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葬品

隨葬品在傳統葬禮中標誌墓主的身份、地位。中國古代禮制對隨葬品有所規定，隨葬品要與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相應，超過了級別為“逾制”。

隨葬品的出現與人們的社會意識、宗教信仰相關，孝及靈魂不死觀念的深入人心，使人們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間生活得更好的意識，而隨葬品正是這種意識的產物。歷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於此。

“隨葬品”顧名思義，就是隨同安葬者一起放入墓穴里的物品。這個詞是既熟悉又陌生。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早在小學歷史課本就學過，從石器時代的北京人、山頂洞人等祖先們就開始有了隨葬品，往後又常常會聽到秦始皇陵、馬王堆墓等，許多文物都是從這裡出來的；更有許多電影電視所要去尋找寶藏，幾乎說的都是某某墓的隨葬品，所以隨葬品說起來對大夥並不陌生。

但上面所說的都是些大型古墓中的隨葬品，而現實中，平民老百姓中，現代的公墓中，隨葬品又是怎樣的呢？下面跟大家一一講解一下。

許多家屬常從電視里看到，將逝者生前使用過的物品放入穴中，其實這是一個誤區。因為現代公墓中，墓穴的尺寸都有標準，幾乎就是放下骨灰盒大小，所以放穴中的隨葬品數量、大小均有所限制。逝者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如大件的物品自然不能再放入穴中；而小件的物品，往往就是手鐲、戒指、耳環等珍貴物品了，但這些珍貴物品又因他還需繼續使用，也不便於隨葬。所以人們又想出了一種並非生前使用，甚至沒有實用性，純粹為隨葬而製作的物品，古人們把這種物品稱之為“明器”，諧音“冥器”。

明器材質又分為許多種，但有些注意事項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它長時間放在地底下，因此必須考慮到它的永久性，這就要求隨葬品不能被腐蝕、不能被氧化、而且不易破碎，綜合以上總種原因一般使用“玉”制隨葬品最好，所以人們又常聽說一個詞“葬玉”。

隨葬品一般都用“明器”，明器的另一個解釋意思就是禮儀性用品，他象徵著財富、身份、地位，所以“玉”制隨葬品又很有講究。

從習俗上講主要是財富，又根據古代象徵財富的兩樣物品：元寶、老錢，所以用黃玉製作成元寶，它如同黃金一樣，稱之為“黃玉元寶”，一般用四枚放骨灰盒四個角，叫做“四角壓財財興望”；用翡翠玉製作成玉錢，一般用七枚放骨灰盒底下，叫做“腳踏七星腳踏財”它們象徵著財源滾滾來。

以上兩樣一般是放在穴里必備的物品，再者就是一些玉制的童男玉女象徵著地位，有僕人的服侍；傳說中的貔貅象徵著接納四方之財等等。

隨葬品的分類

隨葬品分為兩大類，一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二是並非生前使用，甚至沒有實用性，純粹為隨葬而製作的物品，後者稱為明器。有些物品，因為體量、珍貴或還需繼續使用等原因，不便於隨葬。此外，絕大部分歷史時期，墓主人生前的姬妾、侍從、奴僕等也不允許陪葬。這時，就需要製作明器以為代表。

最早死者的隨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糧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們認為死者雖死猶生，他還要像活人一樣生活，因此應該讓他帶去生活必需品。

後來，奢侈品也漸漸進入隨葬品的行列，如金玉器物、布帛綢緞、傢具什器、書畫玩物等等。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的隨葬品，僅酒就有幾大陶缸。貨幣經濟出現后又有貨幣隨葬。河南安陽殷墟的墓中，出現海貝多達七千多枚。金屬鑄幣出現后，同樣也進入墓葬，供死者花銷。漢墓中還發掘“買地券”。它證明了墓主對墓地的所有權，明確昭示別人不得騷擾、侵犯。人們逐漸領悟：“人死如燈滅”，用不上什麼實物隨葬品，基於這樣的認識，仿製的象徵性隨葬品就出現了，這就是明器、社火。明器也叫男器，是依實物仿製的象徵性隨葬品。古時明器多是實物模型，用竹、木、陶土、布帛、錫箔紙等製作。

宋代起紙做的明器逐漸流行，如象“花圈”由原來的實物轉向用紙紮的。今之以紙為之，謂之賓器。”自紙做明器出現后，實物模型明器也沒斷流，二者齊頭並進。為區分兩種不同的男器，有的地方把紙紮的明器稱作“社火”，有的還稱“紙貨”。由於實物模型明器費工、費時、費料，並不比紙貨好看，所以現代農村多用紙紮明器。紙貨一般都在墳頭焚燒，實物模型的明器有隨葬的，也有焚燒的。明器就其內容來講，可分兩類，一類是實用的、生活中常見的，另一類是純粹象徵性的，與死後時世界一樣，是人們觀念的產物。實用的明器衣食住行都有，如盤盞碗碟，衣服鞋帽，被褥枕頭，床鋪桌椅，牛馬車輛，書童婢女，還有住宅院落；在廊柱掛有榴聯，上寫“月鏡水花，浮生一夢；紙窗竹屋，小住三年”在紙屋裡，有桌椅床鋪、三鋪四蓋，院里有牛馬車輛，家禽家畜。還有紙紮的主人坐在中堂，環端茶點煙，院中還有紙紮的僕役打掃庭院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死者生前嗜好之物都帶上。

另一種明器是常用的聚寶盆和搖錢樹。這是人嚮往的，也是人們觀念的產物。讓死者帶上這種寶物去，或許真的有用場。因而至今仍可在農村的傳統葬禮上見到。中國的隆喪厚禮是世界聞名的，今天也不例外，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花樣不斷翻新，並追求時代潮流。

現在有的地方在人死後，兒孫給扎有冰箱、彩電、收錄機、摩托車、小轎車、沙發、大立櫃等隨葬焚燒。為了不讓死者再過貧窮、勞累的農村生活，甚至“孝子”們還仿製城市戶口本、醫療證、工作證，讓死者在另一個世界農轉非、土轉干。可謂拳拳孝心、脈脈深情。

指日常生活用的陶、石、骨、木等器具。陶器既是史前時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同時也是最主要的隨葬品之一。一般用於隨葬的陶器，多為實用器，也有少量專為死者製作的所謂“明器”（即“冥器”）。實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如炊器上的煙炱和容器破損后的修補痕迹等；明器多小而輕薄易碎，是一種象徵性的器物，不具使用價值。隨葬品組合一般由炊器、水器、食器、容器類物品組成，也有僅隨葬其中一類或兩類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中，隨葬陶器在組合、形式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反映出比較鮮明的時代、地域和文化特色，是考古學斷代、區分文化、劃分地域類型的主要依據之一。

用裝飾品隨葬的例子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墓葬；新石器時代各文化中均較為流行。黃河流域較常見的有骨珠、牙飾、陶環及發笄等；長江流域則多見石或玉制的管、環、璜、缺等。一般說來，裝飾品多見於女性墓葬，如姜寨M7為一青年女性，隨葬有8577顆骨珠；大汶口的M10為一老年女性，隨葬有一串25件穿孔白色大理岩長石片、2件牙形石片組成的頭飾、一串由31件大理岩石珠組成的頭飾、一串由19件形狀不規則的綠松石片組成的項飾並有象牙梳等。因此，裝飾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別的差異。

生產工具也是史前墓葬中很常見的隨葬品種類之一。依製作質料分，有石、骨、角、蚌、陶器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有斧、錛、鏟、鐮、鑿、刀、錐、銼、針、匕、矛、鏃、魚叉、紡輪、磨盤、磨棒等。在不同文化中，由於經濟方式不同，隨葬的工具種類也有所區別。如在以漁獵經濟為主的黑龍江省密山縣新開流遺址墓葬中，多隨葬石鏃、骨投槍、魚叉、魚鏢、魚鉤、牙刀等漁獵工具；黃河流域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特徵的諸文化中，則主要隨葬石鏟、石刀、磨盤、磨棒等農業生產工具。有時不同墓葬中隨葬工具的差異，也可能反映了死者生前所從事主要工作的差異。如臨潼姜寨M87出土有石硯、石磨棒、水杯及赤鐵礦顏料塊等，是一組用於繪畫的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是主要從事彩陶製作的工藝者；在屬大汶口文化的江蘇邳縣大墩子M38出土的隨葬品中除骨、牙器外，還有骨料、牙料24件，磨製骨器用的礪石4件，墓主人生前顯然是一位主要從事製作骨、牙器的工藝者。此外，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墓葬隨葬工具統計表明，男性墓隨葬工具遠多於女性墓，如姜寨遺址男性隨葬工具佔68.8%，女性墓僅31.2%；北首嶺遺址男性墓隨葬工具達99.3%，女性墓僅佔0.7%。說明男性是生產勞動的主要承擔者。

所謂禮儀性用品，就是指用以表示身份、等級和地位的用品，如象徵神權、王權、兵權的琮、璧、鉞等。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各文化墓地的墓葬，從墓形的大小、隨葬品的數量、種類等方面來看，差別並不太大，反映出氏族成員的地位基本相同。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氏族墓地出現了墓形大小、隨葬品多寡的差異，特別是出現了表示身份、地位、等級禮儀性用品如玉鉞（或斧）、玉琮、玉璧等，表明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發生了變化，並出現了貴賤、貧富的分化。

在黃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出現了隨葬品多寡等方面的差異，如大汶口的M10，有“井”字形木槨，隨葬38件陶器、大量的裝飾品和並非實用品的玉鏟、玉斧等。到了龍山時代，這種差異進一步擴大。在陶寺墓地墓有大、中、小之別，大、中型墓數量很少，但規模大、隨葬品多。例如M3015隨葬品多達200件以上，其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以上，還有多種彩繪木器和石磬、鼉鼓、玉鉞、石鉞等禮儀性用品；M3072則出土有彩繪蟠龍紋陶盤等。這此重要禮器的存在，表明大墓主人是執掌祭祀和軍事的部落顯貴。甘肅武威皇娘娘台M48出土有83件石璧，遠超出裝飾的需要，應是顯示地位、權勢的禮器。

在長江流域，崧澤文化時期已出現了隨葬品多寡不一的現象。如江蘇吳縣張陵山的M05，有木棺並隨葬有31件陶器。良渚文化早期開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質禮器隨葬，如張陵山上層的M4，隨葬品多達41件，其中包括玉斧、玉琮、玉瑗各一件；玉琮呈外方內圓的方柱體，表面飾有獸面紋，顯然是一種禮儀性器物。良渚文化中、晚期“葬玉”之風更盛，如江蘇武進縣寺墩M3，是一20歲左右的男性墓，隨葬各類陶、玉、石器達120餘件，其中玉璧24件、玉琮32件；24件玉璧大小不一，分置於頭前腳后、身體上下，其中最大的一件置於腹部，直徑達26厘米；32件玉琮自1～15節高矮不等，環繞墓主一周；左側上肢旁有1件精緻的玉鉞。新近發現的M5隨葬重要玉器有琮、璧、鉞、帶鉤等，其中有1件玉璧直徑達29厘米，是迄今出土規格最大者；置於足后的玉琮長32厘米，分為11節，精刻44個人面紋，是長琮中玉質最佳的一件。良渚文化晚期的吳縣草鞋山M198，為一男性附葬兩女性的墓葬，男性居於墓穴中央，隨葬品最多，包括有玉斧、玉琮、玉璧等，兩個女性為二次葬，也隨葬有玉璧、玉琮、玉飾等。此外，在華南地區的廣東曲江縣石峽文化晚期墓葬中，也發現有用玉琮、玉璧、石鉞等禮器隨葬的現象。

東北地區早在紅山文化中，就已出現了大型墓葬和禮器隨葬的現象。如的牛河梁積石冢群中，大石棺位於石冢的中心部位；各類石棺中出土了數量眾多、十分精美的器，有玉豬龍、玉璧、勾雲形玉佩、玉環、玉鳥、玉龜、玉魚、玉獸等。這些發現表明至少在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除了上述隨葬品之外，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墓葬中還廣泛發現有豬、羊、狗等家畜隨葬的現象。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豬頭隨葬，如大汶口墓地的133座墓中，隨葬豬頭或豬骨者佔1/3；其中M13隨葬豬頭14個，M60發現有半隻豬，其他墓葬則隨葬豬下頜骨、豬牙等。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有用豬、羊、狗等骨骼隨葬的習慣。如甘肅永登蔣家坪發現一座屬馬廠類型中期的大墓，隨葬有30多件陶器，人骨架下挖有一長方形坑，內分層埋有豬、狗等骨骼；甘肅臨夏大何庄墓地有9座墓隨葬有豬下頜骨，少者3塊，多者可達36塊。黃河中游的陶寺墓地有14座墓隨葬有豬下頜骨，最多的一座達30付以上。長江流域的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等也發現有用豬下頜骨隨葬。此外，在黑龍江的密山縣新開流遺址墓葬中，還發現有用魚骨、野豬牙、鹿角等隨葬的現象。

一般認為，由於家畜可食用、可交換，因而成為最早的私有財產觀念之一。墓葬中出現家畜隨葬，應是財產私有的重要表現。

新石器時代的平民墓葬中，最常見的隨葬品是各種石器和陶器，因為這些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那一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則常見玉制的禮器，這些東西代表了他們生前的地位與財富。

秦漢（前221—220）以前，平民墓葬中隨葬品多為陶器，而王公貴族墓葬中則多見各種青銅禮器。此外，商周以來，以車馬殉葬的情況也非常普遍。

秦漢時期，因不再允許以活人殉葬，所以，以陶、木製作的人俑大量出現。秦始皇（前247—前210年在位）、漢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甚至將他們的整支軍隊都帶到了陵墓之中。這一時期，隨葬品中的青銅器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精美漆器和各種絲織品，這也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1），瓷器生產工藝逐漸成熟，隨葬品中瓷器與陶俑平分秋色。唐代墓葬多隨葬三彩陶器，這是一種專門用於隨葬的明器，色彩鮮艷華麗。

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從這一時期開始，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均已達到相當的高度，隨葬品種類日益豐富，不再具有早期墓葬中那種鮮明的時代特色。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馬俑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埋葬著這個希望子孫世代做皇帝的始皇帝的秦始皇陵，位於陝西省西安市以東35公里的臨潼區境內，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陵園。史載，秦始皇為造此陵徵集了70多萬個工匠，建造時間長達38年，同時也生產著奇迹。

1974年3月兵馬俑從5米深的地下“橫空出世”，是幾位農民的幸運，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雖地處秦始皇陵東側達1．5公里，以兵馬俑一、二和三號坑為主體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仍佔地300餘畝，規模宏大，氣勢雄偉。

“8000兵馬俑如同復活的軍團一般，宿衛著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隊隊長劉占成說：“雖是陶俑，但它們如真人一般大小，或身穿齊膝長衣，外披鎧甲，手持長兵器，或腰束革帶，腿紮裹腿，足登方口齊頭翹尖履，或黑髮，藍袍，綠臉，給人留下的不僅僅是雄赳赳的軍威，更多的是2200年前古人的生活實況。”

經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可分為陵園區和從葬區兩大部分。陵園區佔地近8平方公里，有內城和外城兩重，封土呈四方錐形，現存高76米，周圍有大量地面建築遺跡和陪葬物。陵墓是安放秦始皇棺槨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個，主要賠葬坑有銅車馬坑、珍禽異獸坑、馬廄坑以及兵馬俑坑等，歷年來已有5萬多件重要文物出土。1980年發掘出土的一組兩乘大型的彩繪銅車馬－－高車和安車，是迄今中國發現的體形最大、裝飾最華麗，結構和系駕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銅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