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資料館

該館負責收集、整理、研究、保管中國生產的電影片的底片素材、拷貝、電影劇本、分鏡頭劇本、完成台本以及劇照、海報、評介材料等有關電影創作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檔案和數據，也保管部分外國電影拷貝和有關文圖數據，並提供利用。在電影檔案的收集、利用、電影理論研究、國內外電影學術交流和電影教學、電影報刊出版工作等多個領域都得到了全面的發展，是以電影檔案工作為核心、業務和功能多元化的電影文化事業單位。它更以世界上最大的關於中國電影影像資料的收藏成為國際電影資料界重要成員之一。該館擁有兩座大型影片資料庫——北京電影資料庫和西安電影資料庫以及各種不同規模和檔次電影放映廳、電影文圖資料庫、錄像、光碟視聽室。

自1958年起，該館就開始了各類電影檔案資料的收集工作，40多年來，已經收藏有各個時期的中外影片30多萬本，計27200餘部，影片素材18000餘套，中外電影人檔案數千卷以及上百萬件中外電影圖書期刊和劇照等文圖資料。

館內業務部門有﹕資料編目研究部、影片管理與技術部、學術活動服務部、對外聯絡處、電影資料庫。基於影片材料的不同特點，該館在北京和西安兩地修建了恆溫10C，±1C，相對濕度55～65%，有空調設施的專用庫房，總計15000平方米﹔有專門維護和複製影片數據的技術車間、不同規格的標準放映廳、放像廳、學術研討室和資料閱覽室等。

該館服務項目包括數據借閱、複製，查詢有關影片、人物以及電影事業方面的情況。已實現了檔案數據的電子計算器編目管理和聯網檢索。該館編輯和出版了《中國電影總目錄》、《中國藝術影片編目》和庫存影片目錄等工具書，形成了一套電影檔案資料的整理、編目、研究和利用工作的管理制度。該館有計劃地舉辦專題、專片觀摩研討活動和巡迴觀摩等，年放映影片約3820部次、電影錄像片1000部次，觀摩人數達68.4萬人次。通過舉辦“30年代中國優秀影片觀摩”、“20～40年代中國電影回顧展”等活動，系統介紹了中國電影發展的歷史成果。還舉辦了英、法、意、美、蘇、日等10餘個國家的電影回顧展，30餘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了中國電影回顧展，介紹了百餘部中國優秀電影作品，促進了中外電影藝術的交流。1980年該館成為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正式會員。至今已與3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電影數據機構建立了業務聯繫，交換影片和文圖數據。

1955—1967年

創建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擬定方針任務，搜集和搶救電影資料

1955年

（九月）

6日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經理羅光達、翻譯陳守枚在瑞士參加洛加諾國際電影節期間，接國內電報指示，讓羅光達以觀察員身份代表中國出席在波蘭舉行的國際電影資料館第11屆年會。羅光達、陳守枚抵達華沙后，於9月6日起參加了這屆年會。當時，中國尚未成立電影資料館，羅光達就電影資料收集問題發言，受到各國代表們的重視，希望與中國交換電影資料。

會後，羅光達、陳守枚參觀了波蘭電影資料館。

（十月）

羅光達、陳守枚到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參觀訪問，了解這兩個國家電影資料館的規模和管理情況。

（十一月）

羅光達、陳守枚回到國內，立即給電影局、文化部和國務院寫了參加年會等情況的彙報，並建議成立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

註：1、“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簡稱：“國資聯”），始建於1938年。會址開始設在法國巴黎，現在布魯塞爾。它是一個國際電影文化合作機構。目前參加該會的電影資料館已達70餘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各國電影資料館的努力工作，以及它的國際合作，使5000多部影片免於炮火破壞，得到安全地保存下來。“國資聯”成立后，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國資聯”從1946年起，就決定每年舉行一次年會。

2、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尚未成立前（1954——1955年期間），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荷蘭的伊文思、法國的世界電影史學家薩杜爾、波蘭的教授托波力斯等曾多次熱情地建議中國參加國家電影資料館聯合會。

1956年

（二月）

經上級批准，在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內部設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任命王輝為籌備處主任。

（三月）

由王輝制定本年籌備處初步工作計劃，首先是解決籌備處急需的工作人員問題。相繼由中影公司調入籌備處的有：李大深、張蓮蓉、洪寧、許蔚文、劉謙、張香亭、楊校、呂志遠、淦南屏、高沁水、孫滌、王紹華、石琴、裘毓忠等十餘人。

（四月）

中影公司經理楊少任簽批了“關於搜集舊片辦法”報請電影局審批。4月27日，王闌西代局長批複同意。

通過各種線索了解社會上舊影片和文字圖片散存情況，並刊登廣告廣泛徵購影片和文字圖片資料。

（五月）

對散存在各電影製片、電影局的影片和底片資料進行摸底。派人分別前往長影、上影、上海科影、電影局影片庫清查了解影片保存情況，發現保存的新舊影片和底片已不同程度的發霉、變質，局存的影片尤為嚴重。因此，寫了專題報告給電影局，建議在籌備處設技術組，為以後保存好影片創造條件，並建議在新影、洗印廠幫助下進行影片漂洗去霉工作。

（九月）

9月9日至16日，國際電影資料館第12屆年會在南斯拉夫海濱城市杜布羅夫尼克舉行。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主任王輝、翻譯鄺志良參加會議。這屆年會討論接納新會員；決定大會以後的工作；改選執行委員會和召開下屆大會的問題。大會聽取了會員的報告和對大會章程、綱領的意見。王輝代表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以觀察員的身份作了籌建工作報告，並與南、蘇、捷、荷等電影資料館建立了交換資料的聯繫。

王輝、鄺志良回國途徑蘇聯，訪問了蘇聯電影資料館。

籌備處接管了北京德外什方院原電影局200多平方米資料庫，500多平方米工作間和部分影片資料。

（十月）

12日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以變更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名稱及從名義上與中影公司劃開為由寫了專題報告，報請文化部電影局批准。文中稱：“我公司電影資料館籌備處，自今年二月成立以來，工作上已經逐步展開。目前正準備大力進行國內影片資料的搜索及國際間的影片資料交換工作。為使工作更加便利起見，特作如下建議：1、將該籌備處改名為‘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從名義上與我公司劃開，使其對外作為一個獨立單位，與國外有關方面發生聯繫，對內在日常工作的領導上仍作為我公司內部附屬機構，待將來有條件后，再行劃分；2、請局於批准上項建議后，對有關電影部門發布該籌備處正式成立的通知。以便於今後工作的聯繫；3、該籌備處主任王輝此次出國出席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中，已與十餘個國家建立了影片及資料交換聯繫。最近並已接到幾個國家的來信。今後在聯繫的往複函件上，擬即由王輝署名。”

（十一月）

8日文化部電影局正式批准成立“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文中指出：“為適應國家電影事業日益開展的需要，本局決定成立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對分散存儲的大量的中外新舊影片資料作統一、集中的保管，並進一步進行搜集、整理，以便為今後保存與研究我國及世界電影藝術積累豐富的資料。該籌備處已在北京西交民巷84號開始辦公。”從此，籌備處的業務上則由電影局直接領導，中共務、行政方面仍屬中影公司領導。

（十二月）

籌備處與北京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簽訂了修建德外什方院片庫附屬工程的協議。協議包括維修片庫冷凍空調設備、整修平整土地等。此項工程是在原電影局與三建簽訂合同的基礎上籤訂的。本工程到1957年夏季基本竣工。這時德外什方院片庫環境有了改觀，安全有所加強。

1957年

（一月）

由王輝擬定了《中國電影資料館工作大綱》。其主要內容：一、性質與任務：中國電影資料館是保存與傳播電影文化學術資料機構，其主要任務是搜集保存國內外影片、資料、書刊、文物和文獻等，加以整理通過放映、刊印、展覽及交換等途徑，為電影工作及有關文化工作服務，以促進我國人民電影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以及國際間電影文化的交流；二、保存範圍：具有一定歷史、藝術和文化意義的影片和其他電影資料，應集中由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三、體制：中國電影資料館是人民電影事業組成部分之一，應作為獨立的電影事業單位，有其獨立的單位預算，在電影事業管理局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設館長一人，領導綜理全館工作，負責學術整理的副館長一人，負責技術整理的副館長一人，協助館長進行工作。館長、副館長均由電影局報請文化部任命。館內設科、室，即秘書、聯絡、研究、片庫管理四個組和一個文圖資料室。

在擬定工作大綱的同時，還制定了《1957年籌備處工作計劃要點》。“要點”規定：“由於國家影片保存庫及辦公房屋在本年尚不能建成，影片的保管仍較分散。為了適應這一情況，並根據現有人力，本年計劃要點是：一、繼續大規模的進行舊影片資料的搜集；二、查對各製片廠保存的影片，有計劃有步驟的接管，並建立保管使用制度；三、逐步檢修舊影片；四、開始編寫《中國電影總目錄》、《庫存中外拷貝與素材目錄》等六種目錄；五、對外服務：一面整理，一面供應……”10日文化部電影局任命吳薇為籌備處副主任。年底，吳薇調離籌備處。

（四月）

14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出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成立大會的代表和出席全國電影發行放映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接見時，在座的有副總理鄧小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濟琛、彭真、陳叔通、全國政協副主席章伯鈞、包爾漢。

同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六十多位電影工作者，周恩來發表了講話。

16日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主席蔡楚生、副主席司徒慧敏、白楊、沙蒙、秘書長汪洋、理事於伶、王輝等。

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五月）

文化部開始整風。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尚未建立自己的中共支部，由中影公司中共支部領導整風運動。

（六月）

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隨後，反右派鬥爭即在全國展開。資料館籌備處的人員參加了中影公司中共支部領導的這一運動。整個運動到年底基本結束。由於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中影公司錯劃了十多名“右派”，其中有籌備處一名。78年，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進行了複查，對錯划的“右派”進行了平反。

（七月）

8日文化部電影局行文報送政治局、中宣部、文化部、總政、中影、電影學院、電影出版社、文聯、影聯等單位，文種稱：“……現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已經成立，並已進行影片資料拷貝的接管工作。為合理規定接管以後影片資料拷貝的使用制度，特規定《關於影片拷貝使用辦法》，並同意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擬定的《關於借用影片資料的規定》，自1957年7月日起施行。”

本月，又從中影公司調入資料館籌備處一批工作人員，計有：王傳君、孫文清、王延池、曹蓮學、辛廣華、李邦珍、王秀媛、楊素萱、袁蘇民、邵功游、郭熙康等。同時，還從其他單位調入谷若娜等。年底，張奉奎由中影公司調入籌備處。

從七月份起，資料館籌備處內部已正式建立了組，並任命了部門的負責人。

秘書組：主管秘書、人事、行政、財務和外事等工作。組長邵功游。

研究組：主管影片內容整理、研究和編目等工作。組長高沁水。

聯絡組：主管影片和文圖資料的搜集、供應、觀摩、展覽等工作。副組長劉謙、張香亭。

片庫技術組：主管影片和底片資料的保管、維護工作。副組長王紹華。

文圖資料組：主管電影文字圖片和書刊的保管、整理、閱覽等工作。代理組長李邦珍。

（八月）

中國電影資料館籌備處在北海公園舉辦了《中國電影圖片展》（出國前預展），展出了《定軍山》、《春蠶》、《姐妹花》、《漁光曲》、《風雲女兒》、《大路》、《新女性》、《自由神》、《馬路天使》、《保衛我們的土地》、《塞上風雲》、《一江春水向東流》、《烏鴉與麻雀》、《橋》、《中華兒女》、《白毛女》、《董存瑞》和《祝福》等上百部影片的中英文字圖片展覽。在北海公園展覽期間，郭沫若、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白楊、秦怡等文化電影界知名人士和許多電影工作者前來觀看。預展后，全部展品運往柏林，準備參加“國際電影六十年展覽”。

（九月）

孫師毅奉周恩來之命，由香港回到北京，任中國電影資料館顧問。周恩來曾數次親臨新僑飯店看望孫師毅。之後，許多次國慶節，借國宴之機，周恩來都同他進行親切的交談。

（十二月）

2日電影局決定歷年及今後參加國際電影活動所得獎品、獎狀，統由資料館保管。這一決定文件抄送各電影製片廠、中影公司、電影出版社。

註：後來，實際工作中資料館的保存範圍中沒有保存電影文物、獎品之類，所以這類資料也就不再保存了。

1958——1965

正式成立中國電影資料館，進行基礎建設和業務規劃

1958年

（一月）

25日文化部發文給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局（廳），請注意解放前電影資料的搜集，並指定專人辦理。此文抄送電影局、各製片廠和電影資料館籌備處。

（三月）

3日由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組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電影資料館主辦的“國際電影六十年電影展覽會”在柏林開幕。參加這次展覽的有蘇、中、波、捷、匈、羅、保、法、英、美、意、日、西德和墨西哥等三十多個國家的電影資料館，展至六月底，觀眾已達八萬餘人。

我國參加這次展覽的展品（1957年在北京北海公園預展的全部展品），內容包括1908——1956年各個時期有代表性、有影響的影片的圖片、文字等資料。觀眾對中國展品極感興趣。

這次在柏林展出的我國展品，於八月底結束。九月運往瑞士參加洛桑博覽會展出，並應法國電影資料館的邀請，於1959年春運往巴黎展出。

（五月）

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藝術事業”，提出隨著大躍進，出現了文化藝術方面的大躍進。必須反對少、慢、差、費右傾保守、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的文化建設路線。

（六月）

24日文化部任命王輝為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與此同時，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共支部。支書王輝、副支書高沁水兼宣教委員、組織委員邵功游、青年委員劉謙、保衛委員王紹華。

（七月）

指定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58年方針任務”（草案）。其主要內容是：加強政治思想領導，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勤儉建館。根據現有條件，重點使用力量，以廣泛搜集影片和電影資料為主，並加強業務學習，積極培養幹部，加強學術整理與技術整理及供應工作。

（八月）

文化部在首都劇場召開在京直屬單位迎國慶躍進獻禮大會。王輝代表該館以書面躍進規劃向大會獻禮。在主席台上接受獻禮的有錢俊瑞、劉芝明、鄭振鐸等副部長。

30日下午，中國電影資料館正式宣告成立。全館職工在西四羊市大街影聯放映室（原電影局舊址），召開了該館成立大會。

（十一月）

本月由中影公司調入一批人員，計有：田雲漢、邵功勛、宋荃增等。田雲漢任秘書組副組長、宋荃增擔任財會工作、邵功勛擔任美編工作。

1959年

（二月）

中國電影資料館徵集電影資料啟事在《大眾電影》上發表，啟事稱：“該館因業務需要，特徵集解放前出品的《三個摩登女性》、《鐵板紅淚錄》、《逃亡》等三片拷貝，電影文學劇本或分鏡頭劇本。……”

（五月）

14日在影聯召開會議，討論《十年電影畫冊》的編輯問題。主持人蔡楚生。參加會議的有：司徒慧敏、謝力鳴、錢筱璋、王棟、王輝等。《十年電影畫冊》的美編邵功勛、文編田雲漢也出席了會議。后已編成初稿徵求了有關製片廠的意見，並經文化部電影局審定，因經費等問題，上級指示停印。

16日該館向文化部申請修建國家影片保存庫。文中申述了急需建庫的理由。

（六月）

18日文化部批複同意建設影片保存庫。

（七月）

2日由該館秘書組執筆寫出《中國電影資料館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報部。設計任務書除申請建設1400平方米的國家影片保存庫和200平方米附屬的用房外，在“今後規劃”一欄中稱“目前該館僅借用中國電影發行公司300平方米辦公業務用房，資料存放與辦公擁擠不堪，嚴重的影響工作的開展。五年內工作人員將發展到110人。根據該館工作性質與任務和發展的需要，除需建築國家影片保存庫外，急待修建辦公、業務、技術用房，包括辦公室、文圖資料室、展覽工作室、閱覽室、放映室、洗印等技術工作間及宿舍。擬於1960年起建築業務用房3300平方米，建築宿舍1500平方米。”

（九月）

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資料館中共支部與中影公司中共支部聯合對該館三名中共員進行批判。這次在群眾中展開的反“右傾”運動，到年底基本結束。1961年，根據中共中央通知，一律平反，並將有關材料銷毀。

（十月）

12日該館向文化部對外聯絡司所寫簡報中回顧了三年來（1957——1959）電影資料館外事工作上的幾件大事：

一、與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保持了經常的聯繫。自建館以來，每屆年會均正式邀請該館出席，因外匯短缺及工作難以分身，皆婉言辭謝。該會按期將他們編輯出版的《公報》寄來。同時在《公報》中刊登該館消息。

二、與國際電影史研究局建立聯繫。該會正式通知該館副館長王輝為該會理事會理事。

三、與蘇、捷、法、意、匈、比、荷、芬、瑞典、西德、巴西、挪威等電影資料館建立了聯繫，進行了贈送、交換和複製等工作，如與蘇聯電影資料館達成協議，進行相互交換影片，蘇寄來早期影片《戰艦波將金號》、《紅小鬼》、《母親》等15部，我給蘇中國片9部。請荷蘭電影資料館代為複製該館保存的中國早期影片《西廂記》（20年代無聲片，荷譯名《普濟寺的玫瑰》）。又贈送給捷克電影資料館中國影片《六號門》等等。

四、以電影文字圖片參加在柏林舉辦的《國際電影六十年展覽》。

五、譯編了《國際電影資料館各屆年會公報》資料和國際電影史研究局會議資料。

本月美國人傑·雷達（后改名陳力），由文化部任命為該館顧問。陳力，出生於英國北愛爾蘭，曾在美好萊塢、德電影資料館、英皇家影院工作過；還曾在蘇聯電影學院學習過。在電影理論和電影史等方面有所研究。在該館擔任顧問期間，他看的中國影片寫的評論材料，譯成中文後分送夏衍和有關電影單位參考。陳力的夫人是舊中國外交總長陳友仁的女兒陳西蘭。她同陳力同來北京後任北京舞蹈學校顧問。陳力與陳西蘭於1964年6月返回美國。

（十二月）

該館由西交民巷84號原中影公司辦公地址，遷至東城西總布衚衕25號辦公。原借中影公司300平方米的辦公用房，早已擁擠不堪，工作無法開展。幾經向文化部請求，未能解決。基本建設一時也難以落實。據此情況，經館領導王輝向北京市房管局求援，經該局王林局長的幫助，將房管局坐落在西總布衚衕25號一處房屋（原是房管局診療所，約600多平方米）撥給該館使用。資料館遷至此地后，才開始有了自己的小小館址，工作得到初步開展。

1960年

（二月）

15日至21日，該館與文聯、影聯合辦“卓別林影片觀摩”，先後在北京、上海、長春三地舉行。觀摩的影片是從捷克電影資料館借來的，計有：《淘金記》、《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

（三月）

4日根據文化部中共組“關於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影聯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計劃的通知”，大會期間在京舉辦“十年來電影影片、電影資料及電影工業新發明、新技術方面展覽會”，其中電影資料的展覽責成該館籌辦。這次展覽，四月起進行預展，五月正式展出。

從1957年開始，該館研究組編寫的《中國電影總目錄》（1906——1949），內容包括我國解放前生產的故事片、紀錄片的內容提要和常規項目及主要編、導、演等人物索引，約38萬字，編寫完成，並油印裝訂成上、下兩冊，供內部使用。同時，進一步徵求意見，準備修改、補充。11日《大眾電影》刊登“文化部直屬機關紅旗飄飄，中國電影資料館被文化部評為先進單位，由文化部授予獎旗”。文中報道：“中國電影資料館從1958年以來，克服了人少事多的困難，超額完成了影片與文字圖片資料搜集工作；他們進行了艱巨複雜的電影資料清理工作，先後清理了七萬餘本影片；文字圖片資料1958年一年入庫等於1956年至1957年兩年入庫的總和；他們還完成了《中國電影總目錄》的彙編工作。同時，向有關單位供應影片資料參考。”

（七月）

第三次全國文代會期間，舉行了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定更名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簡稱：“影協”）。

（八月）

國家開始處於困難時期。基本建設壓縮到最低限度。為了利於國家文化財富的電影資料館的長久保存，需及時興建國家影片保存庫。經文化部報請周恩來最後批准，終於下達了1400平方米的建庫任務（外加200平方米附屬用房建築）。在材料缺乏、運輸困難等條件下終於上馬。在館領導王輝直接領導下，組成了臨時基建組，從館內各組抽調十人，由邵功游任組長、劉謙、趙素行任副組長開展了建庫工作。在文化部及北京有關設計、建築等單位的配合下，經過艱苦奮戰，終於在1962年建成了該館第一個國家影片保存庫——北苑片庫。

（九月）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電影資料館館長伏克曼來該館訪問，並參觀了北京、長春等電影製片廠。

本年從部隊複員人中調來該館蘇大興等十名。大部分分配到片庫工作。（1962年中央有關文件規定凡農村來的復轉軍人仍回農村。根據這一規定除留兩名在館繼續工作外，其中八名返回農村。）

1961年

（一月）

1961年，國家處於困難時期，在精簡機構、緊縮編製中，電影局明確提出資料館具體方針應該是以“保存影片為主”。資料館在緊縮編製方面，積極響應號召，將原計劃的編製人員減少一半，控制在60人以內。因而，受到文化部的表揚。

一月份開始安排全年主要工作是保存整理，進行庫存中外影片整理、建帳、建卡、核對影片內容本次，鑒定影片技術成分和加緊興建北苑國家影片保存庫。（四月）

國務院任命陳荒煤為電影局局長，同時，免去王闌西職務。

（五月）

該館擬定《關於各製片廠報送電影資料的規定和各製片廠留存電影資料的規定》（草案）報請電影局審批。

19日文化部任命張子舫為資料館副館長。

（九月）

該館外片組編印出《庫存美國影片目錄》，內容包括常規項目及中英文片名。這本工具書近十萬字。

（十一月）

15日開始在北京革命博物館為首都電影工作者舉辦“歐美資料影片觀摩”（專場），歷史六個多月，觀摩了“卓別林短篇集”《丹鳳朝陽》、《出賣靈肉的人》等三十餘部影片。

28日文化部幹部司任命李邦珍為資料館外片整理組副組長、趙素行為國片整理組副組長（均以副科級待遇）。與此同時，將邵功游調至片庫技術組任組長、田雲漢調至文圖資料組任副組長，原秘書組改為行政組，由邵功勛負責。

1962年

（一月）

21日為了給上海電影創作人員提高參考條件，該館與上海影協聯合會舉辦了“資料影片觀摩”。觀摩的影片均為美國片，計有：《茶花女》、《丹鳳朝陽》、《空頭公司》和《萬世師表》，並召開了座談會。同時，為西影提供了《卡薩布蘭卡》等片觀摩。

（三月）

該館為長影、珠影、八一等廠提供了《紐約奇譚》等片觀摩，八一廠導演嚴寄洲來函，對觀摩影片表示感謝，並提出建議。

（四月）

該館由西總布衚衕25號遷至東總布衚衕原中華書局舊址辦公。原西總布衚衕館址，因業務開展不夠使用，經向文化部請求正值中央美術學院急需宿舍，決定以西總布衚衕25號作為交換條件，交給美院做宿舍，將中華書局舊址（東總布衚衕人民美術出版社院內）撥給該館使用。

（七月）

13日文化部任命龔漣為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

（八月）

該館第一個國家影片保存庫（北苑片庫）竣工。使用面積1400平方米，可容影片80000本，溫度17度、濕度70%，這在當時是較好的片庫。從九、十月開始，將存放在德外、羊市大街片庫的資料影片數萬本遷入新建的北苑庫。以後，羊市大街片庫移交給中國電影科學技術研究所。

（十月）

19日文化部任命王輝為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免去電影資料館副館長職務。

本年，將《塞上風雲》、《迷途的羔羊》、《脂粉市場》、《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片的底片發廠進行複製拷貝。

本年，山東等下馬製片廠要求該館統一保存下馬廠拍攝的紀錄片。館領導王輝曾說開過局務會，紀錄片不在該館保存範圍之內。據查，事實上部分大型紀錄片和下馬廠的紀錄片，還是寄給資料館收藏。

本年，該館編輯的《陸潔日記摘存》完成。全書計二十萬字。書中記述了從1920年至1949年電影拍攝等歷史資料。

註：陸潔，1894年生，江蘇人，從1924年就步入影壇，先後在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任編導，在聯華、文華等影片公司任經理、廠長；解放後任上海電影局顧問等職。從影四十五年，對中國電影事業做出了貢獻。晚年將他珍藏的有關魯迅先生的新聞片贈給文化部，還將珍藏的電影圖片資料無償地獻給國家。1967年8月2日，他因遭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幫”后得到平反昭雪。

1963年

（一月）

制定了1963年該館工作計劃，並經全館職工討論提供意見進行了修改，然後貫徹執行。

按照上級黨委地指示，六三年在一切工作中必須繼續貫徹中央提出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增產節約的精神，以及電影局所指示的該館“以保存影片為主”的方針。

在上述方針指導下，六三年以片庫工作為主要重點，建全技術隊伍，開展影片技術維修工作，保存好現存影片資料；積極進行影片複製、交換和選購資料業務；進一步開展影片和文圖資料的整理工作。

（三月）

中旬，電影局召開局務會議，由陳荒煤局長主持，根據資料館工作問題的報告，專題討論了資料館的方針任務和保存範圍等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副局長司徒慧敏、季洪和辦公室主任劉子先。資料館龔漣、邵功游參加了會議。陳荒煤在會上發言：他認為資料館問題很多，很嚴重，存在不甘寂寞的思想，影片供應面大，不為後人著想。還想搞研究，不實際。應以保存影片為主進行工作。報告說資料館的方針任務不明確，實際早已明確了。不要再提不明確，問題是沒有向下傳達。

（四月）

為加強影片技術維護工作，充實技術隊伍，經文化部和電影局批准，從四月份起，先後從安徽、新疆等下馬製片廠或減少任務的製片廠調來丁士廉、陳策斌、林章孚等洗印、剪接、底片整理等技術人員后；后又從北京電影洗印廠調來董忠義、高寶智、金羨岐等基建、洗印、電氣等技術人員；同時，還調入、吸收青年學生，陸續加強資料館的影片技術維護和影片管理工作。此外，從北京幻燈製片廠調來劉世經任片庫技術組長，將邵功游調至館長室任秘書。

（七月）

20至31日該館派技師林章孚去上海學習上影等廠防霉處理經驗。林回館后寫了專題報告。后局務會同意需要漂洗去霉的資料片送北京電影洗印廠和西影代為漂洗。與此同時，該館在德外片庫工作間也安裝了一台洗片機，準備自行漂洗部分影片，進行去霉處理。（八月）

20日文化部幹部司發文通知：“我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已經中央批准提升為我部副部長兼電影局局長。”

（九月）

27日文化部電影局發布“關於借閱資料影片的規定”給有關單位。規定指出：資料影片是國家珍貴的文化財富。它將對繁榮我國電影藝術創作起著借鑒作用，並將流傳後代。為了保存好國家影片資料，經周恩來指示，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的影片，一律不再對外供應。如因業務（包括電影界和文化界）上，確實需要參考時，可根據拷貝情況，就本規定的原則處理。

（十月）

對館的方針任務，經過討論作了修改：“以影片保存、整理為主，相應的保存、整理與影片直接有關的文圖資料，不斷的搜集豐富中外影片和文圖資料，在不妨礙保存的條件下，適當的進行電影資料供應、觀摩工作。為繁榮電影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條件。”這一方針任務的提出，得到電影局領導的同意。

10月初至12月底，中國電影資料館在北京中直禮堂舉辦了“三十年代優秀影片觀摩”。觀摩的對象主要是電影界、文藝界創作、生產有關業務人員和電影學院的學員。這次觀摩是做了較充分的準備，從挑選觀摩的影片，進行複製和編印文字材料等，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通過觀摩，使觀眾了解了在中共的領導和影響下，三十年代拍攝的優秀影片情況，提供了借鑒、參考條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觀摩過程中，許多三十年代著名電影演員，如田方、黎莉莉、王人美、徐來等都參加了觀摩影片。

這次觀摩的影片，計有：《春蠶》、《小玩意》、《姊妹花》、《大路》、《新女性》、《神女》、《船家女》、《新舊上海》、《迷途的羔羊》、《生死同心》、《壯志凌雲》、《壓歲錢》、《前台與後台》、《青年進行曲》等。

上述影片中的部分影片，還為長春、上海的電影工作者舉辦了觀摩映出。

觀摩結束后，該館寫了專題總結報告，報送電影局和文化部。

（十二月）

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對文藝界寫了一個批語，說：文藝界的“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又說：“許多共產中共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後，根據這個批示，全國文聯及其所屬各協會開始整風，相繼，文化部及其所屬單位也開始整風。

1964年

（一月）

在“以保存整理為主”的方針指導下，制定了以影片保存整理為中心的全年工作計劃。

10日該館完成了“1964——1970年事業發展規劃的初步設想”函報文化部電影局。為了適應該館工作發展的需要，根據我們所擬七年事業發展規劃的要求，經過反覆多次討論、研究，並在京參觀了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圖書館等有關部門作為設計的參考，制定了該館七年事業發展規劃設想。規劃的內容包括：一、方針任務；二、現有片庫容量及七年內影片、底片資料增長和需整理的數量；三、各項規劃發展步驟和要求（包括業務發展、職工的增長、基本建設規劃等）。

（四月）

2日電影局季洪副局長、局規劃處長徐史、文化部計財司基建處胡韞學到資料館開會，與龔漣等研究資料館的長遠規劃問題。同日下午季洪將研究情況和意見向陳荒煤寫了書面報告。

3日陳荒煤在給季洪的復函中說：“原則同意你的意見，但上海沿海，又天氣濕熱，是否建庫？值得仔細斟酌。長春可建。北苑庫現在應積極改善條件，充分加以運用。從長遠打算，國防觀念，三五計劃中仍須考慮一個國家片庫，但須靠山洞，不建在城內，至少“三五”內動工，跨“四五”完成也可。如此不致使“三五”計劃中投資過多。德外技術樓儘可能爭取明年就搞起來，以加強經常性檢修工作。長遠之計，必須以防為主。技術樓如建，即可把辦公室一併考慮進去。至於宿舍先慢一步考慮，或者如有經費，投資不多，亦可考慮。總之，這個殲滅戰一定在最近二年內解決。資料館現在影片嚴重情況與已採取措施及今後想法先簡單打個報告給中共組。”

（五月）

9日該館向電影局和文化部呈報了《事業發展七年規劃第二方案》。文中稱，該館事業發展七年規劃初步設想，前已呈報在案。茲根據四月二日局季副局長召開會議精神，擬定了第二方案，請連同第一方案一併審查批示。

（六月）

25日向文化部呈報了《該館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並抄報電影局。《任務書》中，包括：建設根據、建築規模、建築工作量及主要項目（計劃建築：技術、業務和辦公用樓房一座7215平方米；技術附件用房453平方米；國家影片檔案庫2000平方米，職工宿舍3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12668平方米。建築期限和投資估計，主要技術要求，建築地址及職工增長人數等）這一“基本建設設計任務書”，是根據該館方針任務的迫切要求及部、局領導上的指示，在制定七年事業發展規劃的基礎上擬定的。

本月完成了洗片機的安裝工程任務，並從本月份起開始投入生產、試行漂洗了影片237本。在漂洗過程中，為了了解漂洗過的影片用五氯苯酚鈉的效果，曾多次請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幫助化驗和指導。

27日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示中指出：文藝界各協會和其它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中共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文化部和全國文聯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

（九月）

為了響應中共的號召，決定抽出一批幹部下放參加“四清”工作隊。由龔漣帶隊，隊員有：田雲漢、林章孚、高寶智、李淑卿、王延池、方憶華、高秀蓮。出發前，開了歡送會。他們於十月份出發去山西昔陽。

（十月）

1日該館制定和頒發《影片出入庫制度》。正式規定，這項制度，是在實踐中進行總結，加以修改，充實和完善的一項事業建設。該館由東總布衚衕遷至德外什方院原北京副食品研究所協商達成的互換地址的協議進行搬遷的。這樣，館部與德外片庫和技術間就連成一片，減少了攤攤，便利了工作，並為以後基建規劃創造了有利條件。（十一月）副館長張子舫參加文藝整風會議。在會上，她就資料館的方針任務問題發言。她認為該館的方針任務不明確，存在著問題。她說資料館的方針任務從不提為社會主義服務，從不提為工農兵服務。在資料的搜集、整理等工作上存在著“重洋輕中”、“厚古薄今”（指重視解放前和外國的電影資料。不重視解放后的資料）的偏向。（十二月）截至十二月，在外事工作上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同羅馬尼亞電影資料館交換了影片，羅寄來羅片《記憶的燈籠》等，我寄給羅《紀念白求恩》等，給古巴寄去《紀念白求恩》、《東郭先生》等。古巴、瑞士、比利時、義大利、法國、日本等電影資料館和電影研究出版等部門給該館寄來書刊等資料，其中包括《電影年鑒》、《影片貯藏與保管》等。全年複製了14部影片，計有：《小玩意》、《神女》、《桃花泣血記》、《母性之光》、《都市風光》和《武訓傳》等。年末對本年工作進行了全館性的工作總結，並制定了1965年工作計劃。

1965年

（二月）

10日上海電影技術廠要求將代管國庫影片素材移交該館。該館於3月初派陳策斌赴滬與該廠協商並報電影局批准，在年內分批接管了上影故事片73部、科教片55部、美術片37部的影片素材共計3041本。（四月）本月，由龔漣帶隊第一批在山西昔陽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的12人返京。1日為了選留保存在長影的一批敵偽時期的影片，該館派李邦珍、張奉奎去該廠工作了二周，查明了全部影片拷貝及素材的國別與片名，並從中選出日片39部、德片10部、法片2部、英片1部、蘇片1部、素材8部及中國卡通預告1部共62部。這批影片由於當時處於備戰，電影局認為不宜集中北京，在7月28日通知長影疏散轉移存放。1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加強戰備工作的指示。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採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地威脅我國的安全。因此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式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中共、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21日該館與北京電影洗印廠簽訂了資料片加工協議書。協議書商定洗印廠每年為該館複製影片15——20部。（五月）10日羅馬尼亞電影資料館館長奧雷爾·路普通知該館他已退休，自5月1日起，該館工作由前組織與研究組組長杜米特魯·費爾諾卡領導。17日電影局同意將《列寧在十月》及《斯維爾德洛夫》2部影片的素材由長影寄交該館保存。至此，連同以前批准由該館保存的《宣誓》、《保衛察里津》、《偉大的轉折》、《第三次打擊》、《斯大林格勒戰役》、《馬克辛青年時代》、《革命搖籃維堡區》共計有表現列寧、斯大林光輝形象的蘇聯影片9部。同日，加拿大電影資料館寄來供交換用的《劇照目錄》和《電影劇本目錄》各1份，其中劇本系1957年——1964年的作品。（六月）文化部電影局年命該館派人赴陝西為戰備影片庫選址。該館邵功游在陝西省文化局、電影處和各縣政府的支付下，由電影處惠生文配合，先後到蘭田、渭南、華陰、華縣、三原、淳化、周至、鳳翔、寶雞、咸陽等10餘縣，歷時1個月，根據靠山隱蔽，有水有電，交通比較方便，氣候比較乾燥等條件，擬定了幾處建庫方案報局。（八月）10日龔漣帶隊赴山西長治參加第二批農村四清工作隊。計有：郭熙康、孫文清、陳策斌、楊鄉、劉世經、邵功游、孟淑清、王延池、邵功勛、高秀蓮等人。（十月）21日至11月27日文化部派人赴陝西西安、寶雞、戶縣、蘭田、臨潼、華縣、華陰等地，為戰備影片庫選址複查，選中西安以南28公里的太乙宮。（十一月）該館代局擬定各製片廠交送該館保存影片文字圖片資料範圍的規定，要求自1966年起實行。（十二月）電影局顧造新擬就國家影片保存庫設計任務書。建庫根據是文化部中共組決議，國家計委批准，庫址選定陝西終南山北麓太乙宮，佔地面積20畝左右，投資擬定150萬元，預計1966年始建，1967年完工。本年，根據電影局頒發的保存拷貝素材的規定，該館將舊中國35mm新聞紀錄片拷貝4800本移交給新影廠，在此同時館藏新聞紀錄片的劇照全部燒毀。原樣不詳。

1966——1970

“文革”前期，業務遭到破壞

1966年

（一月）

27日至2月7日張子舫、王紹華、董忠義及電影局徐史赴陝西栒邑趙家洞、官家洞、肖家洞、桑家洞、任家洞及長安縣的太乙宮為國庫選址再次複查，經該館中共支部討論，認為太乙宮較好。（二月）24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按電影局指示，為適應戰備要求，將過去由該公司保管的內部參考片全部移交給該館，張子舫指定由白佐民於3月15日接受完畢。

（三月）

8日文化部行文通知該館，根據國家計委下達給文化部直屬單位1966年基建投資總額，確定該館經辦的國家保存庫1966年投資為140萬元。

19日電影局以（66）電產李字9號文通知各廠科教片通過後，印兩個原底標準拷貝，一個由中影公司轉送該館；另一個送全國科協。

26日文化部通知該館為了加強保密工作，決定將該館籌建的國家影片保存庫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500辦公室”，並頒發了印章。

本月王彥璞從部隊轉業到該館任中共支部專職副書記。

（四月）

3日至5月5日電影局司徒慧敏、徐史，該館王彥璞會同陝西計委人員赴陝西蘭田、戶縣、銅川、三原、黃陵再次為國庫選址，認為黃陵的麥落灣是適宜的。

8日以龔漣名義給保加利亞電影資料館寄去保片《警鐘》、《在壓迫下》、《妲卡》、《九月英雄》在華髮行的海報。

（五月）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5月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從此，一場大動亂“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開始。

17日文化部備戰辦公室負責人田惠普進駐該館，按文化部部署，將一批人列為“有問題”的人（或“不安全因素”），並將4人作為“危險分子”調離該館。

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

（六月）

2日張子舫、王紹華奉電影局指示到陝西黃陵和銅川對國庫地址再行復勘，建議國庫建在黃陵迄西麥落灣扁扁溝。

16日以瀋陽部隊武凱為首的工作隊9人進館，宣布一切權力歸工作隊。將張子舫、田雲漢、李邦珍送進設在社會主義學院的文化部集訓班，讓龔漣參加館的領導工作。

本月龔漣帶隊第二批在山西長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的全部人員回京。

（八月）

1日以王彥璞為主任、王延池為副主任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工作隊動員掀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新高潮。

8日工作隊開始指揮“批判”龔漣。

13日張子舫、田雲漢、李邦珍從文化部“集訓班”回館。立即被打入“黑幫反省室”。對他們實行“專政”。

20日中共支部改選。王彥璞任書記。他宣稱：“原中共支部爛掉了。我例外。”

24日該館部分職工組成“紅衛兵”，開始了“造反”活動。顧問孫師毅等之家被抄，勒令交代問題的大字報、小字報四處張貼，武鬥打人現象時有發生。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經過“清理階級隊伍”和所謂“清查五·一六”，資料館被打被抄的達十餘人。在一段時間內，在林彪、“四人幫”的破壞下和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把個資料館搞得烏煙瘴氣，許多工作陷於停頓狀態。將原資料館的規劃、工作，說成是修正主義的，被全面否定。代理館長楊蘇勝和安全保衛小組進館，以武凱為首的工作隊九人撤離資料館。

（九月）

10日文化部副部長趙辛初決定將國家影片保存庫的三線庫建在湖北襄陽。

本月文化部派王滿先為副館長，協助楊蘇勝工作。

（十月）

3日顧問孫師毅，在住院期間還受到衝擊（家被抄、勒令交代問題的大字報貼到病房中，“寄生蟲”等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的頭上……），心臟病發作，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幫”后，為他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孫師毅早在二十年代就參加了電影工作，是最早參加電影工作中國共產中共的中共員之一。他曾在神州等影片公司從事編、導、演和剪輯、編輯等工作。三、四十年代在“電通”、“中制”等影片公司和製片廠從事編導和創作歌詞。由孫師毅編劇、蔡楚生導演、阮玲玉、鄭君里主演的《新女性》，是一部優秀的影片，也是孫師毅的代表作。他還長期從事戲劇、新聞和統戰等工作，后在香港《文匯報》任總編輯等職。他為進步的戲劇、電影、新聞等工作，為中共的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日王紹華、王延池奉代理館長楊蘇勝、代理副館長王滿先之命，去湖北襄樊為國庫地址，25日返京，26日電影局長溫福山主持會議，決定國家影片保存庫改建在襄陽城西南之賈家沖山中。

（十一月）

17日群眾組織籌委會成立。組織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2月22日籌委會解散。

（十二月）

30日南京部隊駐該館人員奉命全部撤走。

註：關於襄陽建國家影片保存庫問題，據中南工業建築設計院的一份材料認為賈家沖不如南漳縣的玉溪山。至此，為國家影片保存庫選址，幾經變遷，最後全部落空。

1967年

（一月）

18日籌委會解散后，南京部隊又全部撤走。館內職工先後組成幾個群眾組織，幾經離合，最後形成兩個組織，其中《毛澤東思想公社》於是日“奪權”。

（二月）

14日至16日“公社”主持開會，以武凱為首的工作隊回館“檢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20日以余志清為首的軍管3人小組進駐該館。並由衛戍區派來解放軍武裝警衛戰士分別守衛德外和北苑片庫。

（三月）

27日館內兩個群眾組織“東風戰鬥隊”與“毛澤東思想公社”推出7人，成立了抓工作的7人小組，決定每周3天工作，3天搞運動，片庫開始通風，檢查治理髮霉影片。

（四月）

19日中央文革派駐軍代表來館會見全館人員，宣布抓好兩項任務：幫助學習毛澤東著作和抓革命、促生產。

（七月）

5日舒士俊代表中央文革、文藝組來館就運動與工作提出幾點意見：“批鬥對象拿不定的先批，定了的就斗，龔漣夠了，光在新影的表現就夠了；文藝組決定，今後中央文革小組用片單線聯繫，直接找軍代表和可靠庫管人員；軍管小組有權行使除文革小組和個別人的看片外，其它要片也還得給。”

（八月）

8日全館大會“鬥爭”龔漣，以後15日、18日相繼大會“批鬥”。

（九月）

20日謝富治對軍管人員講話，傳達毛澤東發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大聯合的號召。

（十月）

4日館內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革委會籌備小組正式成立，組長王紹華，抓生產；副組長於鳳蘭，負責組織、人事、檔案；成員白佐民抓政治思想工作，學毛著與運動的安排；許新元、李忠林負責行政工作。

16日軍管小組余志清介紹李傑和革籌小組見面，以後軍管小組即由李領導。12月15日軍管小組成員陳振湖，由姚廣彬接替。另一成員劉嘉珩未動。繼李傑之後的領導人是卞振華、倪繼超。

（十一月）

1日第1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開始。14日結束。以後於20日辦了第二期，12月4日辦了第三期，12月19日辦了第四期。每期通過學毛著掃除思想障礙，推進運動的發展。

14日全館收聽江青從12日夜到13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文藝界講話錄音，宣布該館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到12月15日揪出“壞人”3個。

（十二月）

23日“清隊對象”田雲漢以反右傾運動中交心問題在全館大會上作“檢查”，軍管小組以“特嫌”對田進行審查。

1968年

（二月）

10日中央首長接見首都文藝系統解放軍三支兩軍代表時，周恩來指示：新影保存的解放前新聞紀錄影片資料，仍移交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

26日至3月5日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將新聞紀錄影片，包括拷貝及素材共計4064部、7859本移交給該館，發現其中有1272本輕重不同的發霉現象，有45本已經變質。

（四月）

17日軍委文藝組王樹仁來電話問：（1）美國影片庫存多少部；（2）能從資料當中看出內容的有多少部；（3）不知內容的多少部，什麼原因，解決的意見。18日晚軍管小組以電話答覆了軍委文藝組。

（六月）

11日選定陝西省電影發行反映公司保存的蘇聯原版拷貝《偉大的戰役》、《柏林會談》、《雁南飛》等25個拷貝，並隨後寄送該館。

1969年

（一月）

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中國電影資料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該館。工軍宣傳隊由原軍管小組及北京汽車製造廠第二附件廠工人組成，負責人是倪繼超和張秉義。

28日工軍宣隊核心會傳達指揮部意見：（1）繼續抓好清理階級隊伍；（2）正確執行好中共的政策。

本月龔漣被解放，3月參加整中共領導工作，9月調往山西工作。

（三月）

15日全館大會宣布清隊定案，田雲漢被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1972年複查時予以平反）。另有數名清隊對象，也先後定案。

（八月）

周恩來在中央電影器材協會調查組為解決樣板戲拍成彩色電影，須要將進口彩色膠片低溫保管問題的報告上批示：“同意將中國科學器材公司的兩個倉庫，調中國電影器材公司使用。”

當時領導決定北京東郊庫有3個：1號庫存放發行拷貝，2號庫存放資料拷貝，3號庫存放膠片。後來發行公司放棄，1號庫由該館與器材公司公用。西安庫則該館與器材公司各半。

中國科學器材公司張漢璽等調來該館分配工作。

這批是張漢璽、陳淑蘭、許建合、王愛蘭、時汝振、張雲熙、邵麗珍、楊青翠、崔明祥、劉慶增、范洪昌、解治秀、高德昌、郭華、張維德、張汝橋、王德功等。

（十月）

31日中國科學器材公司將坐落在陝西臨潼的120庫的1——3號庫及附屬房屋總佔地面積17390㎡，移交給中國電影器材公司。1970年該館與器材公司共同組成基建小組，對該庫（即西安628庫）進行改建、擴建，竣工后兩家各半使用。1975年又建易燃片庫，容量為10萬本。1979年後電影器材公司的庫房騰空，放棄使用。

（十一月）

15日北京628庫中的2號庫動工改建，並新建4號庫（易燃片庫），1970年3月15日竣工。

（十二月）

上旬邵功游、劉進學、於鳳蘭、張奉奎、董忠義第一批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

本月，北京628庫2號庫施工中，電焊工違反操作規程，引燃機房保溫板，經住庫劉保慶等及時撲救，幸未成災。

1970年

（一月）

17日國務院文化組劉賢權、石少華1月12日提出關於全國各地發行公司保存解放后大量影片拷貝處理原則。原則共4條：（1）不能放映的就地處理；（2）還能放映的由中影與該館每片選出2個拷貝，分藏北京與西安庫；（3）選余者由各地編目保存，以後處理；（4）黑龍江、新疆、內蒙之選余拷貝分散由內地各公司代存。20日中國電影發行公司、中國電影資料館成立聯合選片小組。根據劉賢權、石少華提出的原則，在上述兩個單位工、軍宣隊指揮下，開始了解各省、市、自治區電影發行公司影片庫存情況，對不能上機的影片著手報廢；對片身成分好的繼續封存，對黑龍江、內蒙、新疆所存影片，除留選資料外，疏散到武漢等地代存。該館孫文清等參加了這樣工作。孫文清與中影工宣隊王書田去江蘇、浙江、江西、廣東、雲南、四川、陝西等地發行公司，從封存片中選留影片資料。

（三月）

31日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該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提出郭福元、王耀堂為628庫庫管員上報文化組。

（四月）

29日駐該館工宣隊提出該館編製方案為58人，從現有68人中下放46人，尚缺36人其中領導幹部2人，英語翻譯3人，日、法、德語翻譯各1人，上報文化組。

本月，該館北苑影片保存庫（1400平方米）被廢棄交出。因“文革”中打派仗片庫被封，停止自然和機械通風造成庫內濕度大增，潮濕嚴重，對影片庫和影片十分不利。而在當時情況下，片庫被誣為“修正主義”片庫不能使用，故而被廢棄。自本月起，此片庫及附屬建築，一併移交給北苑部隊，又因不適合部隊使用，後來，北京市電影發行公司向北京革委會申請調用。經吳德批准，將該庫調給北京市電影發行公司使用。

原存北苑影片保存庫的全部影片，本月遷往新建的東郊庫（后稱628庫，現在北京電影資料庫）。

（五月）

18日第二批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的張漢璽等32人離京。（注）

30日中國電影器材公司西安628庫基建組與陝西省第一建築工程公司簽訂了“關於628庫工程施工會議紀要”。雙方議定改建1、2、3號庫，新建4、5號庫及改建、新建其它附屬工程，投資包干200萬元，除少量工程外，其它在年底前全部竣工。

31日在大批幹部下放五·七幹校的情況下王彥璞申請回老家山東莒南獲准。

伊明到職，任中國電影資料館負責人。因中國電影科學技術研究所停辦，該所全部電影技術資料及管理人員付小亭一併調入資料館。

（七月）

全館集中大部分力量將庫存影片（包括素材）逐本檢查通風，塗酒精除霉，同時將易燃片與安全片區分開來，易燃片設專庫四號庫保存。

另，北京電影學院將教學中拍攝的影片全部移交該館，由李邦珍負責接收，后又全部銷毀。

伊明、倪繼超等以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器材公司的名義給國務院文化組寫一報告，內容大意是：中國電影發行公司、中國電影器材公司、中國電影資料館已決定遷入原北京電影學院舊址（新外大街25號）辦公。建議將電影研究所的研究電影機器人員歸北京市電影機械研究所；感光測定人員歸電影器材公司，並建議將電影資料館舊址（德外什方院片庫、工作間所有用房和佔地）全部交給北京市8.75電影洗印廠使用。不久，文化組即同意了這個報告。8.75廠從原電影學院西跨樓遷至德外資料館舊址。資料館則遷往原電影學院舊址（新外大街25號）與中影公司、中器公司合署辦公。人事的安排，也按報告意見辦理。

註：1、第二批下放咸寧的有張漢璽、張雲熙、趙玉輝、劉振東、劉德光、趙子真、易光亞、許新元、蘇大興、呂志遠、孟淑清、孟羲農、袁蘇民、施小韻、田雲漢、賈楠、鄧家文、郭熙康、劉世經、白佐民、邵功勛、林章孚、高秀蓮、王秀媛、楊鄉、李淑卿、李家錄、丁士廉、呂興波、金羨岐、張福順、方憶華。

2、德外什方院原資料館館址，北靠三環路，西臨德清公路，是頗有發展前途的地址，是經過多年努力獲得的。1970年輕易的廢棄讓給了北京八·七五電影洗印廠，77年該廠撤銷停辦后，教育部未經文化部同意，竟向中央打報告申請調用獲准。

2020年11月，入選第六屆全國文明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