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言五首

第一首詩放言政治上的辨偽。“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首聯二句單刀直入，以反問的句式概括指出：作偽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寧子解佯愚。”頷聯兩句都是用典。臧生奸而詐聖，寧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偽差不多，但性質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愛臧武仲式的假聖人，卻不曉得世間還有寧武子那樣的高賢。“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頸聯兩句都是比喻。草叢間的螢蟲終究不是火；荷葉上的露水也不是珍珠，然而，它們偏能以閃光、晶瑩的外觀炫人，人們又往往為假象所蒙蔽。“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尾聯緊承頸聯螢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偽的方法。這兩句意思相當於諺語所說的：“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詩人提出對比是辨偽的重要方法。當然，如果昏暗到連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識，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據。所以，最後詩人才有“不取”“可憐”的感嘆。這首詩，通篇議論說理，卻不乏味。詩人藉助形象，運用比喻，闡明哲理，把抽象的議論，表現為具體的藝術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聯之中，五次出現反問句，似疑實斷，以問為答，不僅具有咄咄逼人的氣勢，而且充滿咄咄怪事的感嘆。從頭至尾，“何人”“底事”“但愛”“可知”“終非”“豈是”“不取”“何殊”，連珠式的運用疑問、反詰、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蕩著不可遏制的激情，給讀者以骨鯁在喉、一吐為快的感覺。詩人的冤案是由於直言取禍，他的辨偽之說並非泛泛而發的宏論，而是對當時黑暗政治的針砭，是為抒發內心憂憤而做的《離騷》式的吶喊。

第二首主要講禍福得失的轉化。作者以詩言理，闡述了《老子·五十八章》中所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禍福之間的倚伏關係，從而說明壞事可以轉變成好事，好事也可以轉變為壞事，顯示了樸素的矛盾轉化的思想，即樸素的辯證觀點。詩中所講的《塞翁失馬》的故事就是這樣。塞翁的馬失而復還，而且還帶回一匹好馬，這是福；但是後來，其子騎馬又摔壞了腿，福於是變成了禍。其中，這個兒子去騎馬，或是由於事先沒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於他的騎術不高明，摔下馬來，這就是其福轉化為禍的條件。而“馬失應無折足憂”的說法，只講轉化，忽略了轉化的條件，帶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當然，這是詩句，不可能講得那樣細緻，今人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

第三首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詩。“贈君一法決狐疑”，詩一開頭就說要告訴人一個決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鄭重，用了一個“贈”字，強調這個方法的寶貴，說明是經驗之談。這就增強了詩歌的吸引力。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斷的事是很多的，大家當然希望知道是怎樣的一種方法。這個方法“不用鑽龜與祝蓍”。先說不是什麼、不是什麼；是什麼，卻不徑直說出。這就使詩歌更曲折、更有波瀾，產生了如設置懸念的效果。詩的第三、四句才把這個方法委婉地介紹出來：“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要知道事物的真偽優劣只有讓時間去考驗。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比較，事物的本來面目終會呈現出來的。這是從正面說明這個方法的正確性，然後掉轉筆鋒，再從反面說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如果不用這種方法去識別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對周公和王莽的評價，就是例子。周公在鋪佐成王的時期，某些人曾經懷疑他有篡權的野心，但歷史證明他對成王一片赤誠，他忠心耿耿是真，說他篡權則是假。王莽在未代漢時，假裝謙恭，曾經迷惑了一些人。《漢書》本傳說他“爵位愈尊，節操愈謙”；但歷史證明他的“謙恭”是偽，代漢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是一篇的關鍵句。“決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偽。真偽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沒有了。如果過早地下結論，不用時間來考驗，就容易為一時表面現象所蒙蔽，不辨真偽，冤屈好人。詩的意思極為明確，出語卻紆徐委婉。從正面、反面敘說“決狐疑”之“法”，都沒有徑直點破。前者舉出“試玉”“辨材”兩個例子，後者舉出周公、王莽兩個例子，讓讀者思而得之。這些例子，既是論點，又是論據，寓哲理於形象之中，以具體事物表現普遍規律，小中見大，耐人尋思。以七言律詩的形式，表達一種深刻的哲理，令人思之有理，讀之有味。

第四首詩通篇談世事人生的變化。甲第貴宅會破敗了，親人朋友也會死亡；昨天炙手可熱的人家，今朝門可羅雀；浩瀚湯湯的東海也會變為桑田。宇宙一切的一切，都在運動，都在變化。世界就在這運動、變化中發展，前進。人生的富貴也是變化的，所以決不能因為自己的一時顯榮，就自我誇耀，看不起別人。這些反映了作者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對今人正確地認識人生和社會，不無哲理性的啟示。

第五首詩說新陳代謝是宇宙的根本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為榮”，藝術地說明了這一道理。自然界是如此，人生亦概莫例外，有生必有死，所以“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不必強求壽命的長短，人們應該“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厭生”。因為有生有死，才符合世界發展的規律。正確的人生態度是：應當多考慮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為國家民族做出應有的貢獻；果如是，則雖死猶生，沒有遺憾。“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系何情”進一步說明了生死的自然規律，同時也流露出作者的消極情緒。

據序文可知，這組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被貶謫去江州（潯陽）途中。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權貴，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在江陵期間，寫了五首《放言》詩表示自己的心情：“死是老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其一），“兩回左降須知命，數度登朝何處榮”（其五）。過了五年，白居易因上書急請追捕刺殺宰相武元衡的兇手，遭當權者忌恨。當年六月，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時元稹已轉官通州司馬，聞訊后寫下了充滿深情的詩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白居易在貶官途中，風吹浪激，感慨萬千，寫下《放言五首》奉和。

《吹劍錄》：作文援經須對經，史須對史，三代須對三代，漢唐須對漢唐。荊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漢事。……若樂天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則非類矣。

《詩源辨體》：（白樂天七律）如“試玉要燒三日後，辨材須待七年期”，“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為榮”，……“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盡離文字非中道，長往虛空是小乘”等句，亦大入議論。

《唐詩快》：真正千古名言。佛說真經，不過如是。

《瀛奎律髓匯評》：紀昀：俚詞野調。乃以此傳世，實所未喻。

《隨園詩話》：白香山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宋人反其意，曰：“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

其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