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沃爾福威茨
保羅·沃爾福威茨
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1943年12月22日生於美國紐約市，1965年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1967年與1972年先後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政治學哲學博士學位。他上世紀70年代初在耶魯大學當過講師和助理教授。
保羅·沃爾福威茨
紀末，沃福威茨駐印尼亞。卸，沃福威茨防負責決策副，始擔約翰·霍普級際題研究院院。
沃福威茨防副。布政府“鷹派”核，政策決策。
2005年3月16日，布希總統提名沃爾福威茨接替沃爾芬森任世界銀行新行長，立即遭到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批評。面對外界的質疑與反對，沃爾福威茨並不一味迴避。他在接受媒體採訪和會見世界銀行董事時均表示，如果提名獲得認可，他“肯定不會把美國的日程表強加給世界銀行”，並承諾“將充滿熱誠地”投入發展和消除貧困的事業。
美國對世界銀行的重要決策擁有很強的影響力，美國總統提名的行長人選通常能獲得批准。3月31日，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批准由沃爾福威茨出任世界銀行新任行長，同年6月1日沃爾福威茨正式任職。
保羅·沃爾福威茨
1961年，沃爾福威茨獲得康乃爾大學全額獎學金，他“子承父業”主修數學和化學。然而，保守的政治學家艾倫·布魯姆1963年也來到康乃爾大學擔任導師。他強調政治制度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性，對沃氏的政治觀點產生了重大影響。那年，他在華盛頓參加了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為工作和自由的大遊行。在國外約翰·赫講授的廣島事件再次深深感動他。這最終導致他轉向政治學，因為他認為學習政治，他可以防止核戰爭。1965年他獲得數學和化學學士學位，然後前往國會預算局擔任管理實習生。由於對政治依然不能釋懷，於是他不顧父親反對，去芝加哥大學學習政治。1972年他從那裡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素有“新保守主義思維溫床”之稱。在攻讀政治學博士期間，沃爾福威茨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政治老師、新保守主義的“開山鼻祖”里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芝大強硬保守戰略思想之父艾伯特·沃爾斯特得(Albert Wohlstetter)。
1970年至1973年，沃爾福威茨曾在耶魯大學任講師和助理教授。但他不會讓自己的思想僅僅停留於三尺講台，1973年，沃氏毅然離開耶魯來到華盛頓，任職於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開始了其從政生涯。在這裡，先後任署長特別助理、助理署長幫辦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特別助理等要職。1977年美國前總統卡特執政期間，為了擴大自己軍事方面的經驗，沃爾福威茨轉移到五角大樓，因為沃爾福威茨認為“防止核戰爭最重要的是阻止常規戰爭。”當時還是一名年輕的國防工作“新手”的沃氏就曾召集保守派反對與當時的蘇聯緩和關係。進入政壇早期，他就以敏捷的思維和精確的分析能力深受白宮賞識。他不僅有著過人的智慧，更常常一天工作18個小時。
隨後，沃爾福威茨出任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副部長，並從1986年3月起里根政府時期任美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印尼人把沃爾福威茨稱為“最受歡迎的”和“最有效的”大使。卸任后，他從1989年到1993年2月，在現任副總統切尼當時任部長的國防部任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1994年起，沃氏一直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院長。1997年，他成為保守的美國新世紀工程(PNAC)的領導人物。第二年，PNAC成員在“致柯林頓總統的一封建議書”中，表示應該對伊拉克和其他“潛在侵略性國家”採取新外交政策，主張以強制打擊政策取代牽制政策；提倡用武力減少以伊拉克為首的邪惡國家的威脅。到2001年2月沃氏再次被提名為國防部副部長，成為美國五角大樓的2號人物。此時的他深感現在是“美國改造世界的歷史時刻已經到來了”。沃氏在“9·11”事件及隨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相應政策的制定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國防部副部長。
沃爾福威茨是著名的“鷹派”人物。沃爾福威茨認為，美國應該利用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促進他國變革。從政后，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美國必須為遙遠的、最不可能的和罕見的事情做好準備，因為它們遲早會發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長期以來，沃氏一直是“單邊主義”的鼓吹者，宣稱一定要防止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在區域性或者全球事務中起主導作用，對日本也不能掉以輕心。他在早年就曾警告政府當心來自蘇聯的核威脅，而在蘇聯最終解體后，他和朋友認為這是按照美國口味改變世界的絕無僅有的機會。沃氏一幫人在1992年春撰寫了戰略文件《防衛計劃指導原則》，詳細闡述了美國在這個新世界中的定位：作為核心、守衛者和復仇者。他們還指出，不管扮演何種角色，美國都應是單邊主義國家。在為保守的《國家利益》雜誌提供的評論中他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將受到保護，敵人將受到懲罰。那些拒絕支持我們的人將為他們的做法而後悔。”他認為那些製造導彈、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國家，即使不對美國構成威脅也要打掉他們。由於學者背景及“軍事戰略家”的身份，沃氏被看做是“最具頭腦的鷹派人物”。沃氏在所謂的新保守派中起著戰略理論家與各部門決策者間的聯繫紐帶作用。因此，儘管他從未擔當過一把手，卻是華盛頓公認的“最有影響力的幕僚之一”。英國《經濟學人》甚至認為，僅僅“鷹派”已不足以描述這位強硬派人物，稱他為“迅猛龍”( velociraptor，恐龍的一種)更為合適。沃氏的思想和政策觀點深刻影響了布希總統，他策劃推出的先發制人、單邊主義的布希主義，極大地改變了全球政治生態。
早在1979年，沃爾福威茨便成功地預見了伊拉克可能將入侵科威特並威脅沙烏地阿拉伯。他指出：“伊拉克在波斯灣地區軍事上卓越”，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發展勢態”，因為它的“激進的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反西方的態度”、“對蘇聯軍售的依賴”和其“挑起與當地其他國家的事端的意願”。他結論是:“伊拉克絕對的權力會造成目前當地溫和政權遷就它”，“伊拉克可能在未來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對付諸如科威特或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為了對抗這些威脅，他認為美國必須“能夠保衛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和我們自己的利益，反對伊拉克入侵或炫耀武力”，這樣美國就必須明確其“能力和承諾，以平衡伊拉克的力量”，這就要求“提高美國力量的可見性。”就這樣，伊拉克問題在沃氏的生涯中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出現。12年後，美軍在海灣地區的“沙漠風暴”行動證實了他的預見。
海灣戰爭時期，國防部副部長的他為戰爭籌集了500億美元的戰爭資金。在當時，他曾強烈反對讓薩達姆繼續掌權，但老布希拒絕了他的建議。柯林頓政府時期，沃氏又遊說美國政府為伊拉克流亡者支持的伊游擊武裝提供武器、訓練和空中掩護，同樣遭到拒絕。作為精通國際事務的專家，沃氏可能是對“9·11”事件最不感到意外的美國人。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和政府中的其他人聲稱，把伊拉克納入議事日程為時尚早。而他卻認為，伊拉克位於威脅的中心。為此，正是“9·11”事件成就了他——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國防部副部長，此時的他可為此花費了20多年的心血！
為達到目的而採取軍事打擊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必須從根上抓住威脅自身安全的事物。就是這種堅定信念始終推動著他。為此在入侵前，沃氏絞盡腦汁地想出了一個將伊拉克戰爭推銷給所有有疑慮的政府人員以及普通民眾的計劃。正如他後來所澄清說的那樣:“由於官僚原因，我們決定把問題焦點集中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上，因為這正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由。”本來找到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工作及提供攻擊理由會落到情報機構的頭上，但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相信，“如讓現有安全機構發揮作用，他們會太官僚和思想太傳統。因此他們索性成立了後來一個八、九個分析家在美國國防部新組成的“特別計劃辦公室”（OSP，即Office of Special Plans，以下簡稱“特辦”）。他們在華盛頓被稱為“密謀集團”（cabal），甚至直接被稱作“沃爾福威茨密謀”。據一份五角大樓不具名資料顯示，該辦公室的目的設立是為沃氏和他的上司——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找到可以真實證明薩達姆與基地組織關係密切，而且伊拉克擁有巨大的化學、生物軍火庫，甚至可能擁有威脅本地區，且可能威脅美國的核武器的證據。
在沃氏強勢主導下，幾個月內成立的“特辦”最終擊敗了中央情報局（CIA）和五角大樓的國防情報局（DIA）。“特辦”依賴其他情報機構的數據收集以及伊拉克國民大會（Iraqi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艾哈邁德沙拉比為首的流亡集團提供的資料。而中央情報局早在90年代中期就質疑對沙拉比的可靠性並已停止了資助。由於當局與薩達姆衝突加劇，在“特辦”的主持下，沙拉比在五角大樓內部密室受到歡迎，沃氏看到沒有任何能挑戰沙拉比的信息。儘管“特辦”的行動已導致了布希政府“操縱情報”，以影響國會授權使用的《戰爭權力法》的指責。但這樣的論據仍然奏效。當局持續不斷地將焦點集中在海珊政權長期參與國際恐怖組織和捲入目前在伊拉克佔據優勢的扎卡維基地組織。這樣就為攻擊伊拉克編織了一個“充足的”借口。
沃爾福威茨設想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策略是“使用空中支援，並佔領了伊拉克南部的地面部隊，建立一個由艾哈邁德·沙拉比的伊拉克國民大會領導的新政府。伊拉克戰爭於2003年3月19日開始后，沃氏自信地告訴美國國會：這項行動將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部隊部署，因為在伊拉克“炫耀任何反抗薩達姆的武力會立即引發叛亂的迅速擴大，財政支出也將保持在低水平。根據這項計劃，美軍將控制在南部地區、巴士拉附近的油田，然後出售石油以資助反對派。他堅信伊拉克人“會把我們當作解放者來歡迎。”
儘管戰前美國陸軍參謀長埃里克·新關（Eric K. Shinseki）將軍在國會作證時，曾估計伊拉克戰後維和任務將需要“數十萬”美軍部隊。可新關將軍作證兩天後，沃氏於2003年2月27日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說: 已有不少的評論，有些很古怪。比如說什麼戰後伊拉克可能需要數十萬美軍提供穩定。反駁了新關的估計，數字太高了。他說很難想象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提供穩定的軍力數量會超過戰爭本身及抓獲薩達姆軍隊和安全部隊的兵力人數。對此頗具諷刺的是，2003年10月26日，在伊拉克巴格達，住在拉希德飯店的沃爾福威茨險遭攻擊，當時有6枚火箭墜落在他樓下的房間，炸飛了的窗戶和門框。一名陸軍中校被炸死，17士兵受傷。沃氏和他的國防部工作人員死裡逃生，兩天後返回美國。
隨著伊戰進入膠著狀態，伊拉克陷入無止境的衝突之中，白宮倍受壓力。隨著伊拉克局勢惡化，沃爾福威茨在五角大樓的仕途也走到終點，無望升職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顧問。為了避避風頭，布希總統只好讓沃氏換個工作到世行。然而“伊戰設計師”的稱號一直跟隨著沃爾福威茨。
2005年3月，沃爾福威茨被布希總統提名出任世行行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在諸多金融界業內人士眼裡，這顯然是讓“外行指導內行”。更有一些歐盟官員認為，讓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來擔任以“扶危濟困”為宗旨的世行領導人很不合適。有人甚至說，這個提名是往歐盟“臉上打了一巴掌”。世行員工協會調查顯示，92%的世行職員反對沃氏出任這個職位。在他獲得任命的當天，包括“全球公平動員”和“美國國際行為援助”在內的諸多國際援助組織和群體的成員在世界銀行總部集會抗議。英國的《金融時報》甚至質疑他的資格，稱他只有微乎其微的經濟或金融專門知識。所有這些預示著沃氏的世行之旅將充滿“艱難和險阻”。
為了化解批評，沃爾福威茨在當選前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打電話給為幫助世界貧困人口而一直搖旗吶喊的愛爾蘭搖滾明星博諾；獲提名的十多天時間內，沃氏馬不停蹄地穿梭於世行執行董事會裡的發展中國家執行董事和歐洲國家執行董事之間。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他特彆強調說：“在與我溝通之後，他們會了解，我不是一個單邊主義者。”果然，經過他的努力，歐洲國家，特別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德法等國並沒有對沃氏的上任“製造麻煩”。2005年6月1日，沃氏在一片質疑聲中終於登上世行行長的寶座。
就任世行行長后，沃氏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呼籲發達國家減免債務，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援助。他更是把五角大樓中雷厲風行的軍事作風運用到世行反腐行動中，他將政府是否清廉作為援助的先決條件。他決定用中止或延緩貸款、契約和債務減免的方法懲罰一些國家的腐敗行為。比如，出於對剛果國有石油公司的審計結果的不滿，以及對剛果總統去年9月參加聯合國大會時在紐約讓人眼跳的酒店花費感到憤慨，他毅然中止了世行與剛果的債務減免談判。同時，他所進行的調查項目還包括孟加拉公路修建投標中的腐敗現象、肯亞高官因涉嫌某個工程的弊案而辭職等。而將反腐運動推到高潮的是他去年凍結了為印度婦幼健康撥款的8億美元，以回應此項目部分款項被該國官員挪用的醜聞。
反腐運動為他招來了不少罵名，但讓他遭遇職業生涯滑鐵盧的則是“女友門”事件。現年64歲的沃爾福威茨1968年和妻子克萊爾結婚，但自2001年開始分居。早在沃氏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前，他的現任女友沙哈·麗扎（Shaha Ali Riza）就已在世行工作了7年。沃氏出任行長時，他與53歲的麗莎的關係也已有3年多。麗扎此時擔任世行中東和北非辦公室聯絡顧問一職，年薪近13.2萬美元（約人民幣102萬元）。
按照原來世行規定，她不直接在沃氏手下工作，並不算“利益衝突”違規。沃氏在接受行長提名第二天，即通過律師通知世行他與員工麗扎事先已存在戀愛關係。沃氏主動提出規避，即取消他本人在所有涉及其女友人事問題上的決定權。但此提議被道德委員會拒絕，卻裁定麗扎必須徹底從世行借調出去，並放棄已進入最終升遷名單的機會。最後的決定是將她外派美國國務院5年，其薪酬繼續由世行發放。當然，外派本不是他們的意願，而是世行超過常規的額外強制要求。作為補償，道德委員會決定給麗扎加薪。由於作為補償的加薪幅度尚無先例可循。身為行長的沃氏在徵詢世行有關人員時，回答是他可以看情況決定。按照世行一般提升工資的規定，最高是加2萬多美元。於是沃氏先後給麗扎兩次加薪加了4萬多美元，收入一下躍升至19.36萬美元（近人民幣150萬元），超過了美國務卿賴斯的收入。
事件曝光后，雖然沃氏的任命者、美國總統布希仍公開力挺，但反對他繼續留任的呼聲則排山倒海而來。世行工會4月初率先發難，要求行長自動請辭。多位前世行官員及民主黨議員也積極呼籲他應該辭職負責。此外，早在沃氏就任世行行長之初便極力反對的歐洲國家，在該行的春季年會上更是一邊倒地重申沃氏不再適任。面對各界的壓力，處於尷尬境地的沃氏原本立場強硬，僅在4月12日發布簡短的道歉聲明，堅持留任，並僱用律師試圖證明其清白。然而，形勢在5月14日世行特別調查小組的報告出台後急轉而下。該報告指出，沃氏在處理女友借調問題上，違反了世界銀行的行為準則、三項員工規定和他本人的行長聘用合同條款。報告同時指出，這一事件“已對世行的名聲和信譽造成了極大負面影響，令人對世行的領導能力、使命感和運作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從而會影響世行從各國籌資向貧困國家提供金融資助的能力。布希在力保沃氏立場上的最終軟化，成為壓倒後者的最後一根稻草。世行董事會和沃氏最終在5月17日分別宣布，後者將在6月30日正式辭職。沃氏也因此成為世行62年歷史上首位因醜聞辭職的行長。
在經過幾個月的抗爭后，沃氏還是沒有贏得信任，只好宣布辭職。事情的導火索是“女友門”。然而，這只是導火索，真正導致沃氏無奈離去的以下幾點原因值得注意。
首先是世行管理不善。世界銀行是全球最大的發展援助機構，每年共有約900億美元的援助預算。世行擁有約1萬名僱員，以及成千上萬個各自對幾十個捐資國政府負責的承包商，而這些捐資國的政治和經濟考慮往往存在衝突。此外，就世行的使命而言，可謂各式各樣、錯綜複雜，包括消除貧困、推進性別平等、減少疾病、扶持農業、私有化、建設大壩、資助小額信貸等，其結果就是世行的使命缺乏重點。世行運作模式上缺乏透明度和問責，也缺乏開展眾多政府項目的能力。儘管世行在過去幾年裡進行了大量改革，由此導致的行內、行外的諸多不滿，“女友門”只不過是個“引信”而已。
其次是個人作風。世行184個成員國是其股東，擁有最終決策權。每個成員國委任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來行使其職責。理事通常由財政部長或計劃部長等官員擔任，並在每年秋季召開一次世界銀行年會。理事會可授權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的常設機構——執行理事會代行各項職權。擁有股份最多的5個國家--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各任命一名執行董事，其他成員國分別由經過各國分組（或選區）選舉出的19名執行董事代表。中國、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部分國家形成單一國家選區，而其他國家聯合成多國選區。這24名執行董事通常每周開兩次會來監督管理世界銀行的業務。作為世行行長，沃爾福威茨負責世行日常運作，世行貸款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的世行董事會手裡。沃爾福威茨卻無視董事會，常常獨斷專行。一名世行高官則對BBC記者描述了他的獨斷：“他很禮貌地聽你的意見，但隨後的行動卻與你的建議相反。”世行前首席法律顧問、秘魯政府前總理羅伯托·達尼諾曾建議沃氏將其女友麗扎在世行的去留和待遇一事交由專門部門處理，遭到沃氏斷然拒絕。達尼諾去年被沃氏說成“不稱職”而被迫辭職。達尼諾總結說:“沃爾福威茨以為，任何反對他的人不是不稱職就是腐敗。”所以力促沃氏辭職的世行調查小組負責人赫爾曼·維傑賈夫爾斯說：“如果他是一名好領導，這件事不會鬧這麼大。”
再者是內部人事問題上的爭議。在沃爾福威茨到任前，世行已雇請專業公司挑選機構誠信部主任候選人，圈定9人進入最後名單。誰知，他把9人一律否定，他親自任命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的蘇珊娜·福爾松出任世行機構誠信部主任，負責調查世行項目中的欺詐和腐敗現象以及僱員瀆職行為。另外在挑選高級助手方面，沃氏同樣任人唯親，他沒有像前任一樣關照世行內部僱員，也未徵詢人力資源部門高級官員，就將在美國政府工作的兩位朋友羅賓·克利夫蘭(Robin Cleveland)和凱文·凱勒姆斯(Kevin Kellems)調到世行充當自己的顧問，直接向世行高級官員發號施令。這兩人曾深深捲入伊戰政策制定工作，不由得讓人懷疑他是否要把世行變成小美國政府。結果導致世行內外的強力反彈。世行職員向《華盛頓郵報》透露“女友門”消息導致此次東窗事發。世行42名官員聯名要求沃氏辭職，7000名世行職員表示堅決支持歐盟代表集體“逼宮”，法國甚至稱，如沃氏不辭職，法將減少對世行的捐款。
最後是單極與多極的矛盾。世界銀行的行長按照傳統由擁有股份最多的國家即美國的公民擔任，行長擔任執行董事會主席，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沃氏就職時，美聯社曾對此評論說，這是為“讓布希政府能夠在這個擁有1萬多名僱員的大銀行中貫徹自己的意志。”“女友門”醜聞披露后，白宮一味庇護，對沃氏又是“力挺”，又是“欽佩”。美國以為它對世行擁有16%以上的投票權，擁有“一票獨大”的地位，可以使沃氏輕鬆過關。沒想到來自世行和歐盟內部的壓力如此之大，他仍不得不辭職。這就是，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更深層看，這也更多地折射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美國在世行“一票獨大”的局面強烈不滿，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渴望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又表明世行內部矛盾並非一般性的歧見，而是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結構性矛盾。
儘管布希新提名的佐利克得到了法國、德國、加拿大以及巴西等國的支持，這表明美國的世行行長保衛戰獲得初步勝利，但佐利克的任職仍不可能一帆風順，世行面臨的改革及挑戰也只會是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