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

“臭老九”的提法不是毛澤東提出來的，而是歷史形成的民間說法。

從建國初期開始，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的說法，這五類人屬於專政、改造的對象。而文革開始后，又有“叛徒、特務、走資派”也成為專政、改造的對象。隨著文革的深入，知識分子也成為改造對象。從而知識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第九位，所以就把知識分子稱為“臭老九”了。

解放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後有極右思想的人把知識分子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特務，叛徒，走資派的後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間，對知識分子謔稱“臭老九”。

“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蔑稱，因當時知識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故稱。

這裡有必要對“臭老九”這個詞的詞義作些特別的解釋。

“臭”字人們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討厭的意思。

“老九”這兩個字就頗令人費解了。這要從蒙元時期的等級制社會說起。蒙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從始至終，蒙元政府依據其社會地位的差別被人為地劃分為幾個高低貴賤不同的等級，就像印度的種姓制度一樣。顧名思義，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說在社會等級上被劃分為第九個等次。那是一個絕望的等次啊！

到了“文革”時期，認為僅此不足以表達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厭惡之情，將這個早已消弭的概念死灰復燃般又揪出來並加以升級，就在“老九”前面再加個“臭”字，那是一個更絕望的等次。

“臭老九”早可見於趙翼《陔余叢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榭枋得在其《疊山集》中則排序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對於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來說，“臭老九”一詞並不陌生，它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名詞。這頂文革時期發明的“桂冠”，中國知識分子戴了近20年之久。

知識分子何以被稱為“第九種人”，這要追溯到13世紀的元帝國時期。中國雖然是一個等級制社會，但歷朝歷代的政府並沒有象印度那樣明文劃定公民的社會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國公民社會等次則是元帝國的獨創。

蒙古蠻族入主中國后，依據和蒙古人親疏關係的遠近及當亡國奴的“資歷”，把帝國臣民分為四等：

第一等是蒙古人；

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亞細亞人）；

第三等是“漢人”，即金帝國所屬的中國人；

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國所屬的中國人。

上述的等級劃分是粗線條的，元政府又依職業的性質，把帝國臣民更細緻地劃分為10級：

一、官（政府官員）；

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僱員）；

三、僧（佛教僧侶）；

四、道（道教道士）；

五、醫（醫生）；

六、工（高級工程技術人員）；

七、匠（低級手工技術人員）；

八、娼（妓女）；

九、儒（知識分子）；

十、丐（乞丐）。

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竟然被劃分到社會的最底層，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只稍稍勝過乞丐。究其實連乞丐也比不上，因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識分子則隨時有生命危險，政府一不高興就拿他們的腦袋開玩笑……

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視並仇視知識分子？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首先需要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作一簡要介紹。“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有別於其它群體的特殊社會階層。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是科舉制度的產物，是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包括科舉及第和為科舉考試作準備的人士。他們的唯一功能就是應付科舉考試和作官。在談知識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中國的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於隋王朝，定製於唐王朝，最初目的是變革門第世家獨霸政府的不合理現象，通過公開競爭性考試向平民階層選拔新進官員，凡考試及格的知識分子，不問門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職。因此，科舉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提高整個統治階級的文化素養，擴大政府的統治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這個進步合理的制度，因為唐以後的政府給予了過高的重視，才日益變得不合理起來。在後來的明王朝時期，科舉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非進士出身的人無論貢獻多大，都不能擔任宰相或部長級高級官員。

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區，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在他們有限的知識領域內，實在想不通世界上還有專門讀書和專門做官的這種行業。所以他們極端瞧不起知識分子，也仇視造就知識分子的科舉制度，並毫不留情地取消了這一制度。沒有了科舉制度，知識分子的特長便無法施展，他們又沒有其它的技能，處境日益被動，最終淪落為連娼妓都不如的“賤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創造財富，可知識分子則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除了讀書做官外什麼也不會作。

科舉制度隨著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退出了歷史舞台；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並沒有隨之消亡，相反還發展壯大起來。現代化離不開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知識分子也適應時代的需要，不光學習儒家經典而且要學習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

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別，在品格上也大不相同。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因為掌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緣故，從阻礙社會前進的力量轉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決定力量，應該是一個被尊重被敬仰的階級。遺憾的是，知識分子直至今天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為什麼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識分子自身的工作不被人們了解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

雖然知識分子並不直接生產商品，但知識分子發展科技；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在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單位人工內，生產的價值靠什麼提高？靠新設備、新材料、新工藝、新的管理措施。這些可概括為“新技術”。舉個最不起眼的例子：中國人教外國留學生掌握漢語的“了”字用法，以前要35天；一位老師經過研究論證寫了一篇論文《“了”》，用5天就可以了，也就是每個學生能省下一個月的時間和花銷。按留學生的數量20萬/年、每人一個月學費人民幣2000元、共能節省4億元RMB。

曾經社會上有個說法：“研究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曾經的腦體倒掛，讓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在貧困線掙扎。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知識分子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待遇也隨之升高。社會上多了一群高學歷高工作壓力的群體，雖然收入比一般勞動要高，但是他們不少人40歲出頭就勞累過度而逝世，不少人因為一心搞研究而影響家庭關係，不少人因為綜合壓力而自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處境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知識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頭銜。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反感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連串的群眾運動把知識分子殘存的一點尊嚴毀滅殆盡，相當一部分被迫害致死。

儘管知識分子身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弱點，但知識分子畢竟是中國最為先進的階級，是中國現代化必須依靠的力量。仇視或否定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劇，一個成熟理性的民族應該重視知識分子，寬容知識分子的弱點，為知識分子營造一個利於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使他們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潛能和優勢，為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進步服務。

由於教育體制問題，應試教育的結果是把人的自主思維給扼殺，人云亦云。把思考題變成固定類型的記憶題。高分低能就是說的這種情況。

知識不能學死，學會思考，學會分析和總結，學會將好的知識在工作生活中去運用。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知識分子要能夠有一番作為就應該把知識變成一種力量，從自身的修為做起，正視並矯正自身的品格缺陷，才能夠更好的發揮自身的能力和知識的力量，為社會做出貢獻。自身的財富和事業，社會的尊敬和愛戴，是靠自己創造出來的。

元朝：一、官（政府官員）。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僱員）。三、僧（佛教僧侶）。四、道（道教道士）。五、醫（醫生）。六、工（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七、匠（低級手工技術人員）。八、娼（歌舞姬或妓女）。九、儒（知識分子）。十、丐（乞丐）。

參見“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