱是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銘兄弟代寫試卷，並買通考場人員“買捲入場”行其事的；第二種說法是來自晚清名士劉名譽（岑春煊老師劉玖石的兒子）之後代劉榮華的回憶，他說劉玖石不僅是岑春煊的老師，還是他的老丈人，因此岑春煊考不上會令師門名譽受損，便讓已經是進士的兒子劉名譽替考。

至於其“無術”，一般理解為他行事耿直莽撞，不諳官場之術，以致在丁未政潮中被慶親王、袁世凱擊敗。但歷史學家桑兵通過勾稽岑春煊與保皇會之關係，指出岑春煊之“不學無術”實為誤解，他很有可能是康梁潛伏在朝中的棋子，岑春煊庚子勤王的真實目的可能是配合康梁“擁帝”的計劃，但他審時度勢，最後還是選擇了依附慈禧太后，不過繼續與康梁通款，直到丁未政潮倒台為止。因此，桑兵認為“其實袁世凱固然長於權術，張之洞也是宦術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樣深藏心計，決非單純恃寵。……能在吏治腐敗的清末和政局詭橘的民初宦海弄舟，歷經變動，幾起幾落，而時時躋身於權力鬥爭旋渦的中心，沒有過人的權術，早已傾覆水底。”

1907年丁未政潮，岑春煊本欲與軍機大臣瞿鴻禨聯手扳倒慶親王和袁世凱，不料反被其算計，被逐出京師，外放為兩廣總督。岑春煊並未蒞任，反而是蟄居上海，以窺伺時機。袁世凱派人加緊監視岑春煊，必欲除之而後快。由於岑春煊一向與康、梁過從甚密，袁世凱一派便想從這裡做文章。正好此時革命黨也不願岑春煊去廣東，於是革命黨人陳少白便與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道蔡乃煌合謀（亦有說法稱兩江總督端方為主謀），炮製了一張岑春煊與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時報》館前合影的假照片，由慶親王面呈慈禧太后。對康梁恨之入骨的慈禧看了照片后沉默良久，失望地說：“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我不負彼！可准其退休。”岑春煊得知自己為合成照片所害后，行賄慈禧親信太監李蓮英以求助。李蓮英讓慈禧扮觀世音菩薩，照了張相；自己又扮作韋陀菩薩，有照了張相，最後合稱一張照片，獻給慈禧說：“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相？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慈禧這才怒氣稍解。

孫中山：“岑春煊本舊官僚，見識思想均極愚陋，斷不足維持中國。”

辜鴻銘：“像乃父一樣，岑春煊也是一個厲害角色。他是德國人所謂容克黨的黨員，他的家族也來自蠻荒的仍處在半開化狀態的廣西省，即中國的波美拉尼亞。因此，他跟俾斯麥首相一樣，是一個真正的中國波美拉尼亞的容克。……岑春煊是一個堅強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熱保皇派。他主張對雅各賓黨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處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1848年在談論俾斯麥時所說的那樣，岑春煊在當今中國是個不合時宜的人。目前中國正處在變革時期，需要的是善於妥協與和解的建設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則太過強硬、不屈不撓，因此難當大任。”

王照：“蓋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論是非，專視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夤緣太監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陝，得升陝撫，與袁世凱寵遇不分上下。高歡、宇文泰分道揚鑣，非偶然也。”

徐一士：“春煊勇於任事，時望甚隆，而不免以學養未足、氣質近粗見病。”

胡思敬：“春煊雖好直言，褊急不能容物，政見舛謬與世凱同，而素不和睦。唯李蓮英頗左右之。……其剛可用，其智則黯矣。”

蘇同炳（庄練）：“說到岑春煊，其人大有來歷。他雖然不像瞿鴻禨那樣地具有高尚的出身與清貴華要之仕履，但因他是‘名父’之子的緣故，很早時便因他的鯁直有為而嶄露頭角。所以他在早年雖有紈袴惡少之名，到後來卻儼然是一個‘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樣。與瞿鴻禨相比，瞿穩重而岑魯莽，瞿長於文學而岑嫻于軍旅，瞿文弱而岑勇猛，瞿工於籌畫而岑行事粗率，在性格與行為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若不是為了排斥袁世凱的相同目的，這兩個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為意氣相投的同志。這一層，說起來倒是很有趣的。”

吳相湘：“岑清勁剛直的作風，在晚清腐敗的政風中是很難得的。民國以來，國民黨、進步黨利用其為袁世凱政敵及陸榮廷知己等關係屢與提攜，實在是很難得的機會。可惜他的見識有限，又無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為而卒無可為，終為武人政客所包圍，幾不能自拔。新潮激蕩，舊官僚在過渡時期的作用畢竟有限，由此可見。”

郭衛東則從“資產階級化的傾向”、“愛國情緒佔主調”、“風雲善變”、“時勢‘英雄’”、“基本肯定的歷史地位”五個方面對岑春煊給予正面為主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