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良

一九三一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三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即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習，任紅一軍團電台報務員，紅四方面軍電台報務員、電台台長，軍委電台報務員、隊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三局無線電科副科長，八路軍留守兵團通信科科長兼無線電中隊中隊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野戰軍司令部通信科科長，西北軍區通信學校校長，西北軍區司令部通信處副處長、通信處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西南軍區通信處處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通信工程學院（現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院長，雷達工程學院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軍事科學研究室主任，總參謀部通信部副主任。一九六一年晉陞為少將軍銜。

因病於1996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1937年，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紅軍西路軍遭到了馬步芳、馬步青等部的圍追“兜剿”。1937年3月14日，在國民黨軍隊圍困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回陝北向中央報告，其餘的部隊分成3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

此後，西路軍電台隊長劉俊英、機務員劉玉庭、報務員曾慶良以及工作人員黃子坤、馮國壽、陳祖任等奉命帶著電台，隨9軍軍長孫玉清行動。不久，馬家軍的搜山騎兵發現了他們，劉俊英等6名電台工作人員被俘了。

西路軍總部電台管理機務的工程師劉景炎與馬步芳在西寧的電台台長張之俊原來同屬馮玉祥的部下，劉景炎聽說西路軍電台的人員被俘，便給張之俊發來一封電報，說西路軍中有些被俘的無線電通訊人員是自己的學生，念彼此都是同行關係，懇求大力給予營救。

經張之俊請示，馬步芳下令從西路軍被俘人員中查找無線電技術人員。此後，被俘的曾慶良等人被送到馬步芳的西寧電台。

1937年3月上旬，馬步芳接到蔣介石密電：紅軍西路軍余部千餘人，由李先念等率領沿祁連山腹部西進，令馬步芳立即派兵追擊，務必全殲。於是，馬步芳擬了兩個“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一是命令駐紮西寧的馬步鑾旅立即抽調騎兵一個團，由旅參謀長郭全良帶隊，經由都蘭縣方向前往追擊；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騎兵總指揮馬彪立即派主力騎兵星夜就近“圍剿”。這兩個電報譯成密碼后，送到電台報務主任熊維邦手中。熊維邦沒有看內容，就把電報密碼稿交給為他代班的報務員曾慶良，便自己回家逍遙去了。

曾慶良接過電報密碼稿，一看內容大吃一驚，這電報發出去，翻越祁連山的紅軍西路軍余部將遭到馬家軍騎兵主力的追擊，有可能造成滅頂之災。怎麼辦?他抱著犧牲自己的決心，假裝上機發報，按了幾下電鈕做個樣子，而後又將電報密碼稿放回熊維邦辦公桌上，便下班了。

4天之後，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劉呈德部在玉門附近的青山頭與沿祁連山西進的紅軍西路軍接火，立即下令將調往都蘭縣的那個騎兵團撤回，同時想起打電話追問電務處：給馬彪的電報已經發出4天，為什麼不見回電?

電務處是領導電台的，和電台在一個大院內。電務處中校主任趙煥耀接到電話，不敢怠慢，立即去找電台台長張之俊查對。張之俊詢問熊維邦，熊維邦馬上回機房查找，見那封電報密碼稿還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沒有發出，就心急火燎地找來曾慶良：“這封電報你怎麼到現在還沒發?”

“熊主任，機子里聲音嘈雜，干擾太大，我發了幾次都發不出去……”曾慶良輕鬆地解釋著，似乎一點也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哎呀!你給我惹下大禍了!”熊維邦嚇得臉色煞白。

“不要緊吧?要不，我再發一次試試。”曾慶良很歉疚的樣子。

“算了，算了，來不及了。”熊維邦一擺手，就急急忙忙找張之俊解釋去了。

“準是曾慶良他們有意扣下了電報，不發出去。”張之俊說。趙煥耀立即附合說：“肯定是這樣!這是一封命令追擊他們西路軍的電報呀。電報稿雖說是密碼，可都是在明碼的基礎上略加改動編成的，稍有收發報知識的人都能看懂。”

出人意料的是，馬步芳竟沒有追查此事。曾慶良扣壓電報，使李先念等率領的紅軍西路軍余部逃過了一劫。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中央同意將馬步芳所俘紅軍西路軍戰俘東調南京，以備抗日。曾慶良等6人因不能“教化”，也在東調名單之內。他們先被押到蘭州，關進了“臨時感化總隊”受訓感化。一個多月後，他們又被押往西安。途經平涼以東40里的同賢鎮時，在老鄉的幫助和紅軍援西軍的配合下，曾慶良等人順利逃跑，最終回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