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堅雅

作品中譯本有《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版），並發表大量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社會科學研究、農村和農民、人口、民族、海外華人的論文。

施堅雅模式

學術界所謂的施堅雅模式，是指由施堅雅發明的，用以解剖中國區域社會結構與變遷的分析模式。一般認為，該模式包括了農村市場結構與宏觀區域理論兩部分，前者用以分析中國鄉村社會，後者用以分析中國城市化問題。

《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由三篇論文組成，始發於1964年，後來結集為一本薄薄的小書。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該書提出的理想模式在現實中也許已經為現代化的市場形式所打破，但是，那些天才的假設、紮實的統計，以及自信的敘述方式，不僅在今天，即使在將來，也依然能讓全世界的中國學家們驚為天書。

施堅雅模式雖然建立於1948年以前的傳統中國社會，但是，這一模式即使在1949年之後，也依然適用。施堅雅認為，過去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幾乎都是把注意力集中於自然村落，這一觀點歪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實際，如果說農民是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社會中，那麼，這個社會不是村莊，而是基層市場社區。施堅雅要論證的是，農民的社會交往區域，其邊界不是他所居住的村莊，而是他周期性赴會的農村集市。“身穿長袍的地主可能只對他喜歡的幾個人點頭招呼，但他認識在趕集的路上遇見的所有人，並且在他腦子裡，似乎裝有每個人的完整檔案。”

在每一個農村的基層市場，“無論是接生婆、裁縫，還是僱工，大部分都能在體系內找到”，這意味著每個農村集市所覆蓋的區域，結成了一個穩定的關係網路。農民常常在市場社區內締結姻親關係、在市場社區內組織各種互助會，他們對體系外的家庭缺乏了解，害怕與體系外的家庭發生人事和經濟關係。基層市場所覆蓋的區域，就是他們的生活空間和文化空間。

聯結各基層市場與中間市場之間物資流通和信息流通的，正是那些按照錯開的集期，依次遊走於各基層市場的小商小販，他們把中間市場的物資帶到各基層市場，又把各基層市場的產品交換到中間市場，他們既是商人，也是信息傳遞者。

正六邊形模型

那麼，我們如何計算基層市場的覆蓋範圍？又如何計算基層市場與中間市場的比例關係？

施堅雅引入了市場區域的正六邊形模式。這一模式基於一種完全同質的假設，也就是說，施堅雅必須首先假定所有的市場背景和條件都是均等的，它們處於同一緯度、地處平原地帶、沒有江河阻隔、各種資源平均分佈、所有的村莊均勻地散落在這片區域，這樣，從幾何學上看，要做到市場區域之間的無縫連接，每一個基層市場的覆蓋區域就只有三種選擇：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邊形。而基於任一市場與周邊市場之間的等距離原則，就只有正六邊形一種選擇。換一種表述：每一個標準的市場區域本該都是圓形的，但是，當大量的圓形互相擠壓之後，相互擠壓的整體就成了蜂窩狀。

基於同樣的均勻分割原則，每個正六邊形必須包含相同整數的村莊，這樣，從幾何分割上看，就只有6個、18個和36個等有限的分割方法。施堅雅計算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全廣東省的村莊數與市場數之比，發現這一比例是19.6，由此證明了“十八村莊一市場”模式在中國農村社會的現實性。施堅雅使用這一模型來分析四川、浙江等地的農村社會，發現大部分市場剛好都覆蓋了17至21個自然村落，理論與實際達到了驚人的吻合。

施堅雅利用六邊形模型進一步推斷，地處有利位置的一個基層市場有可能升格為中間市場，中間市場不僅覆蓋了原有基層市場的地盤，它還覆蓋了相鄰的六個基層市場的部分地盤，六個基層市場或者處於中間市場六邊形的六個角上（模型A），或者處於六條邊的中點上（模型B），無論哪種模型，中間市場的集期都必須與周圍基層市場的集期全部錯開。

這是非常神奇的。我們知道，施堅雅所假設的“同質”農村社會，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但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不存在的假設，施堅雅發現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並由此出發，生產了一系列工具性的市場模型，用它們解釋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村落增長與市場變化之間的各種複雜關係。

儘管對於施堅雅模式的質疑之聲不絕於耳，但這絲毫不妨礙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各路研究者們把它作為一種主要的分析工具進入各自領域的相關研究。

藉助施堅雅模式，許多原本難以下手的問題都會變得迎刃而解。比如，我們可以試著解答這樣一個簡單而有趣的問題：一條“新聞”是如何在傳統農村社會得以傳播的？

假設某一村莊所處的基層市場的集期是3-6-9，中間市場的集期是2-5-8，中心市場的集期是1-4-7，那麼，初二發生在這個村莊的新聞，並不會在當天傳播出去，必須等到初三集期，才能在基層市場得以散布；那些遊走於基層市場與中間市場之間的小商販，雖然在初三當天就回到了中間市場的家裡，可是，要在中間市場廣泛散布這條新聞，必須等到初五集期；新聞要從中間市場到達中心市場，則必須等到初七才有機會；接著，新聞將從中心市場批發到其他各中間市場，這又必須視乎各中間市場的集期而定。施堅雅模式告訴我們，新聞的傳播速度與村落之間的距離遠近沒有必然聯繫，而是與各自所依附的市場及其集期相關聯。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提出，難道就沒有不在集市傳播的消息嗎？比如，王麻子先生初二當天就去中間市場走親戚了，他不能直接把這條新聞告訴城裡人嗎？我們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但是，這種個別的、小範圍的傳播通常情況下並不能構成傳播事件，只有排除了那些特殊的、偶發的行為，討論才有可能得以繼續。而施堅雅模式的理論前提，正是排除了所有特殊和偶然的均質狀態。

理想化的參照系

許多漢學研究者認為，施堅雅模式是一種理想化模式，它與中國的社會實際存在很大差距，對歷史的解釋能力也非常有限，有學者甚至認為，施堅雅模式“可能是一種非常高雅的理論，並提供了一種跨文化的可比性，但是，同中國村民自身對其生活的世界的看法常常毫無關係”（彭軻語）。

可是，這些學者大都不能理解，結構性的問題在限定的條件下，可能存在一些先驗的模式。施堅雅並不需要中國農民來同意他的模式，他只需要說明他的模式是有效的。一個生活在大唐盛世的士大夫，他也決不會承認自己生活在封建社會。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曾發表一組專門討論施堅雅模式的論文，學者們對於施堅雅模式的解讀自然是見仁見智、有褒有貶。而我們知道，對於一種理論的爭論乃至非議，恰恰正是這種理論富於強大生命力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施堅雅模式的意義就在於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平台，正因為有了這個平台，許多討論才有可能得以展開。

1968年，施堅雅的學生克里斯曼為了檢驗施堅雅市場模式的有效性，來到台灣彰化平原進行田野調查，結果發現，施堅雅模式與彰化的實際狀況幾乎完全不能吻合。按施堅雅模式，一個基層市場同時也是一個基本的文化單位，農民們總是走最便捷的途徑去趕最近的集市，但是，彰化人卻是根據祖籍地的區分參加不同的市場。於是，克里斯曼對施堅雅提出了批評，同時強調文化差異對市場空間分佈的決定性影響。台灣市場與大陸市場的結構性差異，促使台灣學者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著手祭祀圈的研究，施振民提出了一個祭祀圈與聚落髮展模式，即“祭祀圈是以主神為經而以宗教活動為緯建立在地域組織上的模式”，很好地解釋了台灣的祭祀組織在階層性聚落中的聯結作用。

許多學者利用這樣的案例來否定施堅雅模式的有效性，但是我們認為，這樣的案例恰恰說明了施堅雅模式的存在價值。我們知道，學術研究就是一種不斷得到修正和精細化的認識過程，施堅雅模式所取的，恰恰是處於各種不同模式中間的那個最理想化，也是最有解釋效力的平均模式，正因為有了施堅雅模式，我們才有了一個坐標和參照系，各種千奇百怪的模式才能夠在這個理想化的參照系中找到自己的準確坐標，我們的各種討論才有了一個據以前行的起跑線。換句話說，施堅雅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批判”和“否定”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甲地的市場模式和乙地的市場模式就找不到對話的平台，許多問題甚至不可能浮現出來。

未曾“現代”過，拿什麼來“后”？

二十世紀中期開始，西方文化領域開始風行“後現代”、“后工業社會”、“后資本主義”，所謂“后”，也即否定之否定中的“否定”，意為“反”、“超越”、“解構”。之所以需要“後現代”，是因為他們已經“現代”過了，而且亟須解決“現代”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困惑。這股風潮自九十年代吹入中國，立即風靡學界。

可是，我們的許多學者始終不能明白，我們又未曾“現代”過，我們拿什麼來“后”呢？“后”是很容易的。甭說施堅雅模式，任何理論模式都有他的不適應處，我們只要撿起一根稗草，就能否定一畝良田，可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稗草，它能說明什麼呢？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幾乎就沒有提出過什麼有效的理論命題或理論模式，別人提出一個模式，我們就去“后”他一下，於是，別人總在收穫良田，而我們總在收集稗草。

施堅雅模式的意義，不僅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區域社會的分析模式，更在於提醒我們，“后”雖然是必要的，但對於一窮二白的中國學術界來說，“現代”也許更重要。我們只有建立起了自己的現代學術體系，談論後現代才會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