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學

方誌學是研究方誌現象運動規律的科學。研究方誌的產生和發展、類別和功能，以及編纂理論。方誌是綜合記述一個地區情況的著作，內容包括自然、經濟、歷史、文化、人物、風俗、災害、文藝等，大多以行政區域為單位，但也有以山、水等為單位的。在中國，方誌有著悠久的歷史，留傳下浩翰的卷帙，今仍在普遍進行修志工作，這在世界各國是無可相比的。

它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方誌的產生和發展、方誌的性質和分類、方誌的特徵和功能、志書編纂理論、舊志整理和方誌利用、方誌批評和志書評論、方誌和其他學科的關係等。

方誌學由理論方誌學、方誌編纂學、方誌學史3個基本結構組成。方誌學理論體系就是由這些結構及其衍生結構所構成的，它的發展則是其基本結構和衍生結構的改進和擴充。

根據編纂的客體不同，方誌編纂學可分為綜合方誌編纂學和專業（專門）方誌編纂學。綜合方誌編纂學又可以分為省志編纂學、自治區志編纂學、直轄市志編纂學、市志編纂學、地區志編纂學、城市區志編纂學、縣誌編纂學、鄉志編纂學、村志編纂學，等等。按照社會和專業分工，專業方誌編纂學可分為人口志編纂學、氣象志編纂學、教育志編纂學、地理志編纂學、衛生志編纂學、第一產業志編纂學、第二產業志編纂學、第三產業志編纂學、政黨志編纂學、政權志編纂學、政法志編纂學，等等。依據方誌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關係來分，又有方誌美學、方誌心理學、方誌管理學、方誌人才學、方誌倫理學、方誌教育學、方誌社會學、方誌史學、方誌經濟學、方誌文化學、方誌傳播學、口述方誌學、電子音像方誌學、網路方誌學，等等。

關於方誌的屬性問題，歷來有不同意見。長期以來，方誌一直被認為是地理書；自清代章學誠以後，方誌屬於歷史學的觀點佔據了統治地位，至今不少人仍認為：方誌屬於歷史學範圍，方誌學具有歷史學性質。以戴震為代表的地理學派的主張，在今天也得到一些人的贊同，認為方誌是歷史地理文獻，方誌學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部分。另有個別人提出方誌學“屬於行政管理學的一部分”。爭論至今未斷，目前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方誌學來自地理學、歷史學，但是它的發展已超出地理學和歷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中國宋代之前關於修志的論述很少，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自序中提到書志有“收地保勢勝之利”，以“佐明王扼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關修志的論述的內容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間的《建康志》序對志書提出較全面的要求。到明代的《句容縣誌》序、《泉州府志》序、《猗氏縣誌》序等一反過去的方誌屬於地理書的傳統，提出志書屬於史的見解。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撰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和顧祖禹所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開創了綜合利用和研究地方志的先河。同時顧炎武在《營平二州史事序》中對編修地方志提出了系統的見解，為以後修志指明了方向。

清朝中葉，修志成風，名家輩出，產生了探討方誌學方面的專論，形成了以戴震為代表的纂輯派（又稱地學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撰著派（又稱史學派）。兩派在總結前人的經驗和自身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展開廣泛討論，爭論的焦點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獻孰重孰輕的問題。

清朝末期，孫冶讓總結出修志總例6條：纂輯、測繪、校讎、採訪、檢查案牘和繕寫。

民國以後，對地方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出版了大量關於方誌研究方面的專著。

1956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立，1981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1985年改名中國地方志協會)的成立。

方誌學的研究對象是方誌現象及其運動規律，主要研究內容有：

方誌的產生和發展

方誌的性質和分類

方誌的特徵和功能

方誌的編纂理論

方誌的整理和利用

方誌批評和志書評論

方誌學與與相鄰學科的關係

方誌學的研究領域涉及到地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範圍。

地理學：方誌中所記載的大量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

歷史學：地方志史和志書中記載大量許多史料；

政治學：歷代編修地方志，都是當時政治需要，為政治服務的，歷代地方志所記述的內容一般都涉及當地的世家大族、社會集團、政權機構和政治制度等。

經濟學：古志書中不少內容反映當時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和關係，有些還是正史書籍中所沒提及的，它是研究古代經濟情況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

考古學：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書中也詳載本地區的考古發掘的成果，為考古發掘提供了線索和原始資料；考古發掘又可驗證方誌記載的是否屬實。

自然科學：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學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書中所沒有的。

此外，方誌學還與教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有聯繫。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對方誌學的研討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方誌的性質。普遍指出章學誠“志”即“史”說法的不足，如譚其驤在《關於編修地方志的兩點意見》(1982)中指出，章學誠的方誌乃一方之史的說法不可取，詳細列舉了地方志和地方史的不同。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人認為方誌是綜合記載一定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的書籍。

②修志的內容和方法。多主張注重有關國計民生的內容，貫注科學成就。如傅振倫在《中國方誌學通論》(1935)中說：修志要“略古詳今，側重現在”，“博採詳志，注重實用”，“廣辟類目，注重科學”;黎錦熙在《方誌今議》(1940)中強調，修志要按“時代所需”、“勿泥體裁”。

③方誌的功能。指出方誌有“正人心”、“敦風尚”、“垂治規”等政治作用，在資源考察、地方建設、旅行指導、鄉土教材等方面也有用；並提出方誌可發社會之隱微，可存前代未登正史之人物，可統攝遺文佚事，可窺見經濟狀況之變遷，可了解文化升降之跡，可與其他史事互證等，而有助於治史者。

④整理古方誌。編纂了多種方誌目錄，如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1835、1958)、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1962)、瞿宣穎《方誌考稿》（1930）、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1985)等。類編了地震、天文、農業等方誌專題資料，如《中國地震資料年表》(1956)、《中國天文史料彙編》、《五百年來我國旱水澇史料》、《上海地方志物產資料彙編》、《遼寧農業史資料彙編》等。

⑤結合編修當代方誌，對方誌學進行了廣泛的探討。1981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1985年改名中國地方志協會)的成立，1983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原名中國地方志小組，1956年籌建）的恢復，有力地促進了探討工作的深入。

方誌學的研究內容決定了它與很多學科有密切的聯繫。

方誌學與地理學、歷史學關係最密切。方誌中記述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大多與地理學有關；地方志史屬於歷史學的範圍，志書中的許多史料也屬於歷史學的範疇。

與政治學關係密切。歷代編修方誌，都沒有脫離當時的政治需要，特別是宋代及其以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府專設機構進行修志的事實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再從方誌記述的內容看，一般都涉及當地的世家大族、社會集團、政權機構和政治制度等。

與經濟學關係密切。古志雖有不重視經濟的傾向，但仍然保留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有些還是正史書籍中所沒有的。它是研究中國古代經濟情況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就編修方誌的需要而言，很重要的一條是要反映當時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和關係。

與考古學有關係。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書中也詳載本地區的考古發掘的成果。這些記載，為考古發掘提供了線索和原始資料；考古發掘又可驗證方誌記載的正確與否。

與自然科學關係密切。方誌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學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書中所沒有的。這方面已挖掘了一些，出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更多的方面有待開拓。

方誌學還與教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