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十月

致《十月》

《十月》雜誌創刊三周年，編輯同志來上海組稿，說是長短不論。我答應試試。我想談談關於編輯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情激動起來，連寫字也困難，看來文章是寫不成的了，那就隨便談點感想吧。

我一直被認為是作家，但我也搞過較長時期的編輯工作，自以為兩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點。過去幾十年中間我多次向編輯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這樣的情況：做編輯工

作的時候，我總是從編輯的觀點看問題，投稿的時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場對編輯提出過多的要求。事情過後，一本雜誌已經發行，一部叢書已出版，平心靜氣，回頭細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編輯應當成為誠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十月》雜誌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並不是一出現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漸改進、越辦越好的。刊物是為讀者服務的。用什麼來服務呢？當然是用作品。讀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發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編輯同志的功勞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來，這個刊物就會受到讀者的冷落，編輯同志也談不到為誰服務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樑。作家無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讀者的手裡，要靠編輯的介紹與推薦，沒有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刊物要是不能經常發表感動讀者、吸引讀者的好作品，編輯要是不能發現新的作家、不能團結好的作家，他們的工作就不會有成績。文學藝術是集體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與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關係，大家都有責任。大家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說誰比誰高。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倒符合實際。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負責人寫了一篇文章，替編輯同志們講了幾句話。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也知道一點編輯工作的情況，聽到一些人的牢騷，想“安撫”他們，對他們做思想工作。沒有料到一篇文章闖了大禍，姚文元的“金棍子”馬上打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從此背上“雜家”的包袱，吃夠了苦頭。沒有人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因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後。但是解決是非問題，不靠官大官小。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仍然聽見作家們在抱怨、編輯們在發牢騷。我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對每一方面我同樣勸告：對自己要求高一點，對別人要求低一點。前些時候我讀過一篇文章，說“批評也是一種愛護”，我不這樣看。不過“愛護”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說，真正愛護作家的是好的編輯，同樣，好的編輯也受到作家的愛護。好作品喜歡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這也是所謂“物以類聚”吧。一種刊物發表了兩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樣彙集到它那裡，刊物選擇作品，作家也挑選刊物。我聽見一位作家對別人說：“某某是我的責任編輯。”聲音里充滿感情，我看除了讀者們的鼓勵外，這就是對編輯的莫大酬報了。但是我又聽見一位作家抱怨，編輯不向他組稿，他連雜誌社的門向哪裡開也不知道。他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勸他不要生氣，我說：“這樣倒好，主動權就在你手裡了。你有兩個辦法：第一他不組稿，你就不投稿，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個刊物的損失；第二他不來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識貨不識貨。漏過了好作品是編輯的過失，他會受到讀者的批評。”拿我自己來說，我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好些篇，可是《小說月報》編輯部的大門我一次也不曾進去過。正因為我不管這些，才有時間多寫作品。我從來不管誰來約稿誰不約稿，經常考慮的倒是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作品比較好。當然別人用不用我的稿子，並不能由我自己決定。我也只是寫稿、投稿。作家嘛，時間應當花在寫作上。我還聽見有人批評編輯“偏心”，說他們“重名氣輕質量”。這已經是幾十年的老話了。不能說別人就沒有缺點，但我們更應該相信讀者。不要以為讀者對當前生活一無所知，對作品毫無欣賞力和判斷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員還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是靠誰保留下來的呢？還不是讀者！也只能靠讀者。編輯不可能跟讀者對著干，硬要編一本沒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沒有人要看，一定辦不下去，編輯也得改行。讓兩方面都來經受時間的考驗吧，都來經受讀者的考驗吧。

我還想談一點個人的經驗和個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講過了我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這裡我只想表示我對葉聖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當做很好的編輯而感謝的。我寫了長篇小說缺乏自信不敢投稿，從法國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幾百冊。我赴法前看見過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說，還記得書名叫《洄浪》，印費並不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見面就告訴我：“你用不著譯書賣稿籌印費了，《小說月報》明年第一期起連載你的小說。”原來當時《月報》的代理主編葉聖老經常去開明書店，他在我的朋友那裡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認為可以發表，就拿去推薦給讀者。倘使葉聖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我感激葉聖老，因為他給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始終是一位不聲不響的嚮導。

我從來沒有把寫作當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作家不是一種資格，不是一種地位，不是一種官銜。我重視、熱愛這個職業、這個崗位，因為我可以用我的筆戰鬥，通過種種考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作家會是“社會名流”或者“太平紳士”或者“萬應膏藥”。我決不相信作家可以脫離作品而單獨存在，可以用題字、用名字、用講話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靜夜深思，難道我當初拿筆寫作，就是為了大寫“苦學自學”的經驗談，引導青年如何青雲直上，充當各種活動、各種場面的裝飾品

？難道我所有辛勤的勞動都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我一切熱情的語言都是欺騙讀者的謊話？

有時我的思想似乎進入了迷宮，落到了痛苦的深淵，束手無策，不知道怎樣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位老人的笑顏，我心安了。五十年來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我。真是一位難得的好編輯！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進了“文壇”，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他也少給我寫信，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對我非常關心，他的形象也是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的文集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四人幫”垮台後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聽覺減退，我們交談已有困難。但是同他會見，讓他知道我的腦子還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彷彿盡了責任。我們最近兩次會見，葉聖老都叫人攝影留念，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照片，我總是興奮地望著他的笑臉對人說：“這是我的責任編輯啊！”我充滿了自豪的感覺。我甚至覺得他不單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但是我記得作家們抱怨過編輯同志的硃筆無情，那麼我就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現在“文責自負”，就讓作者多負點責任吧。我一生改過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讓不少編輯刪改過，別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滿意，後來一定恢復原狀。我的經驗是：有權不必濫用，修改別人文章不論大刪小改，總得徵求作者同意。我當編輯的時候，常常對自己說：“要小心啊，你改別人文章，即使改對了九十八處，你改錯了兩處，你就是犯了錯誤。最好還是筆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動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現在還是這樣看法。

以上只是我對一般編輯工作的意見。這個小小的要求並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慚愧，說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筆不曾償還的文債。《十月》創刊的時候我答應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沒有給刊物寄過一行文字。看來，我再也寫不出適合刊物的像樣文章了，編輯同志不會責怪我。但是作為讀者，我讀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編輯們的勤勞和苦心，既高興又感謝。刊物在發展，在前進。讀者的眼光永遠注視著你們前進的腳步，奮勇直前吧，親愛的朋友們。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