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明

湖南省長沙縣人，毛澤東原配夫人楊開慧的堂弟。1905年生於長沙縣白石鄉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1916年上隱儲高小讀書，1924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受毛澤東、楊開慧的影響，參加革命工作。1925年秋，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任幹事，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奉命回湖南開展農民運動。長沙馬日事變后，被派往安源組織工人糾察隊，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毛澤東回湘領導秋收起義時，他參與組織安源工人武裝起義，上井岡山。1928年調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省委秘書長，多次被派往井岡山紅軍和湘贛邊界特委，了解情況，指導工作。7月，湖南省委委任他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曾與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一道錯誤地執行省委要求紅軍向湘南去的命令，對造成湘贛邊界和湘南兩地八月失敗負有責任。9月因患病，由譚震林代理特委書記。他在隨後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委員。

1929年初病癒后，任紅五軍政治部主任，不久奉命代表井岡山前委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他撰寫了數萬字的書面報告，就湘贛邊界的政治、經濟形勢、湘贛邊界武裝割據和紅軍鬥爭經驗，以及他對有關工作的建議等十餘個問題，向中央作了詳盡的彙報和分析。黨中央派他任湘鄂贛特派員，赴長沙、武漢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並參加中共武漢特別支部。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他參與恢復和重建武漢地區黨的組織。9月，任中共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員。年底，因叛徒出賣，在漢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押回長沙。在敵人的嚴刑逼供下堅強不屈。1930年2月22日在長沙識字嶺英勇就義，年僅25歲。

“八月失敗”是井岡山鬥爭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經、楊開明來到井岡山（當時井岡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直接領導的），指令紅四軍離開井岡山，“留下200條槍”，“殺出一條血路，向湘南資興、耒陽、永興、郴州一帶發展”，以造成四縣的鄉村割據，對衡陽取包圍形勢，而且要“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毛澤東則認為敵強我弱，出擊時機不成熟，並致信湖南省委希望能重新考慮。7月4日，湘軍2個師向井岡山發起進攻，紅四軍軍長朱德、軍委書記陳毅率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下山主動迎擊，戰鬥很順利。但部隊在返回井岡山時，卻出現了重大變故。7月12日晚，當紅軍大隊進至酃縣（今炎陵縣）時，紅二十九團竟借口湖南省委有要紅四軍去湘南的命令，瞞著軍委和上級軍官，私下召開士兵委員會，決定13日將部隊開往湘南，而且帶路的人都找好了。紅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這個團的官兵大都由宜章農民組成，本土觀念很重，不習慣井岡山的艱苦生活。朱德、陳毅得知后，一方面向毛澤東報告，一方面在勸說無果的情況下，強令該團回師井岡山。但因為這些官兵思鄉心切，許多人磨蹭不願走，部隊秩序大亂。朱德、陳毅只得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特派員杜修經、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提出執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7月23日，部隊到了郴州。考慮在此駐紮的國民黨范石生部隊曾掩護和接濟過南昌起義部隊，朱德本不想攻打郴州，但在杜修經以黨的紀律相逼之下，他只好下令攻城。守城敵軍不戰自退，但不久即開始反撲，二十九團腹背受敵。朱德、陳毅急令紅二十八團支援，但面對數倍於我的敵人，部隊作戰失利，不得不撤退。然而，此時二十九團的官兵因惦記著在宜章的老婆孩子，不聽命令紛紛往宜章方向潰散，部隊頓作鳥獸散。1000餘人的部隊最後只剩下200多人，部隊的建制被打掉了，紅二十九團從此不再存在。

在紅軍主力兵敗湘南時，井岡山根據地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8月上旬，由於紅軍主力遠征湘南，贛敵憑藉強大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向井岡山根據地發起了猛烈的進攻。為保存實力，紅三十一團、三十二團及地方武裝力量不得不退入山區堅持游擊鬥爭。敵人相繼佔領永新、蓮花、寧岡，邊界的縣城及平原地區，並對根據地的革命群眾實行了瘋狂的報復，白色恐怖遍及邊界城鄉，黨的組織和紅色政權大部分損失殆盡，此事史稱“八月失敗”。

“八月失敗”使紅四軍遭到了重創， 4個月後，毛澤東、朱德便不得不率紅四軍出擊贛南，從此離開井岡山。在離開井岡山之前，毛澤東先後寫下了兩篇彪炳史冊的著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前一篇為毛澤東於1928年10月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一部分，后一篇是毛澤東於1928年11月份寫給中央的報告。在這兩篇文章中，毛澤東先後5次點名批評杜修經、3次批評楊開明。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是這樣批評杜修經：“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期，反而採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

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這樣批評杜修經和楊開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支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

“八月失敗”后，毛澤東在湖南桂東縣城與朱德、陳毅會合，商議召開一次會議，總結紅軍大隊冒進湘南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的行動計劃。會議根據杜修經在“八月失敗”中所犯的錯誤，建議湖南省委對他予以處分。同時考慮湘南的工作需要，提議杜修經和龔楚（后叛變）組建湘南特委，杜修經暫任湘南特委書記。對此，杜修經當即表示服從工作分配，立功折過。1928年底，杜修經奉中央要求，前往上海，期間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彙報八月失敗以及他在湘南特委的情況。1929年8月中旬，杜修經在漢口參加了湖南省委第三次會議，后回老家慈利縣尋找賀龍部隊。因種種原因所致，他既無法聯繫上賀龍方面的人，又無法與省委取得聯繫，就這樣，他脫離了黨組織。

1932年，杜修經來到上海，后加入“左聯”，組建抗日救國會。 1937年國共合作開始后，杜修經幾經周折來到江西大余，幫助收編整訓新四軍。1938年春天，杜修經輾轉來到長沙，在徐特立的介紹下，到湖南省文藝界抗敵後援會工作，並重新申請入黨。8月，杜修經等被派往國民黨第七十軍干訓班受訓（即打入該軍發展黨組織），干訓結束后，被分配到部隊中。但在抗戰後期，杜修經又一次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1947年，杜修經幾經周折回到家鄉，從事教育事業，直到家鄉解放。

1949年10月，時任中共湖南常德地委委員的蹇先任和蹇先佛姐妹回故鄉慈利為父奔喪，與參與治辦喪事的杜修經相遇。11月，蹇先任擔任慈利縣縣長，在她的動員下，杜修經在縣政府擔任秘書，不久又擔任副縣長。1957年春，在黃克誠等人的關照下，杜修經到長沙任省委觀察員。1962年起，因形勢需要，省委需要撤離部分幹部，杜修經又被安排為常德師專（現湖南的文理學院）副校長，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因歷史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杜修經一度被打成反黨分子，在學校從事養豬、掏糞及其他苦力勞動。

1985年，杜修經再次提出入黨申請，並上報到中共湖南省委，終被批准。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八月失敗”始終是杜修經人生之中無法抹去的一個陰影。他曾說“八月失敗”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他心頭上，自己常常感到內疚和自責。1987年，杜修經在《八月失敗》一文中寫道：“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的時候，我作為湖南省委的代表，攜帶著省委對邊界紅軍的錯誤決定上井岡山，從而導致紅軍大隊冒進湘南，造成了井岡山鬥爭的‘八月失敗’。”“我那時思想水平低，只停留在承擔責任的認識上，還簡單地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造成‘八月失敗’，使年輕的紅軍損失一半，邊界政權盡失，被殺之人，被燒之屋，難以數計，幾毀中國革命根基，其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憶‘八月失敗’的經過及其先後，我仍是內疚之深，寢食不安！”

2007年11月13日，歷經一生風雨沉浮的杜修經在湖南常德逝世，享年101歲。

“八月失敗”后不久，湘贛邊界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開緊急會議，楊開明被選為書記。8月底，因楊開明生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書記。10月初，紅四軍在寧岡茅坪附近的白雲寺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楊開明仍被選為特委書記。因病情未見好轉，其職務仍由譚震林代理。1929年初，楊開明在病情有所好轉后，任紅五軍政治部主任。不久，他步行20多天趕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期間還抱病寫了3萬多字的《楊開明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就湘贛邊界的政治、經濟形勢、湘贛邊界武裝割據和紅軍鬥爭經驗，以及他對有關工作的建議等10餘個問題，向中央作了詳盡的彙報和分析。隨後，黨中央派他擔任湘鄂贛特派員，在長沙、武漢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先後參與恢復和重建了武漢地區黨組織和湖北省委。9月，任中共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員。1929年底，因叛徒出賣，楊開明在漢口不幸被捕，后被押回長沙。敵人在得知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后，對他嚴刑逼供，而他始終堅強不屈。1930年2月22日，敵人將楊開明押往刑場。在赴刑場的大街上，楊開明一路高喊革命口號，使敵人惱羞成怒。殘暴的敵人喪心病狂，先是用刀刺向楊開明的腰部，后又把刺刀插入他的口中。當日，楊開明在長沙市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敵人殺害，年僅25歲。同族親人及鄉鄰得知消息后，連夜趕往長沙，將他的遺體運回板倉安葬。

1982年3月10日，長沙縣在修繕楊開慧烈士故居板倉楊家老屋時，從楊開慧卧室后牆的磚縫中，發現了楊開慧寫給楊開明的一封未寄出去的託孤信。信是這樣寫的：“一弟，親愛的一弟……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我的依傍，你於是乎在我的心田中就佔了一個位置。”“我決定把他們——小孩們——託付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毛澤民，筆者注）長存，是不至於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於他們的。”從信中，足以看出姐弟之間深厚的感情，以及楊開慧對楊開明的信賴。

1963年3月，長沙縣群眾為楊開明烈士修葺石墓，並為楊開慧、楊開明、楊展（楊開慧之兄楊開智之女，1941年犧牲於河北）烈士合建一座紀念塔，塔高5米，正面刻“光輝常照後來人”幾個大字