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忠孝
戰國末期韓非創作的散文
《韓非子·忠孝》是戰國末期思想家韓非創作的一篇散文。這是一篇針對儒家忠孝學說的翻案文章,將儒家所推崇的忠孝典型堯舜等指責為曲父、弒君之人。作者從鞏固君主地位立論,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之常道”,要維護這個常道,就需要“上法而不上賢”。從此出發,文章進而又批判了道家“恬淡之學”、“恍惚之言”和縱橫家的“虛言”。可見,在維護君主利益這個大目標下,即使是公認的聖賢、即使是他自己的學說源頭都要進行重新審視。從中可以約略看出韓非學說的旨歸。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群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教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穀,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儘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古者黔首悗密春惷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
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天下的人都認為孝悌忠順之道是正確的,卻沒有什麼人知道進一步對孝悌忠順之道加以認真考察,然後再去慎重實行,因此天下混亂。都認為堯舜之道正確而加以效法,因此才發生殺死君主、背叛父親的事情。堯、舜、湯、武或許正是違反君臣之間道義、擾亂後世教令的人物。堯本來是君主,卻把自己的臣子推尊為君主;舜本來是臣子,卻把自己的君主貶為臣子;商湯、周武作為臣子卻殺死自己的君主,還宰割了君主的屍體。對此,天下的,人卻都加以稱讚,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謂明君,應該是能夠控制臣子的人;所謂賢臣,應該是能夠彰明法律、治好官務來擁戴君主的人。現在情形則是,堯自以為明智,卻不能對舜加以控制;舜自以為賢能,卻不能對堯盡心擁戴;商湯、周武自以為仗義,卻殺了自己的君主。這就是自稱為明君的卻常常失位,而自稱為賢臣的卻常常篡權的情形。所以直到現在還有做兒子的奪取父親家業、做臣子的奪取君主權力的事情發生。照此看來,父親把家業讓給兒子,君主把王位讓給臣下,絕不是什麼確定名位統一教令的正確途徑。
我聽說:“臣子服事君主,兒子服事父親,妻子服事丈夫,這三種秩序理順以後,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違背了這三種秩序,天下就會混亂。”這是天下的正常法則,就是明君、賢臣也不能變更。既然這樣,那麼即使君主不夠賢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現在尊尚賢人、任用智者沒有一定之規,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卻總認為治國之道。正因如此,在齊國田氏得以奪取呂氏政權,在宋國戴氏得以奪取子氏政權。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裡是既愚蠢又不賢的人呢?由此看來,廢棄常道去尊尚賢人就會發生混亂,捨棄法制而任用智者就會產生危險。所以說: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賢人。
古代記載說,舜面對父親瞽瞍的朝見,表現出局促不安的樣子。孔子說:“在那種時候,真危險啊,天下危險之極!對於道德高尚的人來說,父親的確不能再把舜當兒子看待,而君主誠然不該再把瞽瞍當臣子看待。”我認為,孔子本就不懂什麼孝悌忠順之道。照他的說法來看,難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來就不能做父親的兒子嗎?做父親的之所以希望有賢惠的兒子,是因為家人貧窮時他能使家人富足,父親痛苦時他能使父親高興。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賢能的臣下,是因為國家混亂時他能夠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時他能夠加以尊祟。如有了賢子卻不管父親,那麼父親居家夠痛苦的;現在情形是:有了賢臣卻不管君主,那麼君主權位也夠危險的。既然如此,那麼父親有賢子、君主有賢臣倒恰好成為禍害罷了,哪裡還能得到什麼好處呢!所謂忠臣,應該不使君主處於危境;所謂孝子,應該不對親人進行反叛。現在情形是,舜靠著賢能奪取了君主的國家,而商湯、周武靠著道義放逐、殺害了他們各自的君主;他們都是因為賢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卻進而賦予他們以賢能的名聲。古代剛烈的人士,進不臣服君主,退不治家養親;他們也就是進則反對君主、退則反對親長的人。進一層說,進不向君主稱臣,退又不治家養親,就是擾亂社會、斷子絕孫的行徑。因此,既要稱頌堯、舜、湯、武賢能,又要肯定剛烈的人士,就成了擾亂天下的手段。瞽瞍是舜的父親,卻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卻被舜殺死了。舜流放父親、殺害弟弟,不能稱為仁;把君主的兩個女兒娶來做妻子,從而取得天下,不能稱為義;仁、義全然沒有,不能稱為明智。《經》上說:“普天之下的土地沒有不是君主的,四海之內的人們沒有不是君主臣民的。”假使真像《詩經》上說的那樣,舜倒會上朝把君主當臣子,回家把父親當臣下,把母親當奴婢,把君主的兩個女兒娶做妻子:所以,剛烈人士的行為是:對內不為家庭著想,擾亂社會,斷絕後代;在外跟君主作對,即使屍骨腐爛,散在野地,流入河谷,也不怕赴場蹈火。如果讓天下的人都仿效他們,這就會造成天下到處出現死人的事,而大家都不怕早死。他們都是置社會於不顧而不想把它治理好的人。
社會上稱道的烈士是這樣的人,他們脫離眾人,自行其是;標新立異,與眾不同;提倡清心寡欲的學說,研究飄忽不定的言辭。我認為,清心寡欲是毫無用處的說教,飄忽不定是無視法制的謬論。對於這種無視法治的謬論和毫無用處的說教,天下的人卻認為是明察。我認為,人生在世一定要事君養親,而要事君養親就不能是清心寡欲;治理民眾一定要提倡忠誠、守法的言論,要提倡忠誠、守法的言論,就不能是飄忽不定。飄忽不定的言辭,清心寡欲的學說,都是天下的騙術。孝子侍奉父親,不是為了爭奪父親的事業;忠臣侍奉君主,不是為了篡奪君主的國家。如果做兒子的常常稱讚別人的父親,說什麼:“某人的父親,起早睡晚,努力發財致富用來養活子孫奴婢。”這就等於是在誹謗自己的父親了。做臣子的常常稱頌先王德厚,並表示傾慕,這就等於是在誹謗自己的君主了。做兒子的非議父親,人們懂得把他叫做不孝;而做臣子的非議君主,天下人卻都去稱讚,這就是天下混亂的根源。所以,做臣子的不稱頌堯舜的賢德,不讚美商湯周武的功勞,不談論剛烈人士的清高,而努力維護法令,專心一意地侍奉君主,才是真正的忠臣。
古代的民眾勤勉而愚蠢,因此可以用虛名來騙取。現在的民眾奸詐而聰穎,總想自己有所作為,不肯聽從君主命令。君主一定要用賞賜的辦法加以勸勉,然後才能使他們進取;同時又要用刑罰的辦法加以恫嚇,然後才能使他們不敢後退。而世上的人卻都說:“許由把統治天下的權力都推掉了,說明賞賜不足以勉勵;盜躍觸犯刑律而奔赴危難,說明懲罰不足以禁止。”我認為:沒有天下而不把天下當作一回事的,許由就屬於這號人;已有天下而不把天下當作一回事的,堯舜就屬於這號人。敗壞廉潔去謀求財富,觸犯刑律去追求私利,不顧個人死活的,盜跖就屬於這號人。這些都是危險的行為。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方式是不能把這些作為標準的。統治措施是針對一般情況的,政治方式是指導正常行為的;危險的行為和微妙的言論,都是治理社會的大害。天下那些極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賞賜來勸勉的;天下那些極端兇惡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罰來禁止的。但是,如果因為有極端廉直的人存在就不設立獎賞,因為有極端兇惡的人存在就不設立刑罰,那也就把治理國家和使用民眾的準則丟掉了。
因而社會上許多人不談國法而談縱橫。那些講合縱的國家說:“只要合縱成功,就一定可以稱霸。”而講連橫的國家卻說:“只要連橫成功,就一定可以稱王。”山東六國大談縱橫不曾有一天停下來過,然而並沒有成就功名和稱王稱霸;因為憑著空話是不能達到大治的。當君王的能獨斷專行才稱得上王,所以夏、商、周三代開國君王不致力於縱橫捭闔的方略就能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搞縱橫捭闔的方略就能明察天下,他們不過是在治理好內政的基礎上來自如地制定對外政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