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效應

現在人們公認伽利略發現了擺的等時性原理，那是他在比薩的教堂中觀察吊燈擺動現象時引發的結論。按照等時性原理，如果擺的振幅較小，那麼擺動的周期同擺動的振幅無關。儘管在伽利略之前的好幾個世紀中，等時性早已為阿拉伯人所熟知，但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去研究這一現象的科學家還是首推伽利略。他指出擺的周期並不取決於擺線上懸掛物的多少，而只取決於擺線長度的平方根。如果不考慮阻力的影響，懸掛在等長線上的一個軟木球或一個鉛球的擺動規律是相同的。如果誰想驗證一下擺動的規律，只需找一個適當的支架、一根線和一個釣魚的鉛墜，頻率增高：拉動擺線活動的一頭，縮短擺長，擺的頻率即隨之增高。

輕輕推動擺錘，讓其以較小的振幅擺動，然後拉動這根擺線活動的一頭，使擺的長度縮短，你就會發現擺動的頻率會越來越快。如果擺的長度減小到原來的1/2，擺動的周期就減小1/2倍。當然，如果要想取得準確數據，你就需要對擺動時間進行幾十次測量。實驗者將會看到，不管是在線上懸掛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鉛墜，只要線的長度不變，擺的周期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只要當外界的激勵和擺的固有頻率一致時，才可能將儘可能多的機械能傳給擺，道理就在於此。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實驗觀察共振現象。取一個支架，按圖2所示拉一根繩子，在繩子上栓一定數量的擺，其中除了兩個擺的長度相等外，其餘的均長短不等。繩子的作用是將各個擺“結合”在一起，或者說使其中任何一個擺的擺動能傳遞到其他擺上去，實際上就是進行干擾和激勵。這根繩子能使能量從一個擺傳到另一個擺上。

某些分子、離子或自由基不能用某個單一的結構來解釋其某種性質（能量值、鍵長、化學性能）時，我們就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結構式來代替通常的單一結構式，這個過程叫共振。

共振論是美國化學家L.Pouling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提出來的，一種分子結構理論，他認為分子的真實結構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經典價鍵結構式共振而成的，共振論包括離域鍵、鍵長、鍵能等概念，表示電子離域化的電子式方法一共振。

共振式的優點是可以利用電子式對電子離域化系統中的電荷的分配位置等進行定性的，描述應用起來很方便實用性強。

①當一個分子或離子，按價鍵規則可以寫出二個以上的Lewis結構式時（它們的差別只是鍵或電子的分佈不同，而原子核的位置不變），則真實的分子結構就是這些結構的共振雜化體，即分子的真實結構是共振雜化體，共振雜化體具有上述結構總合的特徵，但沒有任何一個共振結構可以單獨地表示該分子；各個共振結構也都不能單獨存在。

②凡分子或離子有共振者，較之沒有共振的來得穩定，參加共振的結構數目越多，則雜化體就越穩定；尤其是結構相同的式子參加共振，則其雜化體最穩定。

③在各個共振式中，能量最低而結構相近的式，所佔的幾率最多。

④共振能的概念，標誌共振雜化體比任何單獨一個共振結構式都來得穩定的程序。

要正確寫出共振結構式，應符合下列幾條規則：

① 共振結構式之間只允許鍵和電子的移動，而不允許原子核位置的改變。

② 所有的共振結構式必須符合Lewis結構式。

③ 所有的共振結構式必須具有相同數目的未成對電子。以烯丙遊離基為例：

CH=CH-CH→CH-CH=CH。

④ 電子離域化往往能夠使分子更為穩定，具有較低的內能，為了衡量這種穩定性，可以使用共振能所謂共振能就是實際分子的能量和可能量最穩定的共振結構的能量之差，以苯分子為例。共振結構中，共價鍵數目越多的能量越低越穩定，它在雜化體中所佔幾率較大。苯的真實結構是由八種結構式共振組成的共振雜化體，應該指出，在上例中各式都應是在一個平面上的方正邊形碳環，不可以有任何變化，這些共振結構式實際上都是假設的結構，它們之間的不同，僅在於電子分佈情況不假設的結構，它們之間的不同，僅在於電子分佈情況不同，因此，各共振式的能量不全相同。I和II式結構相似，能量最低，其餘共振式的能量都比較高，能量最低而結構又相似的共振式在真實結構中參與最多，或稱貢獻最大，因此可以說苯的真實結構主要是I式和II式的共振雜化體。

⑤ 結構式中所有的原子都具有完整的價電子層都是較為穩定的。

⑥ 有電荷分離的穩定性較低。

⑦ 負電荷在電負性較大的原子上的較穩定。

共振論的產生首先源於價鍵理論本身具有缺陷，那麼價鍵理論的缺陷在哪裡呢？今天我們都知道苯具有大Π鍵，在苯環中每個碳原子和所有其它碳原子實際上都形成部分π鍵，只不過和相鄰的碳原子成的π鍵多一點，和遠的碳原子成的π鍵少一點而已。價鍵理論的第一個要點就是飽和性，由於每個碳原子已經形成3個σ鍵了，所以每個碳原子只能形成一個π鍵。價鍵理論認為每個碳原子如果和一個相鄰原子成π鍵后就不能再和另一個相鄰原子成π鍵了，更不能和其它原子成π鍵，否則就違背共價鍵的飽和性。真實的情況是：每個碳原子確實只能形成一個π鍵，但是這個π鍵卻是在所有碳原子間形成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離域的大Π鍵。這樣我們就很清楚價鍵理論的缺陷了：它是一個定域的理論，它規定共價鍵只能在兩個原子之間形成。因此，對於沒有離域大Π鍵的分子（如乙烯、丙酮等），價鍵理論可以準確方便地表達它們的結構；但對於含有離域大Π鍵的分子（如苯、碳酸根等）則無能為力。一些更複雜的情況價鍵理論就更解釋不了了，比如O是雙自由基。而後來發展的分子軌道理論沒有這個缺陷，加上1951年日本化學家福井謙一提出的前線軌道理論和1965年美國化學家Woodward和Hoffmann提出的軌道對稱守恆原理大大豐富了分子軌道理論。而且在配位化學領域，價鍵理論也完全不敵分子軌道理論的代言人---配位場理論，所以在如今的化學領域，分子軌道理論佔據絕對優勢。不過即便如此，價鍵理論仍然是有機化學家的最愛（沒有之一）。這並不是說有機化學家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而是因為：（1）價鍵理論和分子軌道理論的本質是相同的，只不過價鍵理論比較粗糙而已，它沒能做到像分子軌道理論那樣從整個分子的層面來考慮電子排布，而是把電子看作只屬於成鍵的那兩個原子。（2）分子軌道理論由於精確，必然比較複雜，而有機化學家畢竟不是結構化學家，用複雜的分子軌道理論解決問題不是他們的強項，簡單的價鍵理論已經能滿足他們對大部分有機分子進行結構判斷的需要。價鍵理論只是描述含有離域大Π鍵的分子時不大準確，而一個分子是否含有離域大Π鍵是極其明顯的，所以在沒有離域大Π鍵時可以放心使用。鮑林深深地理解有機化學家的這種愛好，所以他指出，如果一定要用價鍵結構式來描述含有大Π鍵的分子結構，那就要用多個共振式合起來表示一個分子的結構，每一個共振式就是一個極限結構，真實的結構是介於各種極限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比如苯環的兩個凱庫勒結構就是兩種極限狀態，在一種極限下，1，2之間是完全雙鍵，另一種極限下，1，2之間是完全單鍵，那真實的苯中1，2之間就是介於單鍵和雙鍵之間，事實的確如此。所以共振論把一種本來只能用分子軌道理論才能描述清楚的結構用價鍵理論清晰表達出來了，它是一道架在分子軌道理論和價鍵理論之間的橋樑，是科學家在科學的準確性和使用的方便性之間找到的一個完美的妥協結果。

話題共鳴對於社交來說，就好比物理學上的共振(Resonance)效應，還記得課本里那個音叉的例子嗎？一個物體受到強迫振動(Forcedvibrations)的頻率和自然頻率(Natural frequency)相等時就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話題同樣如此，為什麼你會覺得和某人能聊得非常開心？因為你們選擇了一個“彼方強迫振動頻率”和“己方自然頻率”意願相符的話題。那麼，哪些話題可以讓我們產生同樣的興趣呢?

梁唐在他的《中國式社交》里提到了中國社交的老三樣：聚餐、運動和唱“K”，卻忽略了中國社交話題也有老三樣：星座、旅遊、吃喝（除了這老三樣外，汽車、房價、體育、八卦估計也能排進前十名）。

先說星座。前幾日主編與我們開策劃會，說到可怕的上司類型時打了個比喻，最可怕的上司類型應該是屬老虎的摩羯座，而且是AB血型（自家觀點，請勿對號入座）”，這句話讓原本已經思維堵車的策劃會一下子暢通起來，大家對於星座都有數不完的話要說。

如果初次和陌生人交流，從星座入手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如果對方是同星座或者同象星座（12星座分屬水、火、土、風四星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縮短交談雙方的距離。如果對方星座和你八竿子都打不著甚至還相衝，你可以放棄這個求同的想法，而改為就勢誇讚。比如對方是處女座，就堅決不要提處女座挑剔、龜毛的特點，而選擇說他們非常追求完美的好品質；如果對方是獅子座，就盡量避開獅子們夜郎自大的特點，而選擇說這個星座的人通常都很具有領導氣質。

如果對方根本不懂星座，你有兩種解決方法，第一，對方不懂卻很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從太陽星座講到月亮星座、再講到星座命盤，把他/她直接侃暈；第二，對方不懂並且也不感興趣，換“旅遊”話題繼續忽悠!

從“滿城儘是黃金周”開始，旅遊就成了熱門話題，幾乎沒有人不談西藏、雲南、馬爾地夫、蘇門答臘，也幾乎沒有人不關心“淡季旺季”、“出行線路”、“打折機票”……儘管不是誰都能當“背包族”或者“驢友”，但總不妨礙聊天意淫一下，然後咂摸著嘴算計那可憐巴巴的幾天年假。

《傲慢與偏見》里有句話我印象深刻：“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健談，可是每個人都會吃。”零點調查機構統計出的“中國都市居民在社交場合上談論的話題”里，生活信息得到55.35%的支持率，排在第二。你想啊，從古來的“民以食為天”到現在流行說的“尾牙”，哪個與吃喝無關？不信你現在站在辦公室喊一嗓子“我最近發現有一地兒，東西特好吃！”絕對有超過4/5的頭顱會迫不及待地擰向你等待下文。

以上三個話題在社交場合已經被臨床驗證過N+1次了，基本無毒副作用，各位可以放心嘗試。但請注意，此些話題僅限中國海陸空領域使用，出了祖國大陸，還得依照各家規矩。比如英國就是體育和政治，法國也許是葡萄酒投資……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只要你願意說或傾聽，這些話題準保你可以因話題共鳴效應揮發一噸唾沫星子。

末了，想起一個有關共鳴的傳奇故事。傳說唐朝有個音樂家善於奏琴，有一次他在池邊彈“蕤賓”的調子，彈著彈著，忽然有一塊金屬片從水底躍到水面上來。粗看之下不知是什麼物件，旁人嘗試著敲打幾下，金屬片錚錚作響，竟自己發出了“蕤賓”的調子——這大概算是對“話題共鳴效應”最好的旁釋。

兩個振動頻率相同的物體，當其中有一個發生振動時，另一個即被引起振動。

秦朝末年，由於秦王朝的殘酷統治，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反抗。公元前208年，劉邦和項羽兩支隊伍匯合，共同推舉楚懷王的孫子做楚王。軍威大震。這時，原來被泰國滅亡的魏、趙、燕、韓等國家，也乘機恢復起義，並與楚國結成反秦聯盟。秦二世胡亥慌忙派出人馬到各地去鎮壓。秦將章邯率領20萬人軍進攻趙國，把趙王圍困在巨鹿。趙國急忙向楚國求救。楚王於是派遣宋義做主帥． 項羽為次將，帶兵去援救趙國。可是宋義並不急於趕去救趙，他打算先讓秦趙雙方打得兩敗俱傷，然後出擊，從中獲勝，以保存實力，帶著人馬緩緩行進，到了安陽地方。還停下來休息了46天。項羽心急如焚，多次勸說宋義趕到茂鹿迎擊泰國，但遭到宋義的拒絕。他在一氣之下，把宋義殺了，奪取了兵權。他派纜布與浦將舉帶領2萬兵馬，渡過滔滔的漳水。直奔巨鹿，與秦軍交鋒，僅獲小勝。在趙國的一再請求支援之下，項羽率領全軍渡過了漳水，準備和秦軍決一死戰。

項羽看見秦軍人馬眾多，士氣正盛，要打敗強大的秦軍，就必定要想出一個好的戰法才行。於是，他命令士兵們把渡船統統鑿穿，沉下水底；又把行軍煮飯的鍋也都打得粉碎，每人帶著三天的乾糧。在這樣的情況下，退路沒有了，糧食也不多了，不戰勝敵人，就只有死路一條。楚軍的將士們激昂振奮，互相勉勵，人人都抱著進則生、退則死的決心，拚命向前。

兩軍相遇勇者勝。秦軍雖然人馬眾多，也抵擋不住抱著必死決心的楚軍。經過幾次激烈的血戰，秦軍終於崩潰了。項羽就是這樣用“破釜沉舟”辦法來激發士氣，戰勝了強大的敵人。這就是“破釜沉舟”的故事。人們用“破釜沉舟”比喻有進無退的堅定決心。在成就萊一事業時，就應該懂得不論是學習或工作都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不斷進取，堅定不移地向目標衝刺，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

其實我們從“破釜沉舟”中也可以看到項羽與自己的士兵們已經達到了共振：後面沒有退路，任何一個人想生存都必須戰勝敵人。共振的威力是如此之大。我們都知道一個常識：軍隊路過橋樑的時候必須小跑而不能齊步走。原因就是軍隊齊步走形成共振，它產生的力量足夠踩塌一座橋樑。企業管理者如果能和下屬形成共振，就能無往而不勝！沒同向就沒同步，有共振才有共鳴。

中國與瑞典已有近300年的通商歷史，18世紀起瑞典人便通過發源於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獲得極為豐厚的收益。“哥德堡”號就是當時往來於這條航線的商船。1744年，“哥德堡”號第三次抵達中國，從廣州港滿載茶葉、陶瓷、絲綢等商品后回國。不幸的是，它在距家鄉只有900米的地方觸礁沉沒。在261年後，“哥德堡”號奇迹般地復活了，新“哥德堡號”由瑞典民間集資再造，沿用古代造船工藝，再現商船的往日輝煌。它歷時10年完成，2005年10月從瑞典起航，沿著中瑞海上絲綢之路，在沿途多個國家的海港停靠並舉行活動。抵達中國后，哥德堡號相繼在上海和廣州停留，隨後結束整個航行，完成它的使命。這就是今年盛夏炙手可熱的媒體話題，空前轟動的公關事件：哥德堡號仿古商船復航中國。

哥德堡號復航中國堪稱一次氣勢宏大、規模龐大、影響力強大的“大公關事件”，它重新喚起人們對那段被遺忘已久的航海壯舉的關注，喚起人們了解兩國歷史文化的渴望；它更成為中瑞兩國經貿、投資、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國際交流平台，從此兩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開啟了全新的篇章。哥德堡號事件是一次政府公關事件，也是一次經貿公關活動，同時它也為諸多中瑞企業提供了企業公關的機會。政府公關、經貿公關和企業公關三者合為一體，同寄於哥德堡號這一載體之上，並且，三者之間也產生了協同共振效應：政府公關的順利進行有力地推動了經貿公關的良好收效；經貿公關使得政府公關有了實質性的內容和成果；眾企業借著兩國政府外交活動進行，文化經濟交流活動開展之勢廣泛傳播美名，打造國際化形象。正是這樣的協同共振效應使得哥德堡號復航中國公關事件轟動一時，萬眾矚目，碩果累累。

政府公關是政府在特定社會環境中通過大眾傳播來協調公眾關係的科學管理活動，它能夠幫助整合一個國家的凝聚力、文化力、傳播力、協調力，從而影響社會公眾，協調政府與政府之間、政府與各種組織機構之間的關係。政府公關正成為我國在國際舞台上樹立大國形象，與它國建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的工具。哥德堡號復航中國活動之所以如此成功，與兩國政府的公關意識，對此事件意義和價值的清楚認識不無關係。一次由民間發起、企業集資承辦的活動，正是因為政府牽頭充當外交角色而擴大影響力，由於政府公關的介入而升華為一次跨文化國際公關傳播事件。

2006年恰逢中瑞建交的第55個年頭，“哥德堡號仿古商船復航中國”是中瑞系列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早在兩年前，哥德堡號就引起了雙方政府的關注，2004年中國副總理吳儀及外交部長李肇星曾先後訪問哥德堡號。在哥德堡號到達廣州之時，瑞典國王、王后乘船抵達中國廣州港，隨後國王應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邀請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為紀念哥德堡號成功駛抵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廣州，國王還親自出席了哥德堡號駛抵廣州港的歡迎儀式、哥德堡號訪穗紀念石碑揭幕儀式、民間“龍舟激揚迎古船”儀式以及中瑞商貿日等一系列活動。這些事件在兩國外交中都具有象徵意義。

徠在兩國交往之下，哥德堡號所到達的城市同樣也從中受益良多。這次哥德堡號造訪了中國兩個重要的城市，廣州和上海，所到之處，莫不受到隆重的歡迎和熱情的接待。廣州市從政府官員到普通市民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暢想百年經貿周、矚目歷史文化周、精彩民間交流周、濃情中瑞友誼周相繼展開。離開廣州后，哥德堡號繼續結緣上海，各種紀念慶典、國際航海文化節、經貿日活動、以信息通訊技術發展、生物技術、汽車及電子為主題的大型研討會順利舉行。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瑞典的工業中心、北歐最大的港口、國際化城市哥德堡市與同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廣州、上海之間的友誼得到了新發展。

能否藉助傳媒影響力，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廣泛傳播，從而增強國家影響力、民族凝聚力，這就是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於90年代初提出的國家綜合實力的構成要素之一：軟實力。進入新世紀之後，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家整體實力顯著提升，這時尤其需要發揮軟實力的作用，廣泛藉助政府公關手段，運用外交工具，將中國經濟文化的影響力擴大，對外樹立起在國際舞台上活躍友好的大國形象。中國的政府公關，任重而道遠。

如果說政府公關是“表”，經貿公關便是“里”。在政府公關的良好效果之下，“以船通商”仍是“哥德堡”號重返中國的主要目的。以哥德堡號復航中國事件為載體，以兩國政府、兩國各城市政府為牽頭者，中瑞之間的經貿往來被推向一個新高潮，兩國間貿易就此開啟全新的篇章。

瑞典花了十多年時間來籌備“哥德堡號”的第四次中國行，是因為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瑞典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來到中國的目的是挖掘這個潛力無窮的市場。兩百多年後的兩國間商業貿易顯然已經有了質的不同，不再只是用白銀來交換中國的茶葉、瓷器。如今的商業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以品牌和文化為依託，哥德堡號重返中國，帶來了沃爾沃、愛立信、宜家家居、利樂包裝等瑞典品牌。

對於正處於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廣州而言，“哥德堡號”的到來無疑是一個極好的發展契機。作為“哥德堡號”仿古船訪問廣州系列活動之一，“廣州—瑞典經貿交流洽談會”討論了“穗瑞產業合作新商機”、“貿易：穗瑞經貿發展的紐帶”等問題，瑞典政府及廣州市政府、兩地企業高層以及有關專家圍繞廣州與瑞典開展產業合作、貿易往來、企業責任與競爭力等主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和研究。同樣的，上海市也與瑞典方在航運、物流、信息通訊、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除了廣州和上海兩個與哥德堡號活動直接相關的城市之外，遠在中國西南的雲南茶商也聞訊而來參與盛事。在哥德堡號抵達廣州后，一支由99匹滇馬組成的馬幫隊伍馱載著茶馬古道的千年茶香，從雲南經廣西進入廣東，親送雲南名茶普洱到廣州贈予瑞典貴賓，再續200多年前雙方因茶而聚的友誼，這種方式無疑將有助於本土茶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經貿往來的結果必然是互惠的。此次“哥德堡”號重訪中國，瑞典信息通訊、汽車、生物製藥等領域的企業普遍受惠。它們一同來到中國，親自了解當地經濟、對外經貿發展情況和投資環境，通過實地考察等方式取得更通暢的對華貿易渠道、更透明的商業信息，從而獲得打入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的寶貴機會。

當代企業要樹立良好形象，與廣大公眾建立友善關係，必須重視公共關係的作用。像哥德堡號這樣聲勢浩大，涉及東西方兩個國家，與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相關的活動是不可多得的傳播良機，哪個企業抓住了它，將自己的名字與哥德堡號相連，哪個企業就必定能就此揚名，隨哥德堡號一起開啟國際旅程，迅速提高企業知名度和美譽度。所以說，企業公關要做得巧妙，做得有效，就要學會“借船出海，借帆遠航”。

在隨船而來的諸多瑞典企業當中，沃爾沃集團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此次借良機趁吉日打出了一張漂亮的牌。7月17日，沃爾沃宣布新車型S40在中國上市。第二天，它所贊助的瑞典“哥德堡號”帆船歷經9個月航程，抵達中國廣州。沃爾沃有意將新車上市和“哥德堡號”抵達中國聯繫在一起，聲稱這是為了進一步把北歐文化和瑞典文化傳遞給的中國人。愛立信集團作為全球著名通信器材企業，是瑞典來訪商團的重要代表。廣東是愛立信數一數二的重要市場，愛立信在這裡舉辦了隆重的媒體聯誼會，熱情邀請廣州深圳的各大媒體記者親自走上哥德堡號，感受瑞典人的航海技術和海洋文化。媒體聯誼參觀哥德堡號這樣的活動在哥德堡號在中國期間舉辦了多次，眾多瑞典企業藉助它廣泛聯誼當地媒體，拉近了國際企業與本地媒體及公眾的距離，使企業信息、品牌形象廣為傳播。

哥德堡號同樣也給中國的企業帶來契機。一些獨具慧眼，善於藉助公關事件進行營銷活動，從而發掘商機的中國公司紛紛慷慨解囊，參與進了哥德堡號的贊助中，讓企業的名字與哥德堡號緊密相連，隨著哥德堡號傳揚四海。而隨著哥德堡號活動的深入，“哥德堡號效應”將繼續擴散，必將有更多中國企業走上國際化道路，投入到國際貿易中。

在一個信息膨脹，媒體資源充沛，公關事件層出不窮，公眾注意力極度分散的社會環境中，任何事件都有可能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只能獲得有限的注意力，事件的效果因此而大打折扣。“哥德堡號”之所以能夠從同時期的各種事件中脫穎而出，成功地吸引到眾人的目光，這首先得益於事件本身得天獨厚的歷史背景：它與兩百年前兩個國家的商貿往來和友誼有關，並非所有的公關事件都能夠以一段如此氣勢恢宏的歷史為鋪墊，所以說它的成功源自其獨一無二的背景；其次是因為事件性質，哥德堡號仿古商船沿古航線重返中國是一次典型的跨國文化交流傳播的事件，藉助於它，兩個相距遙遠的國家的文化得以交流傳播；它更促進了兩國經濟方面的交流。在世界文化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哥德堡號連接了兩個國家的文化經貿往來，為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再次，哥德堡號活動的形式也促成了它的活動效果，它從一開始就是一項由民間發起、企業贊助、官民並舉興起的工程，全過程都是由世界各地的企業、各種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建造完成的，從民間走向民間，並且讓政府也重視並參與其中，轟動效應自然比某些由個別企業或政府單獨發動的活動要大，理所當然能夠引得眾人矚目。諸多因素使得哥德堡號這一個公關事件形成了多重公關效應，兼具了政府公關的外交成果，經貿公關的經濟效益，企業公關的揚名效果，並且使得這三者協同共振，互相關聯互相促進。哥德堡號復航中國公關事件，不愧為一次“大公關事件”。

最後，哥德堡號也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諸如哥德堡號這樣的“大公關事件”、2004中法文化年、2006年中俄文化年等系列兩國間文化經濟交流活動等現象均向我們預示著一個“大公關時代”的到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公關行業在不斷地進步，人們的公關意識越來越強，對公關活動的重視也日益增強。公共關係的影響力將更加強大，將超越已往低層次運作的局限，在戰略層面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它能夠體現出更多的社會價值，不僅能為企業等社會組織協調關係、樹立形象，更能為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多的工作，也能幫助建構國家的“軟實力”，為國家協調公眾關係、樹立形象做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