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勒斯·艾倫

霍勒斯·牛頓·艾倫於1858年4月23日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特拉華的一個基督教家庭。這個家庭在霍勒斯出生前從新英格蘭地區遷來，曾有著輝煌的家族史：霍勒斯祖輩中的一位，被稱為“青山伊桑”的伊桑·艾倫（Ethan Allen），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雄，曾率領青山軍奪取提康德羅加堡；他祖輩中的另一位，萊曼·霍爾（Lyman Hall），是來自喬治亞州的《獨立宣言》簽署者，並擔任過該州的州長；另外，霍勒斯的父親，則是最早遷入俄亥俄州的移民之一（在美國，這種移民通常被稱為該州的“開拓者”）。霍勒斯·艾倫出身這樣一個家庭，使他有著強烈的家庭榮譽感，在潛移默化中繼承了父輩“開拓者”的精神，而他從小在家接受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教育，則使他繼承了清教徒那種嚴肅的神學觀念和虔誠的宗教信仰。

青年時期，霍勒斯·艾倫就讀於家鄉的俄亥俄衛斯理大學。這是一所由衛理公會於1842年創辦的教會大學，在當時以培養向海外派遣的傳教士而著稱。霍勒斯·艾倫於1881年獲得學士學位后，也對海外傳教產生了興趣，但他並沒有馬上提出申請，而是決心以醫術作為傳教的手段，遂進入位於辛辛那提的邁阿密醫學院繼續學習。1883年從醫學院結業之後，25歲的他迅速與弗朗西絲·A.梅辛傑（Frances A. Messenger）結婚；也就在同年，美國長老會差會決定將他作為醫務傳教士派往中國。雖然被派往海外傳教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但霍勒斯·艾倫仍免不了對故鄉的眷戀和對前途的憂慮，他在日記中寫道：“感覺就好像突然掉進了黑暗的深淵”。但他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其強烈的責任意識支撐了他踏上前往東亞的的旅途。後來他在給他姐姐的信中寫道：“我努力使自己相信那就是我的責任……是的，我必須去。”就這樣，霍勒斯·艾倫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異國生涯。

霍勒斯·艾倫夫婦在1883年來到中國以後，沒有親戚朋友可以投靠；輾轉途中，霍勒斯·艾倫丟了些錢，又因妻子生病而失去了在北京獲取職位的機會；後來，他們決定在南京作短暫停留，但卻發現當地的官員和居民均對外國傳教士沒有好感，以至於他們覺得工作和生活很不愉快。不久之後的1884年1月，艾倫夫婦來到上海，在這裡，霍勒斯·艾倫仍然為自己的人際關係和妻子的身體狀況感到苦惱。就在這期間，艾倫的妻子建議他們生個孩子，而這對環境將有所要求。於是艾倫申請調動到位於中國北方沿海地區、氣候相對適宜的芝罘（今山東煙台），但卻未被上級批准，1884年6月，他再度提出申請，這次是要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對西方人剛開放不久的新教傳教處女地——朝鮮。

1884年7月底，霍勒斯·艾倫要求前往朝鮮的申請很順利地被批准了。但對於視洋教為“邪教”的朝鮮來說，美國長老會爽快允許艾倫去那裡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長老會並非不顧傳教士們的安全，之前已有多個傳教士申請去朝鮮未獲通過。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當時一個美國慈善家捐了7000美元給長老會，而那位慈善家則指定要把這筆資金用於朝鮮的傳教事業上，而艾倫的申請恰好如期而至，因此長老會順水推舟讓艾倫去朝鮮，艾倫也獲得並把握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去朝鮮的好機遇。 1884年9月15日，艾倫到達朝鮮濟物浦（今韓國仁川），9月20日來到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受到了美國駐朝公使福特（L. H. Foote）的熱情接待和妥善處置。儘管他不無偏見地認為當地人“既懶又臟”，可還是對他們充滿了好感。他對朝鮮的風俗、飲食等習慣也產生了興趣，甚至不到美國駐朝公使館解決食宿問題，而是住當地旅館，吃狗肉和米飯。從此他就和朝鮮結下不解之緣。

艾倫初到朝鮮以後，當時朝鮮仍在禁教，因此為了避免艾倫遭迫害，福特公使讓艾倫作為公使館醫生的身份·活動，但這並沒有能夠掩蓋艾倫的身份，就連朝鮮國王都曾直截了當地向福特詢問艾倫是不是一名傳教士。真正讓艾倫在朝鮮立足的，並非是福特的庇護，而是拜當時朝鮮的政治形勢所賜。原來當時朝鮮國內親日的開化黨和親華的事大黨劍拔弩張，矛盾日益尖銳，最終導致了1884年12月4日夜晚，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人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清洗事大黨。其中事大黨的一個重要人物、朝鮮王妃閔妃的侄兒閔泳翊在郵政局宴會時出門救火，被日本人和開化黨人砍成重傷，性命危在旦夕。朝鮮政府的德國籍顧問穆麟德立刻救起閔泳翊，為他做了簡單地包紮后，送到自己家中暫避。有人建議請日本公使館醫生來，但在日本介入政變的情況下這樣無異於羊入虎口。於是穆麟德想到了艾倫，他不顧艾倫的傳教士身份，立即寫了一張請求艾倫出診的便箋，委託美國公使館交給艾倫，他還派了五十名朝鮮士兵與美國公使館人員一起趕到艾倫住處。當時的艾倫還在睡夢之中，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和門外的吵鬧聲驚醒，才知道穆麟德的緊急求救。出於職業道德，艾倫立刻動身，同士兵們急速前往穆麟德家中。12月5日凌晨，艾倫見到了重傷的閔泳翊，發現他身上到處都是傷口和淤血，較為嚴重的地方不下七處，一處傷及額頭，另一處傷及左耳及脊背，還有好幾處傷及胳膊和大腿。艾倫經過一夜的緊急救治，終於成功完成手術，救活了閔泳翊。

這件事是艾倫一生的轉折點，不僅為艾倫在朝鮮傳教開闢了道路，也是艾倫捲入朝鮮政壇的開端。但最開始帶給艾倫的是恐慌，因為甲申政變很快在1884年12月6日被袁世凱率領的清朝駐軍鎮壓下去，而美國人支持開化黨已經是眾所周知。尤其是知道開化黨的後台——日本的駐朝公使館及僑民遭到數萬漢城市民的襲擊以後，美國駐朝人員更是一度惶惶不可終日。艾倫在給姐姐的信中曾寫道，“我當時只感到恐懼……我教會了妻子怎樣使用左輪手槍並囑咐她在危急時刻先殺了孩子再自殺。另外，我還要對自己的病人閔泳翊負責，我認為如果不能將他治癒的話，那麼自己就有被處死的可能”。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艾倫的擔心是多餘的，他不僅救了閔泳翊，還為受傷的清兵治療，因此朝鮮人和中國人對他都很友好。尤其是他拯救閔泳翊使他獲得了寵愛閔泳翊的閔妃的好感，1885年2月，他被閔泳翊推薦為朝鮮宮廷醫生，3月，他又破天荒地被批准為朝鮮大王大妃趙氏（神貞王后）看病，同時覲見了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1885年4月10日，在朝鮮王室的支持下，艾倫終於開設了一家西洋醫院——“廣惠院”（不久后改名濟眾院，今韓國延世大學附屬醫院），他自己也開始使用一個朝鮮式中文名——安連。

由於安連獲得朝鮮王室的禮遇和信任，因此不少朝鮮官員都來結交他，日本公使館也熱情地招聘他為醫生，就連以排外著稱的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也在被清廷釋放歸國后拜訪了安連，安連也因此由一名普通的傳教士一躍而成為朝鮮政壇的重要人物，1886年3月，安連被朝鮮國王允許在濟眾院中開設新式學校以教授醫學及自然科學，國王還特別授予他正二品的官階。朝鮮政府也默許安連進行傳教。於是，安連在濟眾院開張后就大力招徠美國傳教士來朝鮮，包括元杜尤（H. G. Underwood）、奇蘭敦（M. F. Scranton）、亞扁薛羅（H. G. Appenzeller）等人，他們都供職於朝鮮宮廷，在朝鮮社會和政界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他們後來與安連產生較大矛盾，因此安連開始尋求遠離傳教事業，介入了朝鮮外交活動。

安連最早介入朝鮮的外交，是在1886年朝鮮和法國建交之時，法國在談判中要求朝鮮政府允許天主教傳教自由，安連為了維護基督新教在朝鮮王室特許下的優勢地位，極力阻撓朝法建交，他曾進宮向朝鮮高宗詆毀天主教，說道：“我們美利堅民族是崇尚獨立的民族，厭惡任何企圖剝奪我們權利的行為。假設我們成為天主教徒，那麼連我們的總統就都要服從羅馬教皇，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另外，艾倫還向高宗講解了天主教與新教在對基督教教義理解上的幾點不同，旁敲側擊地提到天主教不如新教對上帝的信仰更加虔誠。但最終還是締結了《朝法修好通商條約》，天主教傳教獲得允許。不過很快一次重大任務降臨到安連頭上，使他第一次正式登上朝鮮外交舞台，這就是他在1887年8月被任命為朝鮮駐美使團的書記官，隨朝鮮公使朴定陽前往美國，負責使團的嚮導和翻譯工作。這不僅是安連返回闊別數年的祖國的機會，也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外交活動。以此為契機，安連接受了高宗的任命，從此不再是一名傳教士，開始成為一名長袖善舞的外交官。

當時的朝鮮是中國清朝的屬國，清朝政府不希望朝鮮對外派出常駐使團，其後又向朝鮮規定了所謂“三端”，第一端就是朝鮮使臣抵達美國后必須向中國駐美使館報告，然後又中國公使帶往美國外交部，這無異於表明朝鮮是中國的附屬國，而安連則標榜朝鮮獨立自主，自然容不得“三端”的存在。朴定陽在1888年1月9日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以後，並不打算違反“三端”，安連了解這個情況后竭力勸阻。安連在日記中記錄道：“朴公使昨天（1月9日）堅持說必須拜會中國的公使館，我用盡辦法才說服了他，最後我甚至說，如果您在去見貝亞德國務卿之前必須拜會中國公使館，或者送去自己的名片，我就辭去朝鮮使節團的職務！”在安連近乎威脅的阻撓下，朴定陽最終沒有去拜會中國公使館報告，違反了“三端”。安連後來對此不無得意地說：“我是以自己的辭職作為賭注的，因為我預見到：自己一旦辭職，朴公使就會顏面全無、在沒有隨員的情況下回國。”他在給姐姐的信中也寫道：“那樣的成果完全是由於我的努力。如果沒有我，那麼這個國家（朝鮮）就不會獲得國王所一直期望的獨立；即使勉強獲得，也不會被有效保障。”朴定陽違反“三端”引起了清朝的強烈不滿，袁世凱因此對朝鮮政府施壓，並將責任歸咎到朴定陽身上，要求加以嚴懲。但清朝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美國人——安連的挑唆。朴定陽事件也給中朝宗藩關係帶來惡劣影響，加深了兩國間的裂痕。

安連在美國為朝鮮使館做書記官期間，為吸引美國對朝鮮的資本輸出，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向美國公眾介紹朝鮮，著重指出朝鮮礦產資源豐富，還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告訴投資者在朝鮮將有巨額利潤可圖。其次，他積極與美國政府增進聯繫，以尋求對在朝投資者的支持和保護。儘管當時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不是十分熱衷於東方事務，但國務卿貝亞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表示，政府還是希望看到美國人在有關朝鮮的諸如採礦、貸款及商貿等事務上發揮作用，政府承諾對此將提供支持和保護。最後，他親自為朝鮮政府籌措貸款，以換取朝鮮國王在使團臨行前就與他商定的美國人在朝鮮投資興辦鐵路、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優先權。當然，朝鮮方面之所以給貸款開出如此優厚的擔保條件，是因為當時其財政拮据而函需資金以維持運轉。可是，許多美國資本家對此都僅持觀望態度，他們只是凱覷權益而不願提供貸款，這最終導致了貸款計劃的不了了之。由於安連在美國活動成效不大，因此他在1889年10月辭去美國駐朝公使館職務，返回了朝鮮。

安連回朝鮮后，沒有進行傳教，而是繼續謀求外交官的工作，終於，他在1890年8月被任命為美國駐朝公使館書記官，他實際上是美國公使館的二把手，自1891年後，每次公使空缺或離職時，就由安連出任代理公使。安連任公使期間，大力鼓吹“朝鮮獨立”，因此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支持日本一方，甚至一度為日本擊敗清軍、將中國趕出朝鮮而歡呼。但其後日本對朝鮮干涉日甚一日，安連又對日本不滿。這種不滿到1895年乙未事變時發展到頂點，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策劃浪人和日軍攻入景福宮，暗殺了親俄排日的閔妃。時任美國駐朝代理公使的安連在事發后不久立刻會同俄國駐朝公使韋貝爾進宮，質問三浦梧樓。安連從證人美國軍事教官戴伊那裡了解了事變真相，並作了詳細的報告書，揭露日本殺害閔妃的罪行；然後又將閔妃一派的官員李完用等6人帶到美國公使館隱匿，他甚至還讓美國傳教士們入宮守護高宗，高宗怕人下毒，也只吃安連夫人做的菜。安連介入朝鮮內政的做法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反對，美國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eny）在致美國駐韓公使施逸（John M. B. Sill）的公文中指出：“對於安連擅自致信韓國外部，我再次表示遺憾。因為雖然與該國締結了修好關係，但作為嚴格堅持中立態度的國家的代表，只要在韓國居住的美國公民在暴動中沒有受到生命和財產的損害，以任何方式干涉該國內政均非其責任。”其後，安連又介入了朝鮮的親俄親美派企圖推翻親日政權的“春生門事件”中。

除了上述支援“朝鮮獨立”的活動以外，安連還積極謀求美國在朝鮮的利益。安連早就向朝鮮各界人士灌輸這樣的觀點：甘於做清廷的屬國對朝鮮來說沒有任何出路，只有徹底斷絕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大量引進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朝鮮才能夠自主地開發資源和自由地開展貿易，最終才能夠融入世界以求發展。 1896年2月“俄館播遷”以後，親日政權垮台，安連趁機開始攫取朝鮮的經濟利權，在安連的大力勸說下，朝鮮政府在1896年3月同意將京仁鐵路的敷設權轉讓給美國人謨於時（James R. Morse） ，4月又將雲山金礦的採掘權轉讓給美國。由於安連大力爭取美國的利益，因此他頗得美國政府欣賞，於1897年8月2日正式被任命為美國駐朝公使。

1897年10月12日，朝鮮高宗李熙自稱皇帝，改國號稱“大韓帝國”，朝鮮從此改稱韓國。由於安連在先前有過干涉朝鮮內政的先例，所以他在任公使不到4個月後，美國國務院發來訓令稱：“有理由相信，此時的朝鮮半島是利益相關各方爭奪的焦點。因此，保持絕對的中立，在言行上不管怎樣都要做到不支持也不反對其中的任何一方，這無論對國務院還是你使館人員，都是有益的。”警告安連在韓國問題上嚴守中立。安連也不得不向國務院報告說：“我必須要強調，我已經很小心地設法避開了所有涉及困難問題的韓國人。”當時大韓帝國高宗皇帝為了避免日俄對朝鮮的瓜分，寄希望於美國的援助，他請求安連為韓國爭取美國的保護與支持，但安連向美國政府提及此事時，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卻不置可否。由於美國如此淡漠於韓國事務，因此安連也不再關心韓國內政，轉而繼續為美國在朝鮮半島的經濟利益服務。在他的支持下，美國投資興建了韓國首都漢城的有軌電車系統、街頭照明系統和城市自來水設施，也參與了大韓帝國光武改革的全國土地測量事業。這些雖然在本質上是美國對韓國的經濟侵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促進了韓國的近代化。

但是，隨著日本和俄國在朝鮮半島的對立不斷加劇，也不能不引起安連的注意，他尤其警惕日本，他在任駐韓公使期間反覆提到：“日本變得越來越具有侵略性，他們似乎已將韓國視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方，而將這裡其他的人視為入侵者” ，而安連對於西奧多·羅斯福上台後採取的親日政策十分不滿。他曾於1903年回到美國，企圖勸說羅斯福總統在日俄爭端中支持俄國而冷落日本，以維護韓國的獨立。1903年9月29日，安連抵達華盛頓，次日便謁見了羅斯福，其間安連指責“總統在對待俄國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並強調日本對韓國的侵略，闡述了美國支持俄國后能得到的好處。羅斯福對此不以為然。由此，安連認為：美國已經或多或少地與英日同盟站在一邊，這將使日本堅定其為爭奪韓國不辭與俄國一戰的決心。

果然不出安連所料，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隨即控制了韓國並強迫韓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韓國高宗皇帝急於獲得美國的援助，安連也向美國發出呼籲：“韓國極度依賴美國的友誼。皇帝滿懷信心地希望，在日俄戰爭結束后美國政府能給他提供幫助，即為韓國保持儘可能多的獨立” ，但在美國逐漸倒向日本的過程中，他的呼籲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1905年3月，安連被美國政府以“八年已經超過了美國駐外使節任期的限制”為由解職並召還。為他在朝鮮半島20餘年的活動畫上一個休止符。

霍勒斯·艾倫歸國后，定居在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以開辦診所為生。其後的艾倫主要是整理他在朝鮮的手記，出版了包括《韓國往事：傳教和外交中的概要和軼聞匯總》（Things Korean: A Collection of Sketches and Anecdotes, Missionary and Diplomatic）等書籍，成為研究朝鮮近代史的重要史料。1912年，曾經是朝鮮“太上皇”的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艾倫又於同年7月在《北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結識袁世凱》的文章，回顧他在朝鮮的經歷。1932年12月11日，艾倫在托萊多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