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重慶總部）

光緒22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廣學校》一折，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

10月，盛宣懷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條陳自強大計折》，附奏《請設學堂片》，稟明兩江總督劉坤一，擬在上海捐地開辦南洋公學，經費由輪電兩局捐輸，聘請何嗣焜出任總理。

12月得到光緒皇帝准允。至此，標誌南洋公學正式創立。

因學堂地處 南洋（當時稱江、浙、閩、廣等地為南洋），參考西方學堂經費“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為 公學”，故定名為 南洋公學。

南洋公學創始於上海徐家匯，該校址多次被他校所侵佔。

建校初期，隸屬於招商局和電報局，設立了師範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盛宣懷任督辦。

由於19世紀末天津發生義和團運動，因此北洋大學堂的師生被迫轉移到南洋公學繼續教學，1899年畢業生王寵惠於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法律科獲得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

南洋公學因為地處上海租界，較少受戰火侵擾。

在清廷的支持下，盛宣懷加緊了對南洋公學的籌備。不久，南洋公學在洋務運動的聲浪中誕生了。時任大理寺少卿盛宣懷親自擔任公學督辦，設總理（校長）1人，聘請他的同鄉何嗣焜擔任；設監院（西文總教習，相當於教務長）1人，聘請美國傳教士、前南京匯文書院（后改為金陵大學）院長福開森擔任；還任用了前梅溪書院負責人張煥綸為總教習（中文教務長）。同時，還設提調（協助教務長管理教習、教員的行政工作）1人，文牘員1人，庶務員1人，司會記1人，圖書兼備教習2人，醫生1人。學校遂開始運作起來了。1897年1月26日，盛宣懷呈《開辦鐵路總公司並啟用關防折》與《籌建南洋公學及達成館舍》片，主要是關於經費的籌集問題。當日，光緒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盛宣懷首立四院，分層設學。他十分重視基礎，把師範和小學放在學堂的首要地位。於1897年首先招收師範生，設立師範院，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新型師範學校，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的開始。盛宣懷后又仿照日本師範學校有附屬小學校的做法，挑選了120名10歲—18歲的聰明幼童建立了外院。外院就是小學堂，由師範生分班教學。南洋公學外院是中國最早的公立新式小學。接著於1898年開辦二等學堂中院，等待條件成熟再開設頭等學堂大學。南洋公學是我國最早兼有師範、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教育體制的學校。它加速了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對學校教育統治的滅亡，同時也為清廷2次學制的頒布提供了成功實例。

南洋公學成立後幾經更名。1910年代後期改為南洋大學。之後又改為上海工業專門學堂。

1911年至1912年，唐文治掌校期間，曾把“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改名為“南洋大學堂”。

1920年（民國9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以交通部所屬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北平鐵路管理學校、北平郵電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四校散居各地，不便管理，於1921年統一學制，統稱 交通大學。而分稱各校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滬校）、北京學校（平校）、唐山學校（唐校），其中交通大學上海學校為總校。校慶4月8日也是取自交通要“四通八達”之意。

1927年，北伐勝利，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成立。國民政府交通部接管南洋大學。學校改組為 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學，設立校務委員會。並第一次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附中、附小脫離學校，另組私立南洋模範中小學。

抗日戰爭時期，交通大學總部內遷到重慶，唐山分部和北平分部也內遷到貴州平越。

抗戰勝利后，交通大學由重慶九龍坡遷回上海徐家匯。這一時期學校經費充裕，校舍建設和系科建設都得到較快發展，校園面積也擴大到近500畝。期間，學校先後成立了科學學院、管理學院、土木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院、電機工程學院和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由此形成了以工為重點，理為基礎，兼重管理的教學體系。這一時期學校發展迅速，特色明顯，成績顯著，影響深遠，廣大校友稱之為新中國成立前學校發展歷史上的“黃金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后不久，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上海原址留給另一所學校使用。1959年，主體西遷的交通大學定名為 西安交通大學。史稱 交通大學西遷，並由此產生了偉大的西遷精神。

2017年西安交通大學校慶前夕，經學校黨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每年公曆的9月10日設立為交通大學西遷紀念日。

交通大學具有光榮革命傳統，解放前即被譽以上海“民主堡壘”，此傳統可上溯至20世紀初的“墨水瓶事件”。

1902年11月，南洋公學全校200餘名學生為抵抗學校專制行為集體退學，因緣於一墨水瓶，故稱為“墨水瓶事件”，它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發生最早，規模最大的一次學運。

事件原委大致為：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六 (公元1902年11月5日) ，公學五班上課，文科教習郭鎮瀛見師座有一空墨水瓶，以為有人故意捉弄嘲諷他，大怒，嚴辭追查，結果全班無人回應。郭氏威嚇離己最近的學生伍正鈞，限以三日告發，遲則加罪。五班一年小學生因與伍正鈞有怨，誣稱系伍所為。事後，郭鎮瀛便呈請校方開除三名學生，又以“匿不告”罪名要求給五班學生集體記過處分。

13日，應郭鎮瀛要求，公學公開開除伍正鈞及其兩旁的學生貝蠅伯、陳承修，招致五班學生激烈反對。雖與校方几經申辯、力爭，仍無濟於事，全班學生遂決意集體退學以示抗議。臨行前與其他各班一一道別，並陳以事情原委，公開申明反對學校專制行為。消息公布，五班全體學生不服，找到學堂總辦汪鳳藻辯護，要求辭退郭鎮瀛，收回開除、記過的成令。

汪鳳藻非但不允，反以五班學生“聚眾開會，倡行革命”罪名將五班全班學生開除。聞此，公學全校學生群情激憤，各班學生群起抗議，即行罷課，200餘名學生一齊去見汪鳳藻，並公推學生代表，請汪氏收回成命。汪氏大怒，不允，決定以此示儆。

學生代表與汪鳳藻反覆論辯數小時，請求不要將五班學生全體開除，並以“全班去留爭之”。汪鳳藻惱羞成怒，堅持不允，還宣布：“五班已經開除，非諸生所能幹預，（他班學生）願去者聽！”聞聽此言，學生憤怒異常：“愚等奴隸教育，凡為國民，誰能堪之？我輩居此何為者？”全校學生討論決定集體退學，以抗議學校專制武斷行為。

出於愛護學生，特班主任蔡元培曾試圖從中斡旋，向公學當局據理力爭，請求考慮學生的合理要求，但了無收效。公學200餘名學生遂整體列隊，三呼“祖國萬歲”后，依低到高秩序井然走出校門，堂皇中院空空如也，僅剩八九個老師範生依窗長嘆。蔡元培亦憤然辭職。

汪、郭二人不辭而別，盛宣懷雖竭力挽回仍無可避免，全校有145人退學。事後盛氏苦心積慮，多舉並措，逐漸恢復公學舊貌。然“自由、民主”之觀念開始在公學不斷滋長。

為解決退學學生的學習問題，蔡元培積極奔走。他聯絡中國教育會的幾位負責人，請求同意收容退學學生。11月19日，中國教育會與退學學生集議張園，議決成立 愛國學社。11月下旬，愛國學社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里正式成立，由蔡元培擔任總理，吳敬恆為學監，黃炎培、蔣智由、蔣維喬、章太炎等任教員。各地退學學生紛紛來到愛國學社繼續學習。1903年7月，愛國學社因受蘇報案牽連被迫解散，部分學生轉入震旦學院。

“墨水瓶事件”事發並非偶然，實為公學新學與舊體矛盾沉積之必然，其猶如學生社會“一聲霹靂”，開中國學生反對專制，追求學業自由之大幕。其影響深遠，既為交大深厚革命傳統奠基，亦為全國學生界之楷模。南洋公學學生集體退學后，在《蘇報》上列名發表《南洋公學退學意見書》，公開控訴反動的守舊教育制度。緊隨其後，浙江潯溪公學、江南陸師學堂、浙江大學堂紛紛發生學生退學、罷課、集會等系列反對封建專制鬥爭。梁啟超曾公開譽其“必將為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紀念”。

當時交通大學的老師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學對學生的管理也很嚴格，因此畢業生大都較為優秀。當時交通大學在世界上也享有極高的知名度。

錢學森上海總校畢業後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求學時，發現許多課程與在交通大學學習的完全一樣，要求免修得到批准。

茅以升從交通大學唐山學院畢業去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時，該校起初不承認交通大學唐校之學歷，故出題考核茅之水平，因為茅回答極為出色， 故該校後來決定從此對交通大學的留學生免試入學，後來茅以升成為卡耐基梅隆大學的第一位博士學位獲得者。

王安從交通大學上海總校去美國哈佛大學時，由於抗戰沒有帶交大畢業證書和成績單，哈佛大學知道是交大畢業的，決定破格錄取。

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國家主席江澤民也是畢業於交通大學。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南洋公學創校於上海徐家匯，后多次更名，而以“ 交通大學”校名最為稱著。建校兩甲子以來，校址發生了兩次重大變遷。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令交大內遷重慶，是為位於重慶九龍坡的 交通大學，抗戰勝利后遷回上海；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為支援西部發展，國務院令交大永久性紮根西部，內遷西安，是為位於西安興慶宮的 西安交通大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上海淪陷后，校園被日寇佔領。1938年4月，東亞同文書院侵佔交通大學徐家匯校舍為己用，並一直用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並未改變舊中國遺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現狀，同時也為支持西部社會經濟發展，1955年，國務院決定將交通大學從上海內遷至西安。1959年，國務院決定將交通大學西安、上海兩部分分離成為兩所學校，作為主體的交通大學西安部分定名為 西安交通大學，原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改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剩餘的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則在與另一所學校合作之後改名為上海交通大學。交大西遷之初，中央決定交通大學徐家匯原址需永久性讓給另一所學校使用，接收校址的學校成為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兩次校址變遷，其原址均為他校所使用。抗戰時交大內遷重慶，徐家匯校址成為了 東亞同文書院校址；解放后交通大學西遷西安至今，原址變為了今天的 上海交通大學徐家匯校區。學校第一次內遷重慶是暫時的，第二次內遷西安是永久的——“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

日軍侵佔上海租界后，交通大學總部從上海轉移到重慶九龍坡。此時期，交大開展院系建設。重慶商船專科學校併入交大組建造船等新專業，創辦電訊研究所。學校規模擴大，教學設施、條例逐步完善。

2015年12月19日，西安交大少年班30周年紀念大會隆重召開，少年班校友紛紛返校。在此期間，上海潤沃豐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少年班校友閻新鋒向學校捐贈100萬元，用以建設南洋公學牌坊式創校紀念校門。西安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宮輝，校史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教育基金會、校園規劃與基本建設管理中心、團委、校慶辦、校友部等部門負責人出席了捐贈儀式。捐贈儀式由教育基金會秘書長趙衛濱主持。

西安交通大學前身是創建於上海的南洋公學，最早的校門沿用至1911年。學校將建設新西門，以復建創校校門為藍本，以“南洋公學”的歷史文化為基礎，傳承學校悠久的歷史文化。創校紀念校門選址位於興慶校區西二樓西南側。

2016年4月7日下午，“交通大學遷校60周年紀念會暨創校紀念校門、西遷廣場落成儀式”在西安交大西遷廣場舉行。校黨委書記張邁曾，黨委常務副書記王小力，副書記宮輝，副校長鄭慶華、顏虹，老領導史維祥、潘季、徐通模，彭康校長的兒子彭城先生，盛宣懷的曾孫盛承懋先生，西安交大計算機專業主要創始人鄭守淇教授，工程物理系62屆校友郭長安以及學校相關單位負責同志，西遷老同志、離退休教職工、師生校友代表等參加會議。會議由黨委常務副書記王小力主持。

60年前,交大師生高唱著“向科學進軍”的壯歌，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相對落後的大西北，紮根、創業，用青春和熱血演繹了一段精美的傳奇，譜寫了一曲催人奮進的歌。西遷歷史永遠值得銘記，西遷精神必須大力弘揚。

在紀念交通大學建校120周年暨遷校60周年之際，學校決定，向為遷校做出積極貢獻的陳學俊等789名老同志頒發“交通大學遷校60周年紀念章”。宮輝副書記宣讀了《關於弘揚“西遷精神” 頒發交通大學遷校60周年紀念章》的決定，張邁曾書記為西遷老同志代表頒發紀念章。

張邁曾書記在講話中說到，60年前，交大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服從新中國建設的大局，彭康校長帶領師生從大上海遷到古都西安；60年後，交大人以自己的自覺、堅定、堅忍、奮鬥，實現了中央的要求，把西安交大建設成為一所世界著名的學府。老一輩西遷人是西安交大輝煌歷史的締造者，是西遷精神的譜寫者。今天，學校復建創校校門，建筑西遷廣場，頒發紀念勳章，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向先輩致敬。

張邁曾說，60年前，我們支持國家建設向西而行，60年後，我們實施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和創新驅動戰略，再次向西而歌。西安交大註定要和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新的貢獻。西遷精神是我們永遠的精神財富，它不是牆上固定的標記，而是需要不斷傳承和發揚，並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讓它成為交大的精神源泉。對於西遷精神的弘揚，他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弘揚西遷精神要不斷激發創業精神；二是弘揚西遷精神要與堅持嚴謹相結合；三是弘揚西遷精神要強化學科建設。

他說，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西安交大人一定要繼續秉承西遷精神，堅持“紮根西部、服務國家、世界一流”的辦學定位，堅決當好高等教育的排頭兵，努力成為科學研究的制高點和國際交流的新引擎，在踐行“中國夢”中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國家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發展再立新功。

“交通大學遷校60周年紀念會”過後，學校舉行了創校紀念校門、西遷廣場落成儀式。張邁曾、史維祥、潘季、徐通模、彭城、盛承懋共同為創校紀念校門揭幕。

創校紀念校門位於興慶校區西二樓西南側，校門尺寸高11米，寬10米，採用黃山石材和徽派石雕藝術，以做舊的施工工藝還原了南洋公學老校門的建築風格。校門牌匾分別刻“南洋公學”與“交通大學”，根據1906年前南洋公學校門牌匾原跡，以及1928-1935年交通大學校門牌匾原跡進行調整、複製而成。追溯涓涓源頭，傳承百年薪火。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在南洋公學辦學過程中凝結的南洋精神都在時時刻刻鞭策我們高舉興國強學的旗幟，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

西遷廣場背景牆上題刻主題雕塑名稱“交通大學西行之履”、西遷精神16個字、交通大學西遷述略、遷校各類機構設置沿革等文字內容，表現形式由人文學院賈濯非教授設計，文字內容由校檔案館館長、校史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賈箭鳴老師執筆，遷校各類機構設置沿革由檔案館根據原始檔案進行整理編撰。西遷廣場設有遷校浮雕六幅，分別為：上海外灘、交通大學上海徐家匯校區鳥瞰、遷校時期西安城區鳥瞰、西安校區鳥瞰、上海火車站遷校送別場景、西安校區建設場景；有圓雕人物六個，西安校區部分包括兩個學生和一個老教授，上海火車站部分包括年輕教授的三口之家。

西遷紀念廣場和創校校門南洋公學牌樓的創建，為交大校園再添一處重要文化地標，也為“老交大傳統”和“西遷精神”的弘揚傳承提供了重要載體，將成為交大師生進行愛國愛校教育的重點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