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鮑曼
齊格蒙·鮑曼
20世紀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鮑曼出版了一系列探討現代性、科層制、理性以及社會排斥的書籍。他同意弗洛伊德的觀點，把歐洲現代性看作是一種權衡，認為歐洲社會為了享受不斷增長著的個人安全感而同意放棄某種程度的自由。並且，鮑曼認為這一過程包含了對天性的掌控、等級森嚴的科層制、各種規章制度、控制與，所有這些要素都嘗試著逐漸消除個人的無安全感，使人類生活混亂的一面看起來富有秩序與親切感。然而，在這些書中，鮑曼又開始逐漸形成新的立場，認為這種創製秩序的努力從來不曾獲得它預期的成功。當生活被整合進熟悉而可控的範圍內后，仍然永遠存在著既不能被管理、不能被分離出來、也不能被控制的社會群體。在《現代性與社會環境》這本書中，鮑曼通過引入“局外人”這樣的敏感的人物形象來嘗試對這種無法預料的人們進行理論抽象。通過齊美爾的社會學理論與德里達的哲學理論，鮑曼將局外人描繪成陌生的當局者，社會的遊離人。
在這本書中，鮑曼嘗試對現代社會用以接近個人的不同途徑做出描述。他認為一方面消費導向的經濟中，陌生的局外人永遠處在被誘惑的狀態的中；不同的食物、時尚和旅遊都有可能使人感受到那些他不熟悉的東西的吸引里。然而這種疏離感同樣也有負面效果。因為局外人本身無法被掌控和安排，因此他永遠處在擔驚受怕之中。鮑曼最出名的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就是嘗試對所有的恐懼感進行全盤的描繪。根據阿倫特與阿多諾對極權主義以及啟蒙運動的描述，鮑曼認為大屠殺既不應該被簡單的看作僅僅是猶太歷史上的事件，也不應當是向前現代的野蠻文明的倒退，而是應當作為與現代性以及理性化努力深刻相聯的事件。過程理性，勞動力不斷細化的分工，對不同物種的無益的分類以及將理性掌控賦予道德優越感的趨勢都使得大屠殺發生。正是基於這一點，鮑曼認為現代社會還沒有完全汲取大屠殺的教訓；大屠殺就像是一幅掛在牆上的畫，還僅僅給人很少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