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題

這是一首具有幽默與冷嘲特色的政治諷刺詩。作者巧妙地將幽默與冷嘲相結合，嬉笑與怒罵為一體。在幽默與嬉笑中，蘊含著譴責，在冷嘲與怒罵中，深藏著犀利的攻擊。既無情地揭露與控訴了日本和國民黨消極抗日派虐殺人民的罪行，又對遭蹂躪與殘害的人民群眾，寄予真摯的關懷與深切的同情。

這首詩詩句雖簡短，卻意境高遠，構思精巧，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造詣。詩的前三句鋪墊蓄勢，結句則升騰“顯志”。一、二兩句寫實，勾勒出“禹域”被蹂躪。“逸民”被殺戮的凄寒慘象。這兩句，既進行鮮明對比，又構成因果關係。“禹域”上空的“飛將”，與地上“蝸廬”中的“逸民”，對比強烈而鮮明。前句為因，后句為果。“飛將”愈“多”，則“禹域”愈險，“逸民”愈慘。一個“多”字，極言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消極抗日派轟炸之盛，一個“剩”字，狀寫了他們對人民戕害之慘。一“多”一“剩”，既是對敵暴行的揭露與控訴，也是對人民苦難的關心與同情。第三句在前二句寫實的基礎上，為結句蓄勢而過渡；一個“邀”字，形象又逼真地狀寫了“逸民”死裡逃生的孤獨與凄寒的心境。結句則在前三句鋪墊蓄勢的基礎上，詩意陡然升騰飛躍，如“銀瓶乍破”，洪濤決堤。在此，作者將久積於心的滿腔怒氣，借“玄酒頌皇仁”的反語，傾瀉出來。一個“頌”字，意味深長，既含有辛辣的諷刺，又隱藏著控訴，將他們的“王道”、“仁政”，揭露無餘。

這首詩的藝術特色，有兩點：一是含蓄的諷刺，也就是冷嘲，從字面上往往不易看出來，而實則含有對國民黨政權的深刻抨擊和辛辣諷刺；二是貌似誇張（對飛機轟炸情況的形容），實際上是對當時現實的高度概括，高度集中。

現代詩人錢璱之：“這首詩語意比較含蓄，但諷刺性極強。”

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秘書長鄭心伶：短短二十個字的小詩中，運用多種藝術手法，或詞義翻新，或鮮明對照，或用暗示，或用象徵，或用反語，或精鍊含蓄，又自然通俗。在構思上更顯得巧妙，如一、二句紀實，第三句過渡，均為下一句蓄勢，等到結句語正意反的升騰而起，並且夏然而止，收束得非常有力，耐人尋味。

據《魯迅日記》，此詩是1933年6月28日應黃萍蓀索書而寫。黃萍蓀托郁達夫請魯迅寫字，魯迅即回以此詩。當時，正是國民黨消極抗日派在日本步步緊逼之際，高叫“攘外必先安內”，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軍事圍剿，用飛機轟炸根據地人民之時，作者魯迅作此詩以痛斥他們的行為。

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魯迅早年先後求學於三味書屋，以及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1903年，魯迅成為前往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在日本，他最初學習醫學，在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及目睹國民麻木的現狀后，決定棄醫從文。回國后，他曾在北京政府擔任教育部僉事，1925年因支持進步學生而離職。任教中山大學時，又因反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辭職。1930年，發起組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曾避居於上海內山書店。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是《新青年》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1918年他發表《狂人日記》時，首次採用了筆名“魯迅”，之後廣泛使用這一筆名。他的一生，創造了大量進步的文學作品，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

1936年，魯迅因病逝世，享年55歲。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毛澤東曾讚譽：“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