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意見

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隨後被關進渣滓洞監獄樓上七室。同室有一位囚犯張國維，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基於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

廣斌要注意搜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任務，作了一個有心人。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在這裡，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王朴、陳然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11·27”大屠殺那天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於看守之機，冒死突圍，三天之後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於活著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後囑託。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為了執行難友們的囑託，羅廣斌每天夜晚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和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到12月25日，即大屠殺后的第28天，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獄中同志們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訓。 1948年由《挺進報》事件帶來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主要是由於幾個主要領導幹部相繼叛變，才造成一度難以遏止的破壞勢頭。叛徒人數很少，只佔被捕人數的5%，但是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報告》著重揭露了幾個叛徒的內心世界和蛻變規律，久遠地警示革命後來人。

《報告》指出：“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戀愛問題、私生活問題，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往往決定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是否忠貞。”個人私生活和革命大節之間往往並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眾多烈士和少數叛徒加以比較，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烈士們都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他們熱愛生活，眷戀親人，喜怒哀樂，有血有肉。江姐的遺書、藍蒂裕的《示兒》詩，以及許許多多烈士的遺書遺言，反映了他們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幾個叛徒的一個共同特點，恰是在這幾個問題上過不了關。獄中同志通過討論還提出“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這裡前半截是指川東地區黨組織在貫徹執行“隱蔽”政策中搞“右”了；後半截是指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搞“左”了。對此，至今在當年親歷的老同志中和黨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這裡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左右搖擺，特別是不要以為越“左”越革命，這一個基本觀點很是難能可貴，有著深遠教育意義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煉；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八，懲辦叛徒特務。

”獄中八條意見”，文字雖然簡單，意義卻很深刻。這雖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但是至今沒有失去光輝。這是獄中同志總結自己的切身體會和慘痛教訓，進行了深沉的思考和認真的總結，才提出來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充滿血淚的字裡行間，有悲憤，有憂慮，有思考，有希望，卻沒有一點頹傷和灰心，充分表現了這群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這是他們在走向刑場前，向黨組織表述的赤膽忠心和殷切希望。這樣的共產黨人的氣概和精神，真是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讀來，依然催人淚 下，令人振奮，發人深思。對我們這些親臨過那時鬥爭的人，特別是擔任過領導工作的人，更有深切的領會。

其中第一、第三、第六條，都是針對當時黨內的確出現過的現象——幾個雖是老革命然而生活開始特殊化（還說不上腐化墮落），喜歡自我吹噓（也說不上製造個人迷信），終至被捕后不久，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下，經受不住生與死的考驗，向敵人屈膝投降，成為叛徒，供出了黨的組織和黨員，使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同志被逮捕，其中絕大多數都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那個魔窟里英勇就義了。許多烈士驚天動地的英勇鬥爭事迹陳列在展覽館里，他們真的無愧於“特種材料做成的”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他們清醒地看到，作為地下黨的領導幹部，只要生活腐化，搞個人迷信，哪怕只是在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上有問題，也可能在嚴峻的鬥爭面前，經受不起考驗，終將成為革命的叛徒。所以他們建議加強黨內教育，特別是革命氣節道德教育，注重實際鍛煉，嚴格組織紀律，實行整黨整風。陳然烈士說：“礦砂經過提煉，才能生出金子”。領導獄中鬥爭的許曉軒烈士的“唯一意見”是：“特別注意黨員的審查教育，防止腐化，絕不容許非黨思想在黨內蔓延”。他們說的字字血淚，都是金石之言。

當國家在民族危亡之際，就是因為有這樣一群英勇奮鬥，不怕犧牲，背負著民族的苦難和人民的希望，集科學理論、崇高理想、堅強黨性和傳統氣節道德於一身，真正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甘灑熱血寫春秋”的革命家。他們以天下為己任，解人民疾苦，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前仆後繼地鬥爭，才帶來今天的新中國。

羅廣斌（1925-1967年）：《紅岩》作者之一，1948年被捕后先後被囚於渣滓洞、白公館。1949年“11·27”大屠殺之際，越獄脫險，隨後為執行難友們的囑託，寫成《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披露了“獄中八條”。

江姐：曾用名江志煒。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大山鋪鎮江家灣的一個農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與彭詠梧結婚，婚後負責中共重慶市委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組織發行工作。1948年，彭詠梧在中共川東臨時委員會委員兼下川東地委副書記任上戰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萬縣被捕。被關押於重慶軍統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仍堅不吐實，1949年11月14日被敵人殺害並毀屍滅跡。同志們習慣稱她江姐，以表敬愛之情。

楊虞裳：重慶銅梁人，黨內化名艾英。1947年任中共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分管開縣和雲陽工作，彭詠梧犧牲后，任川東遊擊縱隊政委，領導了下川東雲陽龍壩暴動和開縣“三二九”運動。1948年6月在開縣被捕，囚於渣滓洞監獄，經受了灌水葫蘆、老虎凳、釘竹籤子、烙鐵等酷刑，腳被弄殘、眼睛幾乎失明，仍堅持獄中鬥爭，是獄中鐵窗詩社的發起人之一。1949年11月14日犧牲於電台嵐埡刑場，時年30歲。

黃顯聲（1896年12月18日—1949年11月27日），漢族，遼寧省岫岩人。在瀋陽打響了抗日第一槍，是東北義勇軍的締造者之一。黃顯聲是東北軍高級將領中最先接受黨的領導者，並於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后被國民政府扣押，1949年11月27日被殺害於重慶白公館監獄。

1992年，時任重慶市委黨史辦副主任的胡康民，交給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一疊資料，就是這份塵封多年的珍貴史料，解開了很多《紅岩》的未解之謎。資料里，有當年白公館、渣滓洞每間牢房關押人員的名單；有當年殉難者名單；有烈士評定的原始資料；還有一些脫險志士寫的書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寫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下稱《報告》）。

報告原件共15頁，包括七個部分，分別是：一、案情發展；二、叛徒群像；三、獄中情形；四、脫險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獄中意見；後來又發現了一份羅廣斌寫的“自我檢討”。這就是“獄中八條”的由來。

“獄中八條”缺失兩部分，厲華說，在羅廣斌的“自我檢討”里，專門記錄了“特務罪行”和“烈士典型”，這應該就是缺失的兩部分。因此判斷“特務罪行”可能當時被公安機關拿去用於抓捕特務，“烈士典型”則可能被歸檔到烈士資格評定的卷宗里了。

“獄中八條”有一個部分寫“叛徒群像”，正是這些叛徒，讓很多革命志士身陷囹圄。川東地下黨有十幾個叛徒，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黨的紀律不以為然。第一個叛徒任達哉，1946年重新恢復黨籍時，沒有如實談出自己在執行黨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時，為獲得生活來源參加軍統情報通訊員的經歷。

劉國定貪戀城市工作，不服從黨組織調到基層工作的命令，被捕后苟且偷生。叛徒塗孝文，面對黨組織被破壞，不執行立即轉移的要求，被特務給逮住。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經對人說，“共產黨員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以身作則的態度是裝出來給群眾看的。”

羅廣斌在報告中記錄了發生在渣滓洞監獄的最大一次獄中鬥爭——追悼會。合川人龍光章是新四軍漢江獨立旅戰士，1946年8月在湖北房縣突圍戰鬥中負傷被俘。1948年12月，龍光章因生病拖了幾個月無人治療，最終死亡。羅廣斌這樣描述：“他死了，牢里空氣很沉重。”獄中發動絕食，要求開追悼會，最後獄方讓了步，買了棺木、火炮。難友寫了很多草紙做的輓聯，扎制了很多黑紗。

渣滓洞監獄還發生過另一次大規模的鬥爭，就是春節聯歡會。難友們在牢房門口貼上用草紙做的春聯。歌樂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參禪”，橫批“極樂世界”。

“革命志士在獄中鬥智斗勇，積累了很多鬥爭經驗。革命者被捕后，並非什麼都不說，也不是打死也不說，關鍵看怎麼說，怎麼能自圓其說而爭取被釋放。應付特務審訊，地下黨採取了“說大不說小”（即說一些最大的領導，敵人無法抓）、“說遠不說近”（當地的絕對不說，說外地很遠的，或說些不著邊際的）、“說死不說活”（只說過去很久，已經犧牲的）的辦法與特務鬥爭。

“烈士典型”里，有雷震、華健、齊亮、苟悅彬、鄧致久……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萬縣縣委書記雷震，1948年6月被捕關押於渣滓洞。黃茂才是渣滓洞被爭取過來的一個看守，也是獄內外黨組織聯絡的一個重要人物。雷震請求他變賣自己的結婚戒指，並買回藥品，為獄中難友治病。1949年10月28日，雷震犧牲於大坪刑場。

苟悅彬是第21兵工廠地下黨組織骨幹人員，當他傳閱《挺進報》時被特務發現。但為了保全黨組織，堅持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最後死於“11·27”大屠殺。

齊亮殉難時年僅27歲，他於1948年與妻子在春熙路雙雙被捕。當特務給他兩條路，“一條是自新，一條是長期監禁”，齊亮回答很乾脆，“我選擇後面一條。”後來，犧牲於電台嵐埡刑場。

血淚囑託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里。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里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后、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麼找得到！那麼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索性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麼能形容得出來呢！”

1949年報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兩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我們邊哭邊喊，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1957年後說起這句話，劉國？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949年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台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后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里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后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岩》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劉國定：叛徒劉國定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冉益智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后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個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台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共黨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楊進興：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干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蔔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徐貴林：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岩》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就當作一般俘虜資遣了。徐貴林偷偷潛回重慶南岸彈子石地區，挑起菜擔子，走背街串小巷賣起菜來。他滿以為在彈子石這樣的偏遠郊區是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但公安機關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並迅速實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慶解放碑前召開千人群眾大會，重慶市軍管會當場宣布了對徐貴林執行槍決的命令。

徐遠舉：現實中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是《紅岩》中的頭號反派人物徐鵬飛，坐鎮指揮了血洗白公館、火燒渣滓洞之後，徐遠舉逃往成都，后又趕到雲南昆明。鎮守雲南的盧漢將軍宣布起義時將徐遠舉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慶。歷史出現戲劇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歲的徐遠舉頭上冒著汗，雙腿打著顫，被送進了白公館。那時，白公館已經由軍統局監獄變成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革命者的監牢里，住進了特務頭子和劊子手。1956年，徐遠舉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積極接受改造，表現很好。1964年，徐遠舉以《血手染紅岩》為題寫下數萬字的材料，詳細交代了自己破壞《挺進報》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逮捕審訊共產黨人，以及製造一系列大屠殺的全過程。1973年，徐遠舉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復興醫院搶救無效病故。

20世紀80年代，重慶市委黨史辦副主任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那時，重慶的黨史研究機構剛剛成立，大批檔案資料原已塵封多年、無人問津。胡康民回憶說：“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以前從沒聽說過這份報告。”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里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按胡康民的說法，他找到了小說《紅岩》的一部“賬本”。

羅廣斌的報告，蠅頭小楷，娟秀工整，滓洞脫險的劉德斌說，“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麼也不告訴我。”1994年，胡康民公開發表文章中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1948年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里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掌十萬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託，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里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託付給羅廣斌。1949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

獄中八條的現實意義在於：警惕官員隊伍中的政治投機者。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們的身上，帶有革命戰爭年代背叛革命信仰的叛徒基因，還繼承了隨時隨地出賣靈魂換得幾兩燒酒的流氓無產者血脈。疾風暴雨的革命年代，易於大浪淘沙，清理變節者。建設時期，相應的汰選寄生蟲機制沒有跟上，致使相當多數量的投機者依附在黨的健康肌體上。

此階層長期被人忽略，是因為他們比“拿槍的敵人”更隱蔽，比“不拿槍的敵人”更狡猾。政治蛀蟲們混進共產黨隊伍，行蠅營狗苟的通姦爛事，阻隔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截留黨給人民的福利，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崇高的聲望。他們精通厚黑術，見風使舵，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不斷根據外界的需要魔術一樣地變幻顏色，有時自己也被假面具搞糊塗了，不知道自己說的哪句話是真，哪句話是假。他們機敏過人，具有超強的感知外部環境能力。他們以實用主義為座右銘，神態專註地關注著任何一個獲取私利、陞官發財的機會，巧妙地利用人際關係，算計著與之交往獲取的利潤得失，決定是賣身投靠還是棄之如敝履。

他們奉行極端自私的市儈哲學。他們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敏銳地將黨的方針政策中的任何一個瑕疵當做謀取私利的絕佳時機。旁門左道，無師自通，欺上瞞下。他們充分利用改革開放“試錯”、“摸石頭”的特點，將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政策或體制縫隙，變成個人投機鑽營的機遇。因怕遭到清算，還賊喊捉賊地恐嚇別人：“反對改革，死路一條!”究竟是懶政還是勤政，積極工作還是消極工作，完全取決於獲取個人私利的多寡。

他們排除異己，是黨內健康力量、勃勃生機的“死對頭”。他們能夠口是心非地背誦為人民服務的詞句，卻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敵視和陷害那些真心愛黨愛國、具有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有時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辯白從來沒有謀取過私利，有時對腐敗現象嘟嘟囔囔表示不滿，他們像食腐動物一樣，靠腐化成分壯大自己。不是為黨和人民分憂解難，而是消費著黨和人民的痛苦。他們坐地分贓當本錢，出賣靈魂以求榮，置忠良於死地，推組織下深淵。他們的肥碩健壯，將導致黨的肌體萎縮無力。

蘇聯改旗易幟，一個重要原因是蘇共龐大組織里寄生了大量蛀蟲。痛定思痛，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體現在與政治寄生蟲作鬥爭是否堅決並有效。政治寄生蟲不能在和風細雨中清理，只有經過一連串的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堅決鬥爭才能擺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