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題

關於這首詩表達的意思有兩種說法：

一是阻郁達夫搬家說。

“洞庭木落楚天高”句，描寫了深秋時節，樹葉都落了，天氣高遠，洞庭湖邊一片肅殺蕭瑟的景象。詩中以洞庭湖比西子湖，隱喻杭州政治高壓的氣氛。“眉黛猩紅涴戰抱”句，寫女人的殷紅的脂粉染污了戰抱，隱喻兒女情長，只會使英雄氣短。魯迅在此委婉地勸郁達夫不要沉溺於兒女情長。最後，魯迅以屈原比郁達夫，認為郁達夫此去杭州，就像屈原一樣，在洞庭湖畔、沅湘之間的草澤之中悲吟，最終自沉於汨羅江，從而失去《離騷》，連文章都做不得。在這裡，魯迅敏感地意識到，郁達夫的遷居杭州，對郁達夫本人，對他的前途、個人抱負和才華，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損失。而“吟不得”的原因，正如詩中上二句所說的，一是杭州的政治高壓，二是郁達夫沉迷於個人兒女情長的小圈子，自甘落後。詩的意思前後照應，構思巧妙。

全詩隱喻得當，以洞庭比西湖，以屈原比郁達夫，含蓄雋永，構思巧妙。同時，描寫的意境高遠，表達的感情深厚，勸喻委婉而深刻、貼切。

二是揭露國民政府的文化圍剿說。

全詩巧借楚辭，敘寫往事，將國民政府的兩種“圍剿”揉合一起，使詩的意境高遠，天然合拍，顯示了作者高超的藝術造詣。詩的前兩句，揭露聲討國民政府的反革命軍事“圍剿”。首句點明時間地點，渲染氣氛，次句寫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鬥爭。一個“流”字，將反革命屠殺的殘酷性，揭示得淋漓盡致。同時，還展現了根據地人民由反抗到掙扎、到壯烈犧牲的鬥爭過程。詩的后兩句，揭露、聲討國民政府的反革命文化“圍剿”。詩人運用屈原“行吟澤畔”的典故，深刻地揭露了國民政府對進步文化的摧殘，已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楚懷王等封建統治者，比他們更反動，更兇殘。巧用對比手法，妙筆生輝，以失《離騷》一語結束，啟人深思。

原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劉大傑：這首詩意境高遠，感情深厚，造句遣辭，不同凡響。使我們體會到的，是在那一個戰禍連年、哀鴻遍野、特務橫行，文網嚴密的時代，連說話寫文都完全失去了自由。提起往日的屈原，在苦難中，還可以澤畔行吟，還可以寫“離騷”、 “天問”，魯迅連這一點自由也沒有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那是一個多麼黑暗的時代！

現代文學家郁達夫：“這首詩是魯迅七絕中的壓卷之作。”

這首詩是魯迅於1932年12月31日，書贈給郁達夫的，后編入《集外集》時，將《日記》錄存的原詩作了三處改動，將“浩蕩”改為“木落”，“心紅”改為“猩紅”，“吟亦險”改為“吟不得”。

1928年，郁達夫與杭州王映霞結婚，寓居上海。因郁達夫是杭州富陽人，王映霞是杭州人，婚後，郁達夫或因事、或養病而在杭州逗留，因此有欲定居杭州的打算。1932年11月10日，郁達夫在杭州寫給王映霞的信中說：“洪（指洪雪帆，現代書局老闆）若有信來，則《弱女子》落得賣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這錢賣了，可以到杭州來買地皮或房子。”此後，郁達夫從杭州回到上海，於12月30日，受時任上海《申報·自由談》編輯的黎烈文之託去魯迅家，向魯迅約稿。魯迅在郁達夫來訪后的第二天，書寫此詩贈郁達夫，勸郁達夫不要遷居杭州。（勸阻郁達夫搬家說）

1932年6月，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反共產黨軍事“圍剿”；與此同時，亦強化文化“圍剿”。因此，當時革命“文藝是在受著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首詩就是感於當時文化氛圍所作。（揭露國民政府的文化圍剿說）

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魯迅早年先後求學於三味書屋，以及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1903年，魯迅成為前往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在日本，他最初學習醫學，在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及目睹國民麻木的現狀后，決定棄醫從文。回國后，他曾在北京政府擔任教育部僉事，1925年因支持進步學生而離職。任教中山大學時，又因反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辭職。1930年，發起組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曾避居於上海內山書店。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是《新青年》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1918年他發表《狂人日記》時，首次採用了筆名“魯迅”，之後廣泛使用這一筆名。他的一生，創造了大量進步的文學作品，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

1936年，魯迅因病逝世，享年55歲。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毛澤東曾讚譽：“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