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神鎮

博山地區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期屬於齊國馬徑邑，稱做“弇中”。秦代屬濟北郡嬴縣。西漢至魏晉，北境屬濟南郡般陽縣，東南境屬泰山郡萊蕪縣，南北朝劉宋時屬泰山郡嬴縣。北魏中興元年（公元531年）劃歸般陽縣，屬清河郡齊州，北齊天保二年（公元550年）改屬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屬齊郡淄川縣。唐初改制，設河南道，隸淄州淄川縣，貞觀經五代至宋代歸屬基本未變，這時候的顏神已成為魯中重鎮。金代屬於山東東路淄州淄川縣，稱顏神店。元代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置顏神鎮，屬益都路益都縣。明代屬青州府益都縣。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博山首次設立縣的建制，在原有的顏神鎮基礎上，又把益都縣的孝婦鄉、懷德鄉，淄川縣的大峪等個村莊、萊蕪縣的樂疃等個村莊合併過來，取名於城區東南方的博山，叫做“博山縣”，縣政府就設在顏神。

顏神在金朝的時候，已經和北方相距百里左右的金嶺、張店一道，並稱為淄川縣三大重鎮。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三月，由明代後期文壇領袖、時任分巡青州兵備道副使的王世貞創建的石城工程開工，3個月後竣工，環城一周3里。王世貞撰寫了《建顏神石城碑記》，和明代前七子中居首位的李攀龍所作《顏神鎮石城記》一起鐫立於石城之下。一座“周圍三里”的小城落成，竟有兩位文壇領袖為它撰文，為顏神鎮帶來莫大的榮耀。到清同治初年，又圍繞舊城的東西南三面加築了圍牆，稱為東圩；同時在稅務街、西冶街一帶修建圍牆，稱為西圩。這東西兩圩包括的範圍，構成博山城區的主要部分。

顏神店的得名，與鳳凰山下的孝婦河直接相關。孝婦河最早的名字叫做袁水，後來又改叫瀧水，古籍上也有記為籠水的。酈道元的《水經注》、顧野王的《輿地誌》里，都有關於這條河的記載。至於孝婦河的名字，卻出自一個流傳久遠的神話傳說。說的是齊地孝婦顏文姜年輕守寡后，依然孝敬公婆，精心侍奉，遠道挑來甜水，不以三九嚴寒、盛夏酷暑而中斷。終於感動了上天，將靈泉生於顏文姜室內。兇惡的婆婆見她不再挑水，卻天天有水，心生懷疑，找借口將兒媳打發出門，進顏文姜房間揭去靈泉上的籠蓋，泉水噴涌而出，流成孝婦河。這個故事多年流傳民間，情節越來越具體，連顏文姜的籍貫、她翁姑的姓氏也都有了。

早在唐朝天寶年間，就有人在靈泉上建起一座顏文姜祠，統稱“孝婦廟”。宋神宗熙寧年間，有人更進一步為她續起家譜，說她是孔子大弟子顏回的後代。從此，顏文姜沾了聖裔的光，被朝廷封為“順德夫人”，顏文姜祠也被賜額曰“靈泉廟”。

縱覽古今中外，一個城市的形成與發展，總也離不開水源。靈泉廟一帶湧出的水流，吸引先民們在附近居住下來，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城鎮，並且一步步發展壯大。然而，並不是所有水源充足的地方都能發展成為一座城市。顏神鎮的發展壯大有著更加具體、更加特殊的原因。顏神鎮四面環山，自古地寡土瘠民貧。史料記載，清雍正十二年設立博山縣時，上、中、下、下下四等地共有7.5萬餘畝，其中上、中兩等地只佔17.7%，農業收成滿足不了民眾的口糧，很大一部分需要鄰縣的供給。最早的時候地廣人稀，隨著人口的繁衍，吃飯就越來越成問題。生活在農業社會卻填不飽肚子，顏神人便把目光轉向了農業以外的領域，以尋求維持生活的途徑。於是，顏神人透過瘠薄的土地，發現了地表下的寶藏。那沉睡於地下的煤、鐵、鉛、紅土、陶土、黏土、鋁礬土、焦寶石品種繁多，蘊藏豐富，正可做為農產品不足的重要補充。因為這裡離益都縣治180里，地域偏僻，是封建統治階級鞭長莫及的薄弱環節，才使得久禁開採的礦藏以民營、私營的形式發展起來。

顏神鎮境內的西河、黑山、萬山、山頭、福山、八陡、石炭塢等地，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而且埋藏很淺。幾戶人家聯手，用一架轆轤，數條繩索，三五把鎬，三五盞燈，再有家家戶戶都有的條筐，就可以鑿出兩三米口徑、多米深的煤井，形成源源不斷的產、供、銷一條龍。人口多的，甚至一戶人家就可以挖出煤來。顏神鎮的煤炭不僅換來生活所必須的糧食、布匹，而且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燃料的便利。到清朝前期，顏神鎮的煤炭開採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雛形。出賣勞力藉以為生的貧苦採煤工人，成為付出開礦資金的原始資本家“攻主”的剝削對象。他們的辛勞，為資本家換來了豐厚的利潤。

陶瓷工業在顏神鎮被稱為“窯業”。博山大街、五龍、山頭、北嶺、窯廣、福山、石炭塢等地，是重要陶瓷產地。窯業的發展與煤炭發展最為密切，靠近煤層的黏土是形成陶瓷坯胎的主要原料，煤炭又是陶瓷燒成工序的便捷燃料，二者形成了相互促進、水乳相融的關係。20世紀發現的大街古窯遺址以及北嶺窯神廟殘碑，證明至少在宋代，顏神人已經開始燒制陶瓷，並且已用煤炭燒窯。煤炭用於燒制陶瓷，這無疑是淄博古陶瓷業一次質的飛躍，它促進了瓷質、色澤上的大幅度提高和燒製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由於顏神陶瓷具備價格低廉、質地堅硬、品種齊全等優點，不僅佔據了山東地區的農村市場，而且遠銷黃河流域其他省份和關外，為後來淄博成為中國著名陶瓷產區奠定了基礎。

在陶瓷企業最集中的山頭地區，曾經世代相傳舜王造福人民、合土燒制陶器被奉為窯神的事迹。雖此說無從考證，但早年村北大窯神廟附近的一座小窯神廟內，窯神塑像身後牆壁上繪有一幅“舜王耕田”壁畫，卻是歷代山頭人耳熟能詳的事實。清代山頭窯業發展迅速，窯神崇拜也更加興盛。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山頭各窯主籌集巨資，在小窯神廟旁新建了佔地余畝的大窯神廟。廟坐北朝南，兩側石鼓橫放，鼓面相對；窯神大殿肅穆莊嚴，陶制影壁更是獨具匠心：高米，寬米，方石底座，琉璃瓦蓋頂。影壁前後兩面均用浮雕陶磚砌成，釉面黃褐，技藝精湛。前面雕有三鶴二鹿，叫做“鹿鶴同春”。影壁後面雕有一隻麒麟模樣的怪獸仰首望月，叫做“貪狼望月”，以貪狼腳踏八寶仍不滿足，還妄想得到月亮的傳說，勸喻世人不要貪得無厭。這是淄博歷史上最早的陶瓷壁畫。窯神廟東西三套院間，主體工程窯神大殿殿頂斗拱飛檐，大脊雕刻生動，前檐下方石柱上有一副遒勁有力的對聯：

範金合土，陶鑄五行補造化；

食德飲和，俎豆千載拜冕旒。

大殿三間相通，除正門外東西另有邊門。殿內神台正中是頭戴冕旒的窯神，火神、風神、山神、土地分列兩側。東牆上繪《窯王出巡》，西牆上繪《窯王進京》，後壁是條屏式山水、人物壁畫四幅。爐神廟中院為三面屋、一面牆；後院狹窄，有三間大廳房，叫做“觀廳”。打開觀廳後壁上的高扇木窗，正對石戲台。石戲台為高台尖頂亭式建築，底座以方石砌成，台高1.5米左右，台前場地寬闊，可容納千餘人看戲。依附爐神廟興起的廟會，日期是每年的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屆時四村八庄民眾紛至沓來，廟內香火旺盛，窯主贈匾頌神，石戲台連唱大戲，十分熱鬧。到光緒年間，山頭人范成祥、后峪人劉在英等一批能工巧匠，應邀對窯神廟內外修飾一新。民國初年窯神廟中、後院辦過私塾學堂。解放初期，山頭窯業工會在這裡辦過識字班。20世紀50年代末，窯神廟還作過博山陶瓷廠保健站住所，70年代在廠區改造中全部拆除。

琉璃是顏神鎮除煤炭、陶瓷外的第三大產業，產品叫做料貨，從事燒制琉璃業的人被稱為爐匠。大約從元末明初起，琉璃業開始興起。琉璃的主要原料是馬牙石、紫石，顏神鎮境內有岱庄蟠龍山、岳家莊東南山、東石馬南山和岳陽山、黑山多處生產，並且原料色澤豐富，為製作五彩繽紛的料器創造了條件。琉璃屬於裝飾品的範疇，社會需求量明顯少於陶瓷。生產作坊大多在西冶街一帶，產品有珠子、珠簾、屏風、棋子、枕頂、燈壺、燈蓋、燈罩煙嘴、鼻煙壺及各類玩具、零星器物，品種繁多，琳琅滿目。顏神鎮由此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琉璃產地。年代初期，在博山大街興建百貨樓的工地上發現一處古琉璃作坊遺址，在400平方米的地槽中，有大型爐址一座，小型爐址21座，爐與爐之間的距離近的只有一米。這樣數量眾多、排列密集的爐群，即使在近代的琉璃作坊中也不多見。專家依據現場地層和出土的元代瓷器窖藏、明代洪武銅錢，認定這一遺址的年代應在元末明初。遺址中出土了簪、笄、扣、環、圓珠、瑤珠等標本，顏色有紅、黃、藍、綠、白、黑、茶晶、乳白等，非常絢麗多彩，早期的裝飾手法在600多年前已初露端倪。比如白色笄的頂部蘸上紅、藍、綠色斑點，這是近代“蘸花”的先驅。瑤珠的形狀猶如一隻螺栓，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特別是瑤族衣帽上的特需飾物。清初博山人孫廷銓曾在《顏山雜記》中記載博山琉璃銷售“南至百粵”，瑤珠的出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如今，博山公園路小學西北的一處高埠上，還有一座爐神廟遺址，廟院為正方形，長寬約10米，廟門為聯攏式建築，正院有前出廈的大殿間，上面覆蓋著琉璃瓦和五脊六獸，殿內雕樑畫棟，上面的金碧繪畫依稀可辨。這座始建於明代的爐神廟，近年以來一直作為博山琉璃業的象徵，它的興衰反映了琉璃業的枯榮。明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在博山琉璃業已有很大規模的情況下，由爐行中人徐應元首發倡議，並且徵得爐行著名士紳孫延壽的支持，集資創建了這座爐神廟。初建時規模很小，只有間殿堂，供奉女媧，以女媧煉五彩石補天，琉璃業也煉五彩石為業之意，把女媧認做爐行的祖師，廟名為“祖師爐神廟”。萬曆四十六年，以孫延壽、房宗義、徐應元人結成“爐行醮會”規定每年三月初三為祭祀祖師的日子。這一天全行業停產搞紀念活動，爐工們可以在爐神廟中飲酒作樂，歡度節日，各類商販也都往這裡彙集，逐漸形成了博山地區的三月三爐神廟會。後來爐神廟年久失修，加上博山富戶蔣、錢二家在附近建起一座規模很大的洪覺寺，愈顯爐神廟之破敗。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李元和、姚克章等人出面籌集資金，對爐神廟進行修葺，更名“女媧宮”。此後琉璃業日漸興盛，香火叢集，女媧宮又顯得狹窄。道光四年，在京城做官的博山人蔣天鈞、蔣天珍兄弟獻出女媧宮后的一塊宅基地，作為拓展用地；石經、李鼎鍾、姚潭等人倡導、籌集白銀2000餘兩，用5年工夫實施擴建工程，更名“爐神廟”。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爐行再次修葺爐神廟，並且在廟南隅修築高堰，在上面建造一亭，後世稱為“團瓢”。此亭位於博山制高點，登亭可俯瞰博山城，萬千風景盡收眼底。可惜此亭已經被拆除。至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捻軍攻入博山，爐神廟受到一定的損害，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又一次重修，並加塑一座火帝神像，反映了“熔煉之功莫大於火”、“火帝之功不可不報”的爐行思想觀念。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臘月，爐神廟又成了維繫內部團結、體現集體意志的重要場所。爐行公眾上千人痛打候補道員趙爾萃，搗毀了企圖壟斷爐行的“琉璃公司”。事發之前，爐行領袖在爐神廟鳴鑼聚眾，事發之後又在爐神廟內多次開會，商量對策。在這一事件中，青州知府馮如騤站在爐行一邊，為他們仗義執言，事後爐工們把爐神廟北廳闢為馮如騤的生祠，四時香火不斷。民國以後，爐神廟曾經闢為學校，後為“爐業公所”，廟中住著一位法號“大惠”的和尚，常有社會上層人物和富戶到這裡聚飲。爐神廟會在這一時期分為大爐、小爐，三月三仍然是大爐業主的廟會，而經營小爐的貧苦爐工的廟會被改成了二月初二。解放后爐神廟裡住過華東印刷廠、淄博工人報社等機關，並一度成為博山公園路小學的校舍，於八十年代末期恢復成爐神廟，近期復重新修繕，建成琉璃園。

煤炭、陶瓷、琉璃三大行業的發展，帶動了顏神鎮商業的迅速發展。康熙初年《顏神鎮志》和乾隆年間《博山縣誌》，多處記載了境內繁華的商業活動。顏神鎮由此一躍成為方圓數百里的商貿中心，又進一步推動了農產品的商品化。人們以窯、爐產品換來了豐富的物資，商品經濟的發展終於換來了一方富庶。世紀初出版的《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對顏神鎮的居民結構作過估計，認為這裡每礦需要工人百名至數百名，總數有餘人。城區陶瓷、琉璃業工人總數7300餘人。男女都能自給自足，沒有職業的人極少。還記載城區有銀號10家，酒店60家，藥材行4家，炭業行40餘家，其他飯館和零星銷售點為數甚多

顏神鎮經濟蓬勃興起，引起輿地學家和諸多文人學士的的關注。顧祖禹在《讀史方輿記要》中說，顏神鎮適宜陶瓷生產，又出產鉛和煤，人口稠密，商旅接踵而至，政府還在這裡設了巡司和課稅局。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錄了顏神鎮7處鉛礦的分佈和守衛情況。王士禛《香祖筆記》記下了顏神鎮多煤礦，引四方商販群聚於此的場面。而李攀龍更進一步把顏神鎮稱做“淄、萊、新、沂之間一都會”。

《顏神鎮志》

《顏神鎮志》的歷史地位

《顏神鎮志》是中國最早期的鎮志。青州府通判趙良璧在鎮志敘中講，“鎮之有志，自顏神始也”，以為顏神鎮志開創了鎮一級志書的先河。但據曹振武先生《鄉鎮村志芻議》（見《史志研究》2003年4期）中講，江蘇泰州的《西溪鎮志》成書於明末，而青州府的《顏神鎮志》創修於清初，至少不是最早。但顏神鎮志流傳很廣，對後期的鎮志編修影響較大。

《顏神鎮志》是山東三部古鎮志之一。山東省擁有眾多古鎮，但只有顏神、景芝、張秋有古鎮志，因此，三鎮被有的史家稱為“山東三大古鎮”。

《顏神鎮志》是博山的第一本志書。我們的歷史傳統是國家編史，府州縣修志，鄉鎮村志很少而且出現很晚。博山建縣較晚，到了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才由益都縣的顏神鎮升設為縣（另划入淄川17村、萊蕪7村），因而博山在志乘編撰方面起步也晚，留下的志書不多。建縣前的博山地域或屬青州府益都縣，或屬淄川縣，清朝初年及以前的歷史情況只能在青州的府郡志、益都縣誌和淄川的縣誌中有些零星記載。幸虧顏神鎮很早就擁有了一批優秀的文人，並籌劃地域志書的編撰，因而在建縣六七十年前就有了《顏神鎮志》和具有志書特徵的《顏山雜記》，使得博山歷史記載向上溯及了百多年，使得我們對清初以及明朝的博山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顏神鎮志》的編撰出版過程

《博山區志》將《顏山雜記》列為博山第一本志書，是根據顏山雜記正式刊印比顏神鎮志要早四年，雜記刊印於1666年，鎮志則刊印於1670年。但鎮志的編撰和在顏神鎮的流行都比雜記要早，這在過去是不爭的事實。《博山縣誌》序中對博山志書編撰的脈絡說得很清楚：“故相文定孫公，謝政在里，著《顏山雜記》。……先是青州別駕葉公先登，偕鎮鄉貢士張公聯翼，創修《顏神鎮志》一書，其文詳博精核，艷稱於時。孫與張，甥舅也。雜記之作，實緣起於此。”此處講明了兩點，一是鎮志“先”於雜記，二是孫廷銓作雜記“緣起於”鎮志，為了說明這點，還專門提到孫廷銓與張聯翼是外甥和舅舅的關係，而實際上孫廷銓在著述顏山雜記的時候，也參與了鎮志的審訂。

孫廷銓“謝政在里”是1664年，時年52歲，雙親健在，他“所居在山中，卻掃謝賓客，焚香著書”，撰寫了顏山雜記。而顏神鎮志的正式編撰是1661年，是青州府通判葉先登到了顏神鎮以後。趙執信在《原山考》中講，“康熙初年，閩人葉先登自史官屢謫，為青州通判，分隸來鎮，有里中老書生二三人共為鎮志。”趙執信對鎮志編撰過程很熟悉，因為這二三老書生中就有他的蒙師，大概是太熟的緣故吧，趙執信沒有細查年代，《原山考》主要是批評了前人考證不嚴密，在這他也犯了小錯，葉先登不是康熙初年，而是順治十七年冬來到顏神鎮，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上任後主持編修鎮志。

從顏神鎮志幾篇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編修鎮志的前後經過。首先是顏神鎮人張聯翼，他1659年由河南伊陽縣令卸任后，於1660年春天回鄉，“順治庚子春，余解綬歸里，謀之諸薦紳先生及諸鄉耆高明”，編志事得到大家認可后，“因搜討見聞，以俟篆修總裁者”，因為志書的編撰是要當地官員出面牽頭的，孫廷銓編顏山雜記只能稱為“記”而不是“志”，也是如此。

1660年冬，葉先登來到顏神鎮，隨後張聯翼和趙進美拿著志書的草稿找到葉先登，這次見面葉先登和張聯翼在鎮志序中都有描述，葉先登講，“今夫鎮星躔虛危，疆界齊魯，風雨陵谷……，此鎮先生張令尹、趙侍御所以毅然有作而殷殷於此焉。……二先生藕以為余志當有不屑於此者，余則曰不然。易不云乎，唯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惟不出位，然後能通。夫鎮則余之位也，余舍此烏乎志。然不知而作，又所不敢，無已則因二先生之作以為作，因二先生之志以為志，是即余之作也。”葉先登原就是京城的史官，張令尹是張聯翼，趙侍御是趙進美，三人應該說是一拍即合。按曹振武先生《鄉鎮村志芻議》的說法，鎮志正式編修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比顏山雜記早了三年。這時孫廷銓也在顏神鎮，順治皇帝駕崩之後，康熙即位之初，孫廷銓“急告歸”在鄉一年，很快又回到京城。

康熙三年（1664年）春，葉先登離任，這年冬天，張聯翼為鎮志作序，最後講，“援筆脫草，徐謀付剞劂”。志書編好了，但沒有刊印，因為葉先登走了。之後繼任的通判於履雲對鎮志不感興趣。又兩年，趙良璧繼任通判，來到顏神鎮，他為鎮志做了最後貢獻，出資刊印。他在志敘中寫道，“余讀諸鄉先生列敘於前，匠石尚懸工於後，九仞一簣。會萊守張堂公、臨淄楊令尹問鎮志於予，余承乏其間，何敢以不敏辭，因割俸金，進匠石以問之。”這時《顏神鎮志》雖然沒有刊印，但已名聲在外了，康熙九年（1670年），顏神鎮志刊行問世。

《顏神鎮志》編撰之初，孫廷銓是否參與其中，沒有見到相關記錄，但該書最後刊印前的審定是孫廷銓和張聯箕兩人。從時間上看，顏神鎮志定稿之後孫廷銓才開始著述《顏山雜記》的，他舅舅編修的鎮志自然會影響到他，為避免重複，雜記更多的側重於經濟方面，留下了很多寶貴資料，後人在雜記其中抽出一部分編成《琉璃志》。半個世紀后，趙執信學生仲昰保編撰《博山志略稿》（未刊印），他幾乎

走遍了博山的山山水水，其志稿的山川篇內容非常詳實。到編撰《博山縣誌》時（1753年刊印），鎮志、雜記、志略稿成為主要資料，細翻博山縣誌你會看到，鎮志之後到博山建縣六十三年間的資料很多空缺，連趙良璧之後的通判人名錄都沒有，由此也可感到顏神鎮志和顏山雜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