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

施米特出生於德國的一個天主教家庭，故鄉是德國西部紹爾（Sauer）州的普萊騰堡（Plettenberg）。他曾在波恩大學、柏林大學任公法學教授。施米特歷經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和二戰后民主德國四“朝”，1985年以97高齡去世，把20世紀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經歷了一番，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1989年柏林牆拆除。

施米特不是一個書齋學者，他關心德國的命運，並一度在政治上十分活躍。了解背景知識的人會提到他與納粹的牽連。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施米特對納粹的態度有一個明確的轉變：1933年前是強烈反對，那時他鄙視希特勒，極力為魏瑪憲法辯護，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主張總統（當時總統為興登堡）實行緊急狀態的決斷權，以防止反對魏瑪共和國的納粹政黨攫取政權。興登堡總統起先採納施米特的意見，決定採取強硬立場，但在最後時刻卻又猶豫起來，最終採取了與希特勒妥協的策略，所以就有了1933年納粹的當權。頗為有趣的是，納粹當權后，施米特立即站到了納粹一邊，並在是年5月1日加入納粹黨。7月，他被召進普魯士議會，並在納粹所控制的法學家協會中佔據最高職位，成為納粹政權的高級法律顧問。期間，他寫了不少鼓吹種族主義、反猶主義的小冊子，並呼籲建立“一種未曾被猶太人污染的德國法學”。但1936年，由於他在戰前的反納粹立場，他被黨衛軍指控為“投機分子”而失去了職務，於是他退出政壇，但他支持納粹的立場不變，直到二戰結束。

二戰結束后，施米特被蘇軍俘獲，后交由美軍處理，他被關押了一年半后，被送到紐倫堡進行審判。施米特對曾審問他的蘇聯人說：“我沾染了納粹的病菌，但並沒有被感染。”施米特對美國人說，他覺得自己遠高於希特勒，是個知識分子中的冒險家，他的行為和理論是希望影響國家社會主義。提到大屠殺，他說：不要忘記，基督教也搞過大屠殺。對這樣一個卓越的公法學家進行審判是何其艱難，最後他被無罪釋放。於是，年近六旬的施米特回到故鄉普萊騰堡，沒有再擔當任何大學教職。他稱他的故鄉是“聖卡齊亞諾（San Casciano）”，顯然是自比隱退後的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是近代政治學的先驅性人物，他在被免去國務委員職位並遭受迫害后，曾隱居於聖卡齊諾亞寫作）。但施米特並不是真正的隱士，而是熱衷於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許多人以朝聖的心態去拜訪施米特。

施米特從1916年開始發表作品（評多伯勒的長篇敘事詩《北極光》），著作等身（書和獨立作品58項，論文近二百篇，去世后留下大量遺稿，有500檔案箱的筆記，有17000封往來書信，迄今尚有許多還沒有整理出版）。不過，施米特最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二戰結束前完成的；二戰後施米特仍然寫作，但主要是為自己作某種政治上的辯護，而且所闡發的議題，大多是舊話重提。

施米特的著作例如：《政治浪漫派》、《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學》、《羅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游擊隊理論》、《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憲法學說》、《憲法的守護者》、《價值的暴政》《陸地與海洋》、《霍布斯國家學說中的利維坦》等等，其中許多已被譯成十幾國文字，在劉小楓等學者的努力，這些著作也大多出了中文譯本。

施米特因其與納粹的一度合作，備受指責，不過，他在《語彙》（1947—1951）中為自己辯護說：“我此生所為，無非是發出經審慎思考和周密設想的無私而善意的警告，可是，被警告的人總以為受到煩人的干擾，到頭來要將我置於死地。”關於施米特的研究，西方很早就有，主要是在歐洲，英美關注施米特要晚得多。在中文世界里，台灣在80年代甚至更早，就有對卡爾·施米特的專門研究，大陸則是最近幾年較多地開始關注施米特。

施米特的政治哲學思想以貫通政治學、法學與神學而聞名，其法學與神學修養較為高深。其秉承一個重要的研究線索：近代以降所有重要的政治概念均是神學概念，而其主要的切入點包括“主權”與“決斷”（《政治的神學》）、“代表”（《羅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正當性”、“合法性”與“最高理由”（《合法性與正當性》）等。主張嚴肅的、由主權者進行的道德決斷，反對廣義的機緣論以及將政治形式等同於美學形式的混淆，反對擱置必需決斷的無限協商幻想，竭力從純粹自由民主化的政治思想中抽身，尋找背後的絕對善惡、決斷與行動能力，並為現代政治體制尋找更豐富的“理由”基礎。但其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框架仍然處於現代性進路之內。

施米特的學說可以概括為“政治法學”，其中提出和發展了不少重要思想，例如“制度性保障”、“實質理由的立法者”、“絕對意義上的憲法”等，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政治哲學和法學界。

已在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中文譯著包括《政治的概念》、《論斷與概念》、《憲法學說》、《政治的浪漫派》等，另有一些著作收入一些文集中，如《施米特與政治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