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峰

張高峰（1918年12月22日～1989年4月6日），原名張之俊，近代愛國人士，著名記者，天津市寧河縣蘆台鎮人，漢族。

1918年農曆11月20日，張高峰出生在薊運河畔蘆台鎮(今屬天津市寧河縣)。其祖父張信儒是縣中學國 文教師，當地知名書法家。其父張繼曾北京大學畢業后，回母校天津南開中學任理化教師。張高峰7歲喪父，家道中落，母親帶著他和3個妹妹、弟弟投親靠友，艱難度日。家境的貧寒和童年的艱辛，使張高峰自幼感受到了世態炎涼，萌生了改變命運的追求，也培養了他自強自立、敢作敢為的性格,13歲便隻身到天津求學，1933年轉到天津河北中學（后改名民德中學）讀書。初中畢業后，又轉到北站外天津水產專科學校。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天津、北平讀完了初、高中。

天津是華北重鎮，不僅工商業發達，而且文化氛圍濃厚。張高峰因此開闊了眼界，特別是學校圖書館供學生閱讀的各種報紙，深深地吸引了他，成為他每日必讀之物。他感到，做一名新聞記者，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為百姓仗義執言，還可以評點時政，是個令人羨慕而且自由的職業。他開始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寫作能力，並且嘗試著與志趣相同的同學一起辦刊物，儘管入不敷出，最終失敗了，但他作記者的追求卻日益明確了。

1933年，日寇進犯華北。當時的熱河省主席、軍閥湯玉麟竟不放一槍，拱手讓出承德，全國嘩然；湯部倉惶潰退天津，散兵游勇橫行街市，擾民害民。正在天津讀初中的張高峰激於義憤，撰文《可殺的湯玉麟》,發表於天津《中南報》。這是他生平第一篇見諸報端的文章，而且直接抨擊時政，為百姓疾呼。晚年憶及此事，張高峰說:“殺不殺湯玉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第一次通過報紙公開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那年他15歲，從此開始了寫作生涯。

迷戀上新聞工作之後，張高峰轉到文化古都北平求學，課餘便到一家通訊社勤工儉學，刻寫鋼板貼補生活的同時，學習跑採訪、寫稿件。他寫的一篇諷斥當時冀東偽政權漢奸部隊的文章，差點引來殺身之禍。軍方到蘆台抓人，其母四處求告，甚至寧可交出小兒子抵罪，也要保住長子性命。直到鄉紳出面作保，稱“小孩子不懂事，且饒一回”,風波才告平息。其弟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險些為兄抵“罪”的往事，一時成為笑談。

1937年“七七事變”,平津淪陷。張高峰不甘做亡國奴，淚別故鄉親人，投筆從戎，南下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抗敵宣傳隊，隨軍在戰地服務。在著名的台兒庄戰役中，他隨軍冒著炮火工作，同時采寫戰地通訊，投寄鄒韜奮先生，發表於先生主辦的《抗戰》三日刊，並從此建立了聯繫。韜奮先生對青年的關愛扶持和對工作的認真負責，給張高峰很大影響，成為他從事新聞工作的一課，受益終身，並且引為榜樣。1938年2月又參加了台兒庄戰役，采寫戰地通訊，文筆犀利，作品均發表於鄒韜奮在漢口主編的《抗戰》三日刊。後轉赴長沙，加入“國際新聞社”工作。翌年，兼任中國共產黨邵陽《觀察日報》特約記者。他的採訪足跡遍及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各省，還曾北渡黃河到晉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採訪。除采寫新聞通訊外，還創作了新體詩《兒童哨》、《狂流》發表於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考入武漢大學政治系讀書，同時兼任《大公報》特約通訊員。並參加“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校期間，主編《新聞部隊》壁報，從事各種進步活動，后被勒令退學。

1938年10月，張高峰在長沙通過著名愛國人士、社會活動家劉良模結識了著名記者范長江，隨即加入范主持的國際新聞社作特約記者兼湖南《觀察日報》特約記者，同時成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現中國記協前身)早期成員。

1940年，已在武漢大學(時遷四川樂山)讀書的張高峰，課餘堅持新聞實踐，不僅經常向各報投稿，還在校內主辦了“新聞部隊”壁報，舉辦全國報刊展覽。適逢《大公報》招收四川通訊員，他通過投稿自薦，終於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大公報》特約通訊員，並破例獲得“收報人付費新聞電報憑證”。張高峰生前回憶,“大公報用人不問資歷，惟才是舉，合則用，不合則去。我是一個他們連面都不曾見過的青年學生，卻成為大公報第一個有權發新聞專電的通訊員，實際上是大公報唯一的‘以稿計酬’的記者”。《大公報》如此信任，促使他越發認真工作，願意為之爭光。

1942年12月張高峰任《大公報》戰地記者，赴河南採訪。

1943年2月《大公報》發表了他采寫的通訊稿《豫災實錄》（原名《飢餓的河南》），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湯（恩伯）”四災的悲慘情景。觸怒蔣介石，罰《大公報》停刊3日。並以“共產黨首領”的罪名將其逮捕，關押數月，這在當時河南被稱為“張高峰事件”。直到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湯部潰不成軍，他才得以“查無實據”獲釋，經陝西回到重慶，《大公報》專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茶話會，對其發揚正氣、不畏權勢，大膽揭露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給予很高的評價。至此轟動河南的“張高峰事件”就畫上了句號。事後化名張大雷寫成《我是怎樣被捕的》一文，發表於《新華日報》。

1944年秋張高峰再入武漢大學讀書，兼《大公報》通訊員。1945年抗戰勝利后，回重慶任《大公報》記者，負責外交、財政新聞採訪。1946年後調任《大公報》駐天津、北平、瀋陽特派記者，駐東北特派員。他采寫多篇通訊報道，以反對內戰，反美援蔣為主線，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敲響喪鐘。1948年重慶《大公報》連續發表張高峰的3篇通訊：《嚴寒東北》、《乾枯東北》、《跌在槽房裡》。

1949年後，張高峰先後任《大公報》商業組組長、天津記者組組長、華北記者站負責人。后因“左”風泛濫，他被下放到黑龍江安達市，改做商業工作。1963年調回天津，在市工商聯編寫工商史料。“文革”中又被遣送東郊區“五七”幹校勞動，後轉農村插隊。1978年落實政策，才調到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從事文史資料的徵集和編寫工作。曾主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近代人物錄》、《化工先導范旭東》等書。歷任天津市政協第六、七、八屆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寧河縣及蘆台鎮地方史志編修委員會顧問，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

張高峰晚年體弱多病，仍堅持寫作，在海內外發表文章約30萬字，晚年撰寫的大量回憶文字，一是靠他當記者的採訪經歷和善於積累資料，再是他有過人的記憶力。1988年他曾為《天津畫報》創刊號寫了一篇關於勸業場一帶的歷史變遷，題為《郊野·梨棧·勸業場》，竟成最後遺作。1989年4月6日病逝於天津，終年71歲。

張高峰先生一生正直坦蕩，做人如此，做工作也如此。是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這痕迹又與中國報刊史上迄今出版時間最長的《大公報》相聯繫。2002年在《大公報》創刊百年紀念活動中，在許多場合、許多文章中，已經辭世十餘年的張高峰一再被人提起，說得最多的就是他在1942年深入民間採訪，大膽向全國披露了河南大災實情，大公報總編王芸生根據他的通訊《豫災實錄》寫了那篇著名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以及由此引發蔣介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湯恩伯在河南逮捕張高峰等一系列事件。回顧張高峰走上新聞之路，有對事業的熱愛和不懈追求，有反覆曲折的實踐磨礪，有前輩名師的引導培養，也有大公報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諸多因素成就了他的記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