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羅版印刷

珂羅版印刷屬平版印刷範疇。是最早的照相平版印刷之一，因多用厚磨沙玻璃作為版基，塗布明膠和重鉻酸鹽溶液，製成感光膜，用陰圖底片敷在膠膜上曝光，製成印版。所以又叫“玻璃版印刷”。

它是19世紀德國人發明的，清光緒初年傳入我國。

1876年，上海有正書局首先採用此項技術印製印刷品，以後，珂羅版技術在印製手稿和書畫作品方面，逐漸顯示出特殊的魅力。關於此項技術發明的確切時間有多種說法，有說早在1864年，有的說是1867年、1868年、1869年等等，總之，這應是發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這個時期，歐洲近代印刷技術發展很快，以蒸汽為動力的印刷機械也發明並投入使用。

 珂羅版印刷範圍主要是複製繪畫，再一個就是墨跡、碑帖、古籍善本、古籍圖錄等等。珂羅版影印的碑帖，亦稱碑拓，例如《曹縣碑》是傳世最早的名拓本，像北京的文物出版社，上海的美術出版社，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都印了大量的珂羅版的印品。

近年來，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印的《神策軍碑》、《樂善堂法帖》，徐悲鴻紀念館印的《灕江煙雨》、《奔馬圖》。

珂羅版的印品從19世紀開始，一直到最近還在印刷，所以如何區別良莠至關重要。要選擇一些大的出版單位印的書籍或書畫作品來收藏，再一個就是要看其保存的品相。

珂羅版印刷藝術在近幾十年有相當大的的增值空間，但是它和其他門類的藝術品相比還是差得比較遠。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珂羅版的印刷品將會更多地被關注，其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會更被看好。

在約10毫米厚的磨砂玻璃上，塗上一層很薄的硅酸鈉為基底，上面再塗明膠和重鉻酸鹽，乾燥后形成感光膜。這層乾燥的薄膜產生一些細微的皺紋，用它和連續調陰圖接觸拷貝，在光照下，感光膜產生不同的硬化反映，最終製成印版。

其工藝流程為：研磨玻璃→塗布感光液→接觸曝光→顯影、潤濕處理→印刷。

珂羅版印刷是一種傳統的印刷技術，印刷特點是逼真傳神，而 且能夠保留產生筆墨的神韻。

隨著古籍拍賣的興起，珂羅版印刷品的價值也有所體現，從古籍拍賣會上珂羅版印刷品的成交情況來看，一些珂羅版印刷的名家作品集，或者是彙集多位名家的作品集的成交情況都比較好。

珂羅版印刷品使用的紙主要是宣紙，很傳統，但是這項技術卻是從國外引進的。珂羅版技術大約發明於1869年，是由德國人阿爾倍脫髮明的，真正傳入我國是清朝末年的光緒年間，第一件印刷品是在上海徐匯區土山灣的宗教印刷所印的聖母像，這是最早的印品。以前都以為珂羅版是從日本引進的，而日本實際上也是從西方引進的，其技術比較發達，珂羅這個詞實際上就是日文的“膠質”的一個譯音，所以珂羅版也叫玻璃版。

珂羅版的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為板基，然後在玻璃上塗上明膠印刷質，在上面通過照相製版，把圖像反映到膠質上，再通過採用水墨相斥的著墨原理用無網點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來。珂羅版是從歐洲引進的一項西方的技術，但是經過我國幾十年、上百年的學習應用融化，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傳統技術了。珂羅版印刷品精美逼真，許多文人雅士都非常喜歡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手工業逐漸被人忽略，但是它的收藏價值卻提高了，比如珂羅版印刷品。

珂羅版印刷的特點就是平板印刷，無網點，所以能夠忠實地反映這個圖像的原形，層次也比較豐富，可以達到毫髮畢現的複製效果。

珂羅版印刷範圍主要是複製繪畫，再一個就是墨跡、碑帖、古籍善本、古籍圖錄等等。珂羅版影印的碑帖，亦稱碑拓，例如《曹全碑》是傳世最早的名拓本，號稱海內第一初拓本，這是最早的一個本子。其他的形式有影印的古籍善本、古器物的圖錄等等。新中國成立后，珂羅版技術也作為一種傳統技術得到了保護和發展。像北京的文物出版社，上海的美術出版社，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都印了大量的珂羅版的印品。

一種複製精準、效果逼真的印藝技術，於19世紀60年代由德國攝影師阿爾貝特所發明，到二十一世紀已有140年的歷史。這種早於膠版印刷而出現的技術自1876傳入我國。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再現稿件的色彩、層次，達到逼真的效果，在印製手稿及書法繪畫作品方面，顯示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後來隨

著膠印技術的出現，珂羅版印刷曾一度衰弱。我國許多珂羅版印刷廠家被關閉，這種工藝也似乎被人們遺忘。首先，珂羅版是一種傳統的印藝技術。其工藝流程為：研磨玻璃、塗布感光液、接觸曝光、顯影、潤濕處理、印刷，一百多年來並未有太多的變化。製版時網線極細，印品無網點，依靠不規則皺紋的疏密來表現畫面的深淺層次。

珂羅版由於版基是玻璃，印刷部分和空白部分是明膠，印力不高，一般一塊印版僅能承印100至500份左右，最多不超過1000份。一台機器一天最多也就印幾十張。印刷時全部為手工操作，對工藝要求極高，可印於紙張、絹及絲綢之上，且是專色壓印，不會造成顏色偏差，能充分表現書畫藝術品的色彩搭配、層次豐富的墨韻彩趣。這也正是為什麼珂羅版最適合印刷名人書畫、碑帖、珍貴圖片、文物典籍等精緻高級的藝術品的原因。

珂羅版印刷最講求的就是精細，每一步都馬虎不得。前期製版時，因為是採用照相分色處理，膠片對畫作原稿的信息記錄難免會有所丟失，這就需要進行人工修版，然而在這道工序上，修版技師並不是僅憑著足夠的仔細就能做好的。對於修版師的工作，百雅軒常務副總經理劉航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百雅軒負責修版的幾位同事與普通印刷廠的修版人員有很大的區別。他們都是美術院校科班出身，有著非常深厚的繪畫功底。絕對不會只進行機械性的修版操作，而是會從藝術角度理解畫作，所下的每一筆都是為還原畫作原稿所要表達的意境，這樣才能保證修版后體現出藝術品的精髓所在。”對藝術品的感覺不僅在修版上，從接觸原稿到印刷完成，百雅軒務求再現原作風采的工作態度貫穿始終。

在劉航看來，開始複製之前與書畫的作者或收藏者溝通是百雅軒的一道非常重要工序：“能夠接觸到的原稿有好幾種，但博物館保藏的藝術品，是絕對不可能拿得到的，只能去館中拍反轉片進行複製。如果要複製的是藝術大師們自己手中的作品，百雅軒通常會盡量拿到原作。在每次開始複製

一幅作品之前，技術人員都會開入稿會，與書畫作者在一起進行探討，聽取作者創作時的體驗，了解作品所要表達的意境。等到對作品本身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後，才會確定出所要使用的專色數量以及其它每一步工序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珂羅版印品能夠忠實地再現連續調圖像，效果超過平版和凸版印品。憑藉於此，古老的工藝才得以保持延續。北京作為文化名城，書畫藝術名家眾多，加上全國最大的博物館——故宮——館藏無數。對於百雅軒來說，可以複製的畫作實在豐富，那麼書畫複製品北京乃至全國市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近年來，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印的《神策軍碑》、《樂善堂法帖》，徐悲鴻紀念館印的《灕江煙雨》、《奔馬圖》，這些都是很珍貴的藝術品。這些真跡通過一件化身百件千件，可以說就是使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了，成為老百姓家裡裝飾居室、珍藏的藝術品了。

珂羅版的印品從19世紀開始，一直到最近還在印刷，所以如何區別良莠至關重要。要選擇一些大的出版單位印的書籍或書畫作品來收藏，再一個就要看其保存的品相。珂羅版印刷藝術在近幾十年有了相當的增值空間，但是它和其他門類的藝術品相比還是差得比較遠。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珂羅版的印刷品將會受到更多關注，其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會更被看好。

為保護那些具有高度藝術價值或歷史價值、科研價值的書法、繪畫作品，常常會由文物部門組織專業人員從事書畫複製工作，書畫作品的複製主要採用的是：人工臨摹法、照相複製法、木版水印法、和珂羅版法、相比較幾種複製技術而言，珂羅版複製法在複製要求、複製技術方面具有明顯地優越性。

珂羅版複製法，即珂羅版印刷，又稱玻璃版印刷，它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藝的一種，1852年英國科學家塔爾博特發現經過鉻酸鹽處理的明膠膜層曝光后表面會發生硬化的現象。1867年至1871年間德國慕尼黑攝影師阿爾貝特根據這一原理，以玻璃版基用於實際印刷，從而發明了珂羅版印刷。珂羅版印刷經歷了單色製作、雙色套印、多色套印到多色接版套印的發展過程。經過人們不斷加以改進，這種傳統的印刷技術越來越科學化，同現代科技與設備相結合，進行電腦掃描、製作，電子分色機自動分色，其複製效率和複製質量大大提高，縮短了複製周期，滿足了廣大書畫愛好者的收藏願望，同時，加強了珍貴書畫作品的流傳。

人工臨摹法的特點是模擬度高，但藝術要求較高，必須由具備較高藝術修養的專業人員進行複製，且效率較低。木版水印法的特點同樣如此，工藝複雜，效率低，而膠版複製與照相複製只適用於易於成冊，模擬要求不高的複製工作，其特點是效率較高。各種書畫的複製方法運用的範圍不同，各有千秋，相比較而言，珂羅版複製法的特點更為實用，該技術的模擬度較高，適用於筆觸變化多，墨色層次豐富的書畫作品，而且效率比木版水印和人工臨摹高得多，同時，還適用於各種材質的印刷複製工作。

二十一世紀以來，珂羅版中國古代書畫作品複製工作中運用較多，彰顯其優點。如元代山西永樂宮壁畫的複製、文物出版社組織的宣紙線裝本中國版刻圖錄以及故宮、上海、天津、遼寧等博物館的藏書、繪畫多採用該項技術。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珂羅版印刷也會不斷地完善，在繼承與發揚中國書畫文明，擴大流傳範圍的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照相——修版——曬版——印刷

照相的目的是獲得複製對象的軟片。採取4開製版照相機，利用濾色鏡拍照取得與原稿等大的軟片。對於原稿特別珍貴，不能離開收藏地點與條件的（如古代壁畫）首先拍得反轉片，利用電子分色機分色製成符合印刷要求的軟片。

珂羅版製版是在磨砂玻璃上澆塗一層骨膠與重鉻酸鹽配製的感光膠膜，經過烘乾，用陰圖片塗敷在膠膜上曝光，再從背面做短暫曝光，經水洗、乾燥質，見光部分硬化而構成圖象。珂羅版圖象的深淺與膠版複製技術不同，不是用大小不同的網點來表現，而是利用膠膜硬化后微細皺紋的疏密來表現的。膠膜硬化程度與受光強度成正比，經潤濕后膠膜吸水膨脹程度則與之成反比，故版面形成與底片相對應的形狀不規則的纖細皺紋。吸墨量的大小與感光程度成正比，因此，印在紙上形成濃淡層次豐富的印刷品，在印刷材質上，不但可以在宣紙上印刷，也可以在綾絹、絲綢上印出滿意的效果。滿足了中國書畫作品的特有的要求。在製版過程中，烘乾膠膜時，溫度控制對版面膠膜的微細皺紋的變化起決定作用。溫度過高過低形成的褶皺就粗糙，無法印刷。經實驗比較，溫度控制在65℃時，膠膜褶皺最為細膩。

由於溫度難以控制準確。因此，製版后需要對版面膠膜的軟硬度及時調整。主要用甘油、檸檬酸、福爾馬林、氨水等。

由原來規矩套印改為十字線套印。具體做法是：進行軟片拍照時 在軟片四邊固定好4至5個位置的十字線符號，用以印刷定位，在宣紙第一版印后將十字線挖開，並在印刷背面做上位置相同的十字線符號，印第二種色時，將紙張上的十字線符號與版面上的十字線套准即可。以後每次都以十字線為基準，即能達到印刷圖象的色彩一致。十字線套印還可以發現紙張的縮漲。

因宣紙的最大特點是吸水、吸墨性強，同時易導致紙張的韌性因縮漲而發生變化，多次多色印刷很難保持圖象的一致，這就需要通過十字線套印在印刷前比較紙張縮漲狀態，對宣紙使用加濕器和烤箱做乾濕處理。多色接版套印的複製版面也不受任何限制，整個畫面不會留有印刷后拼接的痕迹。除了珂羅版複製法外，古代書畫還可以採用其他的複製方法。如：人工臨摹法、木版水印法、照相複製法、膠版複製法等等。

由於大多數人並不熟悉這種神秘的彩印技術，書畫市場上經常會 出現有珂羅版印刷品夾雜於古代書畫之中冒充真品。不可否認，珂羅版印刷對傳統意義上的書畫流通市場帶來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人們不得不將之列為書畫鑒定的範疇。

談到這一話題，百雅軒常務副總經理劉航表示要想讓人們接受珂羅版複製品，還要花些工夫。“中國書畫的淵源已近兩千多年，而造假活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書畫的發展而存在。早前的造假無非是臨摹，近現代人們有了更多的手段進行造假，利用珂羅版複製也是其中一種。所以很多人一提到書畫複製就認為一定是在造假，從而不願意接受複製品。這對珂羅版書畫複製來說既是尷尬，但同時也是一種肯定。”雖然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但百雅軒進行書畫複製的意義卻是毋庸置疑的。不難理解，書畫真跡是獨一無二的，並不是有錢就可以收藏得到，更不用說大多數人的經濟能力還達不到可以收藏名人真跡的實力。通常，書畫真跡或為博物館收藏、或為

收藏家所有，這些藝術品幾乎不在市場上流通，人們恐怕連看一眼的機會都很少。而且即使是由於種種原因有的畫作會被拍賣，那它的價格也往往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夠承受的，比如5月份吳冠中先生的一幅作品在拍賣會上拍出了1870萬的價格，拍賣之後很有可能大多數書畫愛好就再也看不到原作。百雅軒通過對這些書畫藝術品進行珂羅版複製，以人們能夠接受的價格推向市場，使人們同樣能夠得到藝 術的享受。

即使珂羅版印刷能做到與原稿分毫不差，但在價值方面，複製品與真跡是不能進行比較的。這樣看來，人們接受書畫複製品除了能滿足感觀上的藝術享受外，是否就沒有其它意義了呢？對此，百雅軒做了充分的工作，以保證複製品收藏者獲得更高的藝術價值，劉航介紹說：“百雅軒在對書畫珍品進行複製前，已考慮到傳播範圍，以及複製品的價值所在。對待每一件畫作，都是限量複製，務求做到少而精，這樣一方面保證了我們的產品在市場上能流通但不會泛濫。如果複製的是健在藝術家的作品，我們還會請作者在每幅複製品上簽字，比如百雅軒從2003年開始複製了一批吳冠中先生的畫，每件複製品上都有吳老的簽名並配有相應的批號和證書另外像我們複製的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藏品，每一件產品也都配有相應的批號及故宮的鑒定證書，這在某種意義上講，使複製品具有了一定史料價值。而且這樣做還能為產品帶來較大的升值空間。”

在西方國家有很多博物館都是自負盈虧的，通常都會利用自身的館藏資源做出複製品，並作為旅遊紀念品出售給遊客。他們所使用的複製技術多為珂羅版印刷，隨著國際交往的加深，很多到歐洲旅遊的國人往往會帶回一些外國名畫的複製品作為紀念。在我國，這個行業的市場潛力非常大，僅以行政區域化分，各個省的博物館及文化底蘊較深的地級市博物館、院加在一起至少有50家以上，另外還有一大批諸如徐悲鴻紀念館、齊白石紀念館等以個人名義成立的著名館、院。百雅軒也正是看中了珂羅版印刷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前景，雖然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內的書畫複製品市場還處在起步階段，假以時日一定可以和國際市場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